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党史研究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的重要组成内容,在强调其政治性和学科特殊性的同时,也必须尊重其作为史学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要摆脱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进一步开拓理论视野,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可资借鉴的优秀史学理论和传统,从解释性证成史学走向解释性评价史学,真正走上科学研究和发展之路.
[关 键 词 ]党史学；解释性证成史学；解释性评价史学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3-0029-02
虽然具有明确的政治性和较多的特殊性,但从学科性质上讲,党史属于史学研究的范畴,已经成为当今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的重要组成内容,党史学是以中国产生、发展的整个历程作为研究对象的.它从中国成立不久即开始萌芽,至今虽已发展80余年,但尚未建立起独立、完善、明确的学术品格和学术范式,与其他发展完备的史学学科相比,无疑还显得较为稚嫩.党史学要逐步走向理性化、规范化、科学化,需要摆脱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跳出解释性证成史学的窠臼,走向解释性评价史学,这种转折也将成为党史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所谓解释性证成史学,主要指现今的党史学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和政治权威形成的阐释主要是解释性和证成性的.史学的基础职责当然是要对历史事实的发展过程给予客观、真实的描述和解释,但仅有解释和证明,还是很不够的.要成其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学科,必须具有规范意义.研究主体应该在解释的同时对其研究对象（如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做出必要的分析、判断、反思和评价,并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价值论和史学的社会功能上说,研究历史就是要了解过去、把握现在、指导将来,即史学研究必须对历史事实做出分析、评价和反思,从而总结经验教训,为今后的发展和实践提供借鉴.不如此,史学则将丧失其相对独立性和客观性,丧失探索思辨的空间,也将丧失现实的社会意义,蜕缩成为描述而描述、为解释而解释的狭隘学科,“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也将成为一句空话,史学也会丧失内在的生命力和创新力.
解释性证成史学在本质上缺乏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和评价,缺乏相对独立的判断和分析,难以使人真正信服.其基本表现有三：一是主题先行.即结论是已经事先确定了的,然后再寻找相关的史料和观点进行论证,这是不符合史学规范的.从史学的学科规范上看,结论应该是在充分占有和分析史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和判断的产物,不能由外在的权威先验地确立结果,然后再去证明它的正确性和必然性.二是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合一.即历史的撰写者既是历史的参与者又是评论者,就如同在体育比赛中既是运动员又是记录者还是裁判员.任何一门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是要实现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相对分离,即研究主体应与客体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形成必要的理论张力,否则其所谓研究成果往往会成为主观意志的要求和的产物,缺乏科学所要求的基本形式理性和客观性.三是价值独断.即采取独断论的方式将自我的价值评价和取向唯一化,不愿进行对话和讨论.在学术研究中虽然要追求绝对的价值中立不可能,但在研究方法上保持必要的价值中立还是必不可少的.价值分析绝不应是独断的,而是可以进行讨论和对话的,是要以理服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辩证法”一词的原初含义即来源于“对话”.
解释性证成史学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对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会产生许多负面效应,对党史研究的科学发展也会有一些不良影响：首先,它使党史学难以形成独立的学术品格和基本的学术范式,混淆史学研究和政治宣传的界限,使研究者无所适从.其次,它使党史学难以做到形式公正,对民众的心理认同形成障碍.第三,难以避免泛政治化,无法实现客观、公正,难以达到总结经验、资政育人等以史为鉴的目的.历史不能是一笔糊涂账.我们必须从解释性证成史学走向解释性评价史学,对历史进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做出反思、分析、判断和评价,为后人的选择和行动提供借鉴.
要实现这种根本转变,首先要具有开阔的理论视野和相关的学术背景,秉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可资借鉴的优秀史学理论和传统.如中国古代即有两项优良的史学传统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一是“以史制君”传统,二是“帝师分离”传统.
记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说文解字》中就有“史,记事者也.又从持中.中,正也”[1].的说法,点出了史学的客观性、真实性问题.但与西方自古希腊即产生的私人修史的传统不同,中国古代基本属于官修史学,由隶属国家行政体制内的史官具体负责.史学大家范文澜先生曾指出,中国文化实质上是史官文化.[2]但值得注意的是,史官虽然隶属于国家的官僚体系之内,却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尤其在古代集权统治前期）,受到朝野舆论的广泛认同与尊重,即使是最高统治者也不能随意干涉和篡改史官的历史记录,即所谓“天子不观起居注”.史官们陪同在帝王的左右,将统治者的一言一行据实记录下来,他们“不掩恶,不虚美”的秉笔直书构成了对现实政治权威的心理和道德约束,迫使统治者们进行道德自律,从而形成了“以史制君”的传统,如董狐南史之名至今仍是信史、良史的重要代名词.
“帝师分离”也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传统,是指作为最高政治权威的帝王与作为思想权威的师的两分,即所谓“道统”与“政统”的分离,强调政治权威不能同时垄断思想权威、学术权威或道德权威等.在这一传统的保障下,古代的士人具有相对独立性、自治性,从而得以主张如荀子所说的“从道不从君”[3],以所谓名教代言人的身份对帝王的种种不合理行为加以分析和批判,构成对王权的精神和理论约束.政治权威与思想权威的分离是独立的史学品格得以建立的基本前提,若帝师合一,最高的政治权威同时成为最高的学术和道德权威,学术研究以政治权威的是非为是非,思想完全依附、屈从于权力,则没有了学术自由,史学也就会堕落为纯粹的解释学,失去了对社会反思和评价的能力,丧失了对社会的价值引导和批判功能.当然,这两种传统都是在中国古代人治社会的模式下产生的,虽然有一定的社会舆论和道德保障,但仍缺乏制度性的保证.要真正实现学术独立和自由,还必须有现代和法治的推动和保障.
回顾历史能昭示未来.党史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必须从一元论模式向多元模式转变,从解释性证成史学走向解释性评价史学.只有实现这种重要转变,党史学才能真正走上科学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