本站原创2月22日,52岁的浙江兰溪香溪镇菜贩范国梁第一天在北京大学旁听.听完上午四节,他说感觉还不错.
2008年,范氏家族修族谱时,范国梁偶然发现自己是宋写作技巧学思想教育家范浚的第28代子孙,便起意要重新修订先祖古籍.由于之前只念过三年书,范国梁一横心,打定主意要上北大.
这件事传开后,有人佩服他的勇气,也有人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梦想,是中国版的“堂吉诃德”.事实上,在北大、清华等高校“游学”的旁听生数以千计,从二十出头,到年过花甲,形形色色.
“不去北大,死不暝目”
2月18日下午,范国梁带着简单的行李,坐火车来到了北京.
发现自己是范浚后人,范国梁从此迷上了他的著作,先后拿出全部积蓄7万余元重修范浚墓,又整理刊印范浚作品集.此番北上求学,他更是希望找到范浚所著《香溪集》的元代、宋代原本,把古文翻译成现代文.
虽然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不长,范国梁2000年退休后,却曾以总成绩286分获得全国大龄考生第一名,被贵州师范大学破格录取.本科毕业后,他又连续五年旁听该校研究生程.现在,他在北大和清华旁听的是中文系博士生程.
范国梁坦言,虽然积极自学,但要看懂古文很难.“字我都认识,但不能正确断句,很痛苦.”他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网上结识了曾在北大旁听的老乡柳哲,对方建议他来北京多学习学习.
通过北京大学中文系原办公室主任张兴根,范国梁拿到了北大图书馆的借书证、阅览证.上第一天,教授也没有另眼看待这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学生”,只是很平常地让他搬张椅子来坐.“北大真是个求知的好地方.”范国梁由衷地感慨道.
因为生活拮据,范国梁在距离北大约半小时车程的地方租了间10平方米的小屋,房租每个月700元.他还打算将原本旁听三年的时间缩短为两年.“平时吃用省点儿,没的时候去捡捡破烂挣点钱,总能熬过去的.”他计划将每天的生活费控制在10元以内.一锅8角钱的面条,配上5角钱榨菜,他就能对付一顿晚饭.
范国梁没有告诉家人他的打算,只是说“先去(北京)看看”.“先去看看”几乎是所有北京高校旁听生“敷衍”家人的话.
43岁的北大旁听生施经军,为了生计,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工地打工.没有住处时,他就栖身在下水道里.躺在阴冷的管道中,施经军常回忆起自己“红”过的那段时间.
年轻时,他在老家浙江的村里办过一份小报,报道村里团员的工作和乡亲们的生活,四个版加一份副刊,内容都由他采写.施经军还因此受过省领导的接见,“小村里的人受大领导接见是很荣耀的事.”他得意地笑了起来.
心怀文学梦,施经军曾数次提出要到北京闯一闯,都未能实现.39岁那年,施经军决定要为自己的文学梦做最后一搏,他对妻子说：“如果我再不去北大,也许永远就没机会了,哪怕是去看一看也行,不然我死不瞑目!”
窘迫的生存现状
嘴上说着“先去看看”,真的进了北大、清华的堂,这些旁听生都舍不得走.
施经军刚来北京那段日子,住在北大吉永庄附近的一处平房里,房租每个月220元.5平方米的房间漆黑、阴冷,只能放下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这是房东家的储藏室,以前还用来养过狗.
2007年,28岁的余云开来北京时,住的也是这么大间“斗室”.房子在香山附近,冬天没有暖气,每个月房租200元.由于离学校太远,余云开每天凌晨5点就起床乘车去学校,晚上9点半才能回家.房东李云霞说,余云开每天很少说话,就是看书.
“最难的时候一两天都吃不上饭.我只能给弟妹打,让他们寄些钱给我,或者找熟人借.”余云开说.他从不下馆子,都是自己在家做饭吃,但不管怎样节省,伙食费和房租加起来,一个月怎么也要500元.
来京旁听四年,余云开至今没穿过一件羽绒服,冬天只穿一件厚点的夹克.他说自己极少得病,顶多就是小感冒.“得病了就得写药、去医院,这些都得花钱.”余云开说.
找个工作,边打工边读书,是大部分旁听生的选择.
旁听生常俊曙幸运地当上了北大红三楼的保安.每天等老师全部离开办公楼后,他将大门上锁,巡视各楼层后,关上楼道的灯,一直值班到次日凌晨.
红三楼一楼的楼梯间被一道半米宽的木门隔出来,里面不足四平方米的空间里,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就是常俊曙的住处,也是他每晚读书的地方.每个月1000多元的收入,让常俊曙对现状很知足.
不被“家人”看好
矿业大学附近的一家地下招待所里,一张床位每个月400元.这里是69岁的清华旁听生李文超的住处.他已经成了这里的名人,辗转前来采访的记者走了一拨又一拨.
住在招待所里的其他人并不羡慕李文超.一些人还忍不住悄悄告诉记者,“劝他回去养老,他不听,这么大岁数读什么书?真搞不懂.”
“孤独?我不孤独.我每天都去听,晚上9点半才回来,一切都挺好,挺丰富的.”李文超的言语间似乎在掩饰着什么.
不少旁听生说,有时教室里同学太多,旁听生只能自己搬把椅子坐在过道里.另外,由于旁听生和正式学生在年龄、教育基础等方面的差距,也使他们极难融入正式生的群体.
常俊曙虽然吃住、读书、工作全在北大校园里,这里俨然已成了他的“家”,但有的“家人”并不看好他.
去年,常俊曙第一次考研落败,保安队里的一些人觉得这样的结果“再正常不过”.他的一个同事说,知道常俊曙在考研,队里的保安都会议论,“人家正式本科生都未必能考上,更别说他是大专毕业了.”
在余云开租来的小屋里,书本等物品摆得满满当当.虽然有些不愿承认,但书籍间摆着的化妆品,还是“泄露”了他有个女朋友.他承认,女友在精神和生活上给了他不少帮助.过去的两个除夕,余云开都在出租屋里度过,“不是没想过回家尽孝,我觉得我还年轻,还能多学东西、做点事情.”余云开说.
出路在哪里?
出路在哪里?无论是已旁听15年的柳哲,还是刚到京1个月的范国梁,都面临着这样的思考和选择.
2006年,23岁的王小兵辞职后,带着女友为了考研来北京旁听.他回忆道：“当时我想,要是考不上,我们就分手,不能耽误人家.”住在六郎庄的出租屋里,王小兵边复习,边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两个人靠发传单、看管库房、做苦力、做销售员来维持生计.
最终,他考上了民族大学的研究生,如今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很多旁听生都想通过这个途径改变命运,但代价太大了,现实能把人的精神压垮.”他说.
得知王小兵的经历,常俊曙很兴奋,“这正是我要走的路,考研,考博,最好以后能到大学里任教、搞学术.”今年1月,常俊曙第二次考研,报的是北大中文系.在专业全都及格的情况下,38分的英语成绩还是大大拖了后腿.“如果这次还没考上,就再考一年.”常俊曙这么打算.
穿梭在北大、清华、人大、航天航空大学的施经军,就这么忙忙碌碌过了四年.已有文章见诸报纸副刊的他,觉得自己离文学梦已经越来越近.
余云开目前正在修改一部12万字的书稿.此前,他将书稿寄给多家出版社,但只得到一家的回复,称稿子还需要修改.为此,余云开辞去了工作,在旁听之余,专心地改起了自己的稿子.
北京大学教务处相关人士表示,具有开放精神的北大并不排斥外来人员旁听.原则上,在北大旁听需要花钱旁听证,但不少旁听生不愿花这钱,确切的旁听生数量很难统计.
摘自《青年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