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在精神分析文论影响下,新时期文学批评改变了以往单一的社会学批评模式,提出了心理批评方法,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批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
关 键 词 ：精神分析学说；文学批评；心理批评
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建设,始建构于延安时期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一观念贯彻在此后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文学建设中,是这段时期占统治地位也是唯一的文艺批评标准.到后来,由于受思潮和庸俗社会学思想的影响,它逐渐变成了僵化的教条,严重制约了文学的自由生长.新时期,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人们开始了对包括文艺批评标准问题的新探索.姚鹤鸣说：“新时期文学批评学的学科建设,前后主要有三个阶段贯穿始末,最早是以批评标准的讨论为先声,算是撩开了批评学纱幕的第一角；紧接着的是一场轰轰烈烈、人人参与的文学批评方法论探索的热潮,以此引发了人们对众多的批评理论问题的研究兴趣；而热潮过后的平静则真正表明新时期文学批评学进入了第三阶段的实质性的学科建设.”①批评标准的讨论虽然因为某种历史局限实绩不大,但弥足珍贵的是它出现本身.它昭示了批评态度转变和观念变化的征兆,这是文学批评方法论热潮兴起的历史前提.在众多新批评方法论热潮的涌动中,心理批评是其中的一枚硕果.它在文学批评方法论探索热潮中崭露头角,并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心理批评著作.心理批评在新时期获得了相当发展,至今风头仍健.
勒昂•,艾德尔曾从四个方面阐说了精神分析学与文学批评理论的关系：其一,作品内部的心理学研究,包括两种模式：一是在作品本身的内部研究心理学因素,断不涉及作品的本原或历史；二是研究作品中可能存在的神话和原型.其二,创作过程研究,解释作家的艺术创造力.第三,传记研究,精神分析有助于传记作家开掘传记人物的无意识世界,以易被忽视的、似乎是无足轻重的细节,来阐述传记人物的人格.第四,读者与作品.②综观新时期心理批评实践,可以看出中国批评家大多集中在作品人物心理批评、作家心理批评和原型批评三方面.归纳起来说,具体地形成了这么几种心理批评方法：心理―社会批评、人物心理批评、象征批评和症候式分析,其中心理―社会批评属于作家心理批评,人物心理批评属于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分析,象征批评属于原型批评,症候式分析既可以分析作品人物,又可以分析作家创作.
一心理―社会批评
这种批评模式将作品和作家联系起来思考,探讨作家心理与作品的联系,即作家的个性、心理等因素是如何在创作中起作用以及这些心理因素具体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等方面的问题.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③可为这方面的代表.王晓明在这篇研究张贤亮小说的论文中,分析了作家深层心理因素为什么会形成,它在创作中得到了什么样的表现以及如何表现,表现的目的是什么等等问题.他认为,创作主体回顾过去,追寻苦难,是为了以审美的净化作用消除被痛苦磨难得有些变形的心理,恢复身心平衡,但作家在表现自己的感受和记忆的时候,常常不自觉地跨越理性意图,进入主体深层心理,从而暴露出人的本性,反思到自我的精神.对于作家主观表现意图和实际内心真情流露的这种矛盾,作者认为它表现了中国作家内心反省和忏悔意识等深层心理内容.可以看出,王晓明的心理批评对深层心理的认识受到精神分析的影响,但它不是弗洛伊德式的本能心理的直接翻版,而是着重于探讨社会、生活、历史等外在因素对人物的影响.从理论上说,它是将心理批评方法与社会历史批评内容的有机融合,故我称之为心理―社会批评方法.
在《不相信和不愿意相信的》④一文中,王晓明分析了三位寻根作家的心理与他们小说的关系,他说,韩少功存在“刻意追求楚人审美境界”与这种“追求所必需的心理条件”的心理矛盾,郑义是“把那种软弱的痛苦改造成为某种值得自傲的情感”,阿城是“曲曲折折的发泄”被社会“拒绝的怨忿”.作者运用的批评方法与上文如出一辙.
王晓明的心理―社会批评方法的突出贡献是注意到了作家心理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的多层次性以及这些层次之间的复杂立体关系.具体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决定作家创作成就的不仅仅有意识层面的因素,还有无意识层面的因素.第二,作家意识层面与无意识层面的内容倾向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还会出现矛盾和冲突.第三,由上述两个方面决定的作家创作心理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它同时决定作品内部构成也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分析一部作品时,我们要避免将作品内容与作家思想因素作机械对接的线性处理,避免单纯、片面或者孤立地看待作品本身或者作家个体的存在.如果消除了这种单纯性或者呆板性,我们在分析作品的时候总是能够发现其中内在构成的矛盾或者缝隙,透过这些缝隙,我们才能发现作家创作中真实的心理内容.对于理解作品来说,这些无意识心理恰恰是最重要的因素.
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⑤一书探讨老舍生平和其创作之关系,作者把老舍小说中的爱情模式、心理与他少年时代的人生经历联系起来考察,指出作家个体的人生经历是如何积淀成他的深层心理,再如何进一步表现在其创作的小说人物身上.反过来说,通过分析作品中人物心理内涵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它折射出的作家心理,对应着作家的人生境遇.所以说,作家写作的就是自己的传记,也只能是自己的传记.
学者们运用心理批评方法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批评成果,除以上提到的之外,其它比较重要的成果还有马俊山《曹禺：历史的突进与回旋》⑥、王晓明《潜流与旋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宋剑华《苦闷与自责：对于曹禺及其作品的精神分析》⑦等等.
心理―社会批评方法注重的是作家和作品的关系,它并没否定社会和作家的关系,但它认为社会和作品的关系是间接的,而作家和作品的关系是直接的.社会内容经过作家心理内化,带着作家的内心体验,打上了作家的个性和人格印记.社会生活被写入小说,与其说是文学“反映社会”,不如说是表现“作家心中的社会”,因此,主体创作心理在批评中就得到了重视和强调.
二人物心理批评
新时期人物心理批评的始作俑者和理论家是刘再复,他《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⑧建立了这种批评方法的理论基石.他认为,任何一个文学人物,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由相反两极所构成的.这个观点本身是比较绝对和机械的,但是,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刘再复提出这个观点,对突破传统反映论文学观的人物批评论是有贡献的,体现在：第一,他引入心理学方法研究文学人物；第二,他认为人物心理是复杂的、动态的有机整体.前者的贡献在于,它打破了用单一社会学方法分析人物的做法,具有方法论上的革命性意义；后者的针对性更强,直指“”错误文艺路线指导文学要塑造高、大、全扁平人物形象的做法,提请人们注意到作品人物心理的复杂性、矛盾性和深刻性.刘再复理论的最大弱点是他几乎摒弃了人物心理的实践性特征.虽然他在论述中几乎已经走到了对人物性格作实践关系考察的边缘,但他还是放弃了.他的影响主要是观念上的,即以心理批评方法考察文学作品和文学人物,尤以后者为重.
许文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袁静雅的心理结构》⑨,分析了苏叔阳的小说《故土》中的人物无意识心理表现,是新时期较早的一篇人物心理批评文献.作者认为,小说主人公袁静雅对待安适之和白天明的矛盾心理体现了潜意识和理智的矛盾、本我人格和自我、超我人格的矛盾.另外,尹鸿的《现代现实主义小说的探索》⑩和《精神分析学说与新时期小说创作》等文章分析了新时期精神分析小说创作中作家受精神分析启示用描写人物深层心灵世界来思考人性、人生乃至社会历史的心理学方法.
有的学者则将批评直接对准小说的性描写,对之作深层心理剖析.宋永毅《当代小说中的性心理学》分析了新时期小说中描写人物性心理的内容,看到了“性心理常常作为人物动作、情绪的内驱力存在”之于情节上的价值,甚至“还常常作为整个人物命运和爱情悲剧的最初潜因存在”的事实.贺绍俊、潘凯雄《面对一个文化现象的思考论新时期小说中的性意识》认为,新时期小说“通过描写性意识由对人性的否定开始转向对人性的肯定”,因此它“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许子东《文学中的三种“表现”》将“性描写”分为三种情态：“或者是增加色彩,或者是提出问题,或者是探索奥秘.”作者认为,第一种“性描写”主要反映了一种文化现象,第二种“性描写”主要反映一定的社会现象,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最高的是第三种“性描写”,即“深入到心理（包括潜意识）层次”的.区分文学作品“性描写”的高下,“不在于‘’本身,而在于如何描写.而描写中的差异则取决于不同的文学态度.”他鼓励艺术家付出道德热情和心理勇气,做敏感和艰难的“性心理”探索.
弗洛伊德本人在分析作家、艺术家和作品人物心理,比如达•,芬奇、哈姆雷特、俄狄浦斯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时,喜欢用俄狄浦斯情结理论,认为文学表现人纯粹的性本能,否认人物的社会属性.新时期也有人照搬这种理论模式,如黄桂元《赵玫的“涩果”及其情结》、汤斌《〈孔雀东南飞〉的悲剧与父系社会家庭结构形式的瓦解》等,前者分析了作家赵玫的创作心理“情结”,后者认为我国古代诗歌《孔雀东南飞》中刘、焦悲剧的真正原因是人物的心理“情结”.这种完全忽视人物的社会历史内容,照搬精神分析学说的人物心理分析模式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但这在新时期人物心理批评中有一定市场.
人物心理批评为突破社会批评的局限,既做了正确的反拨,也留下了历史的遗憾.刘再复在建构心理批评思维理论基础的时候,就宣言是将文学研究从外部规律转移到内部法律,使批评更符合文学本身特征,但是文学有没有真正纯粹的、绝对的内部规律呢?文学可以脱离社会实践和具体历史语境抽象存在吗?心理批评如果不能解决好这个方向性的大问题,势必走向与传统社会批评相反的另一个极端.从人的观念来说,从来没有超脱于历史和实践之外抽象的永恒的人.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社会不可分离,人是社会的人,而社会也是人的社会,人与社会是一个动态的相互塑造和影响的复杂关系.传统社会学批评忽视人的独立意义,是偏颇的,但如果心理批评又忽视人的历史实践意义,同样也是偏颇的.这个学术议题还有待当代学者继续努力,深入探索.
三象征批评
精神分析以“阉割焦虑”、“俄狄浦斯情结”、“压抑”、嫉恨、冲突、回归等概念来描述父子之间微妙的心理关系.南帆将之放在文化学的高度,考察“父与子”的心理关系和冲突模式在文学中的原型表现.他将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启示、荣格的集体心理遗传和原型批评方法有机整合起来,提出象征批评方法.他认为,家庭内部父子关系结构往往象征或者体现了某些重大的社会事件,在抽象意义上,它还预示了两代人之间的文化范式转换.
于是,他在一些描写父子冲突的小说文本中,发现了一系列隐喻性的心理关系并剖析了父子关系的各种复杂微妙的表现,如父子冲突隐喻了社会成员之间为争夺社会权力的斗争,文学中各种父子关系的变相,无父状态表达了一种人生悲凉无助的处境,寻父心理意味着对社会等级秩序的认可,家族小说的文化心理内涵,祖孙关系对父子关系的超越与回归.各种复杂微妙的父子冲突形式包括：从父子冲突,到儿子屈服于父亲,仿效父亲,到父子再度冲突；从无父、弑父、反叛父亲到寻找、恢复、称颂父亲；从反抗父亲到寻找父亲再到自己成为父亲；从原来抛弃父亲到后来从更高层次和意义上寻找父亲.
在这样的理论烛照下,他将古今中外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做了精彩的心理分析,如他看到了屠格涅夫《父与子》、巴金《家》、曹禺《雷雨》、刘恒《伏羲伏羲》中父子冲突的社会意义,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中的师生关系是父子关系的变相,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中的无父心境,他认为“文化寻根”是一次大规模的集体寻父,张承志《北方的河》、《金牧场》表达了成为父亲的心理,莫言《红高粱》、洪峰《瀚海》、方方《祖父在父亲心中》表达了儿子寻父失败的补偿心理,等等.
例如,在该书“父与子”一节中,他将“俄狄浦斯情结”、“阉割焦虑”到压抑等一系列精神分析独特概念纳入到父子冲突这样一个历史久远的传统话语当中来,从文化角度切入文学,从而将精神分析话语与中国文艺批评话语实现对接.他说,“很显然,弗洛伊德的检测说并未得到人类学的支持,但是,弗洛伊德检测说的‘象征价值’按照马尔库塞的形容却相应地导致一个结果：人们可以援引父与子在家庭内部的冲突方式隐喻社会范围内上一代权威与下一代反叛者之间的冲突.”如“人们可以将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中的大哥视为狂人的实际‘父亲’,也可以将文学史上某一位声名卓著的大师视为后代作家的父亲.”
南帆的象征批评是实验性的,却是创造性的.首先,如其所说,他是在象征层面上使用精神分析理论和术语,有着理论的自觉态度和话语的“狡猾”之处,而非当代某些人对西方文化的仰视姿态.这是有价值的态度和理论思考.其次,象征批评特别注重观照当下的文学实践症状,贴近中国文学的实际发言,也实现了理论上的“文学通过父子关系表明了一代人对于生存方式与境况的考虑”的目的.再次,尽管获益于精神分析理论的启示,但南帆显然不以指出中国作家对精神分析的运用和表现为目的,而是实事求是地归纳创作特点,不为理论羁绊.
四症候式分析
“症候”是精神分析治疗用语,也是精神分析心理学名词,意思相当于“症状”,但更深刻.高觉敷在《精神分析引论》里翻译成“症候”,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则翻译为“症状”.我认为译成“症候”要好些,因为症状是普通用语,而症候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指外在的现象,又隐含了决定这个现象出现的内在原因和在现象与原因之间隐晦、曲折的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弗洛伊德说：“神经病的症候,正和过失及梦相同,都各有其意义,而且也像过失和梦,都与病人的内心生活有相当的关系.”症候和心理之间的关系如同意识和无意识的关系,是立体的、矛盾的甚至对立的；而症状和原因的关系则简单得多,常常是一个平面上的因果关系.正如我们治病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为生理的病状只要在生理上给予治疗就够了；而意识和无意识的关系则复杂得多,意识可以表达无意识的内容,但这种表达是以象征、隐喻的方式,是间接的.因此症候的表现更为复杂.
蓝棣之用“症候”命名自己的批评方法,不但是在名称上,而且是要在实质上探寻将精神分析心理学原理借重到文学上来加以运用并创造出新的文学批评方法的努力.正如精神分析心理学通过挖掘人物无意识来揭示人物的深层心理真实,症候式分析方法则是要“透过具体的阅读、解释,进而理出作品的隐性结构,并将作品与现实错综复杂的关联加以勾勒出来”,目的就是探研“作品的底层（深层）与隐性意义”.
蓝棣之认为,一部作品产生有很多原因,有外在的,也有作家自身的,外在原因通过作家自身原因起作用.作家自身原因里有的是作家意识到的,作家清楚地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有的是作家不大明白,不易觉察到的,而这些,有时又主要支配和左右了作家的创作.从心理上说,文学创作是作家意识和无意识都起作用的过程,在某个层面上,作家和作品的联系类似于病人与梦境之间的联系.作家在作品中掩藏了他的病态,批评家于是成了医生和分析家,以作品为症候,通过分析这种症候,发现作家的无意识趋向和受到的压抑以及表达的方式、结果.这类发现反过来可以增进对作品本身的理解,作出某种解释,发现作品的潜在模式,并得以推测作家心理的“里层”内容.
症候式分析既可以分析作家创作无意识趋向,又可以剖析作品人物的无意识心理.在具体运用时,他还揉进了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方法,但主要是心理批评方法.他说：“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是可以在好几个层面上进行的.作家说出了什么样的意思,是一个层面,作家到底想说什么,又是一个层面；作品在实际上具有什么样的含义,它象征或暗示着什么,是一个层面,而作家没有明确察觉到他想说什么或说了些什么,也是一个层面.这个没有明确察觉的意向,看来是在很深的地方左右着作家的创作,甚至成为作家创作的潜在动因.”他把分析对象分成三个方面：“第一是作家创作时的无意识趋向,第二是作品中虚构人物的无意识趋向,第三是作家与读者之间没有意识到的关系.”
正是以这样的眼光,蓝棣之在被普遍解释过和研究过的现代文学经典中又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做出了“某些新的解释”.对作家创作无意识的分析,使他发现《呐喊》并不完全是有意之作,还有鲁迅无意识趋向的流露,是“意识和无意识结合的典范”.他还发现鲁迅对《离婚》里的爱姑是有些厌恶的.还有,他对钱钟书与《围城》关系的分析、曹禺与《雷雨》关系的分析也是相当独特的.对作品人物无意识进行解读,他发现柔石《二月》里的人物萧涧秋与采莲有了新的关系,还有对老舍《骆驼祥子》里祥子和虎妞关系的解读,对巴金《家》里觉慧与鸣凤、琴三者关系的解读等,都有相当新颖独到的发现.还有对作品中作家与读者没有意识到的关系的发现,比如他认为《骆驼祥子》故事的核心并非祥子写车三起三落的经过,而是虎妞对祥子的诱惑缠绕这样一个古老的故事.
蓝棣之的试验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在文本批评中,能够发掘出一些被日常阅读遮蔽掉的东西,其积极意义还是值得肯定的.
总之,心理批评方法是注重批评的科学化、专业化的现代批评观念的产物.对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文学批评的观念主要是寻找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的联系甚至其中的对应关系,强调典型、真实等问题就是这种批评观念和方法衍生出来的结果,代表人物如丹纳和俄国主义批评家别、车、杜等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人反对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提倡张扬情感、个性的批评观念,如王尔德和克罗齐等.20世纪以后,情况再次发生变化,批评观念的最大变化表现在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了,批评的科学化和专业化使它能够以主体的位置屹立在文学领域之内,20世纪因此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而区别于18和19世纪.在20世纪风行一时的各种批评观念中,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心理批评等都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建构,相应也就产生了各自的批评方法.心理批评方法进入新时期文学界,也表明了我们批评观念的变化和进步.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我们在和世界现代文学断流了近半个世纪后再次接轨了世界文学潮流.
严格说来,精神分析学说的心理批评观念有其片面性,它认为无意识心理本能的升华是产生文学艺术的根源,批评就是在作品中寻找表现作家无意识的各种“情结”.新时期一些小说注重写性欲,也有一些批评家努力挖掘作家和人物的“情结”,但这些小说和批评显然是少数,而且生搬硬套理论模式,成绩非常有限.上面所列举的各种心理批评方法,基本上是将心理批评观念和传统社会历史批评观念结合起来,心理表现主要取其美学上的意义,即作家的心理描写是否表现了人性心理的深刻性,给读者有益的启迪,心理表现、人物形象、社会生活是否达到了美学上的高度统一；社会历史内容是指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是否是本质的、真实的,作家塑造的社会生活形象和作家倾注在作品中的主观评价是否符合特定时代和地域的历史真实.将心理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结合的做法已改变了传统社会历史批评观念,是将现代西方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进行转化的一个成功个案,它既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原则,在一定社会历史的背景下考察文学现象,又吸收了20世纪科学批评方法的精神成果,建构独立的科学研究方法体系,是“新的美学―历史批评”观念和方法的成果.在文学批评对人的观念的关注上,新时期心理批评既吸收了精神分析学说强调人的独立性、个性的有益启示,又一定程度地保留了传统社会批评对人的实践性、历史性的合理推崇,它对人的理解达到了一定的辨证境界,标示了新时期文艺理论建设的高度.
注释：
①姚鹤鸣：《理性的追踪》,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②陆扬：《精神分析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③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上海文学》1986年第2期.
④王晓明：《不相信和不愿意相信的》,《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
⑤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学林出版社1988年.
⑥马俊山：《曹禺：历史的突进与回旋》,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
⑦宋剑华：《苦闷与自责：对于曹禺及其作品的精神分析》,《海南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
⑧刘再复：《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
⑨许文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袁静雅的心理结构》,《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第5期.
⑩ 尹鸿：《现代现实主义小说的探索》,《小说评论》1989年第6期.
尹鸿：《精神分析学说与新时期小说创作》,《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2期.
贺绍俊、潘凯雄：《面对一个文化现象的思考论新时期小说中的性意识》,《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4期.
许子东：《文学中的三种“表现”》,《文艺报》1986年3月29日.
黄桂元：《赵玫的“涩果”及其情结》,《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1期.
汤 斌：《〈孔雀东南飞〉的悲剧与父系社会家庭结构形式的瓦解》,《文学遗产》1989年第6期.
刘再复：《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读书》1985年第2期.
南帆：《冲突的文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页.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2页.
周英雄：《〈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序》,《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蓝棣之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
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陈骏涛：《关于新的美学―历史批评》,《中国青年报》1987年8月26日.
（作者单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项目号07B039］）
责任编辑 黄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