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中国政治结构的改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非凡且有目共睹.然而一个长期被外界甚至国内很多人所忽略的事实是：这30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国内政治变革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停滞不前,反而是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的.时至今日,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进程与30年前、甚至10年前相比都已大为改观,而随着中国对国际体系参与度的迅速提高,国内的政治变化在外交方面的影响也越发凸显,我们在研究当前的中国外交时,非常有必要首先理解其身后国内政治背景的复杂性.
中国近年来的政治变化大致可用三个关 键 词 概括,即制度化、分权化和专业化.具体而言,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有任期制制约的技术型干部集体领导制”时代.
首先,任期制度的变革是中国政治走向成熟的一大标志.从1998年李鹏结束第二届总理任期改任人大委员长开始,宪法中关于最高领导人的任期规定被正式付诸实践；2002年十六大颁布的新“党章”第30条重新划定了党的基层委员会任期；2006年8月出台《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县级以上干部均不得连任超过两届（十年）；2007年十七大修改的“党章”第11条把任期制约扩大到了党代会的代表.这一系列行动表明统治方式正在向制度化转变,而任期制的逐步确立使得当今中国的政治风格与之前长期的帝制时代和20世纪的“强人政治”时代迥然不同,领导人在全国范围内已无法再依靠超长期掌权甚或个人崇拜获得绝对权威.
其次,在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政治始终伴随着垂直和横向的两个分权化过程：即垂直方向上的权力越来越下放到各地方,而横向方面则表现在内部的分权化情势加强.以十七大后的最新一届政治局九大常委为例,其职责分工见表格所示.
在这九位最高领导人当中,除胡、温统筹和协调大局外,各自的分工都非常明确,其余七人在日常的执行工作中不需要相互负责,但对提交到政治局的国家大事,即使是由“一把手”提出的,都必须由九人全体讨论解决.由于当今的这一代领导人彼此的政治生涯中并无太多交集,不像当年那批老革命家一样有长期的“革命友谊”,因此九大常委不大可能总是意见“完全一致”,而每一项国家政策如果想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就必须争取到“五票”的多数真心支持.这样的集体领导制使得即使是“最高权威”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最后,当今的中国领导人大都出身于技术干部,在上述九大常委当中,除李克强外全部是理工科出身,其中七人拥有工程师资格,这批领导人比他们的前任更加具有科学务实的作风和处理事务的基础专业背景.在国家的治理中,他们更像理性的实用主义管理者,而非受革命热情驱使的政治家.领导人能否被人认可,更多地取决于他们对具体问题的处理如何,而不是仰仗“人民的爱戴”.
以上这些情况使得其他众多社会政治力量可以在中国的对外交往活动中发挥影响,而要从高层精英到底层民众中塑造出对某一国际事务的国内共识已经变得十分艰难了.
专业外交决策集团的地位变化
中国党政领导机构内部的专业涉外部门主要包括外交部、中联部、,其中自然是以外交部的专业功能最为强大.但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些专业外交决策集团的地位呈现出集体下降趋势,尤其以外交部在当今中国所处之境地最为典型.
以外交部长的职务级别和党内地位为例.新中国的首任外交部长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其地位自不必多说；而在此之后从陈毅元帅到钱其琛外长,历任外交部长大都是在党内德高望重的人物,在其任期内大都兼任或离任后升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即副国级领导.从唐家璇（1998年～2003年任外长）开始,外交部长不再同时兼任副总理,但唐在卸任之后仍担任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行政待遇仍相当于副国级,只是在权位序列上的排名不及副总理.相较于唐,其继任者李肇星（2003年～2007年任外长）虽以其幽默睿智的作风在国内受到政治明星般的追捧,但他不仅在其外长任内未能拥有副国级职务,而且在卸任之后也只是担任委员,仅为正部级官员.而到现任外交部长在任时期,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与过去不同,国内政府媒体在报道胡、温外事活动的陪同人员时,外长（）的名字总是排在很靠后的位置,甚至有时根本就不出现,典型情况如关于出席2011年APEC会议的报道.而这种媒体报道中的排序在中国是反映一个政治人物地位的重要依据之一.
当前具体管辖这三大部委的中国外交核心人物是戴秉国国务委员,其主要职位为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在前面的表格当中我们不难看出,自以下,政治局常委当中没有具体分管外交的专门领导人,戴秉国的地位虽不可说不高,但其权力毕竟远不及九大常委.这就意味着当政治局九人会议讨论国家大政时,没有一个真正专业的外交工作者在场.从政策倡议和议程设置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使得专业外交人员的建议声音在最高层往往不一定能得到良好回应.
不久前跟一位外交部的朋友聊天,他半开玩笑地说道：“现在我们外交部当中只有一个部门能靠兢兢业业地工作做出成绩来――负责外事接待工作的礼宾司.”言语当中透着专业外交人员对其地位现状的无奈.而在这专业外交决策集团地位下降的背后还伴随着中国政治许多其他方面的重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