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大战略吗?

更新时间:2024-02-24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9586 浏览:41976

“大战略”是一个专有名词,其中的“大”不是虚张声势的用词.大战略的范围很广,涵盖国家的所有重要方面,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军事、外交,乃至文化、教育、科技,无所不包.但大战略不是这些内容的简单拼凑,不是类似五年计划之类的东西.相反,各组成部分是为大战略的目标怎么写作的,同时也保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不然国民就会丧失自由.


在20世纪,一些国家在崛起过程中走到了岔路,如德国、日本.在今后数十年,中国的命运将系于大战略的有与无、优与劣,进而极大地影响到地区与世界和平.国人不可不小心.

大战略包含外交与军事

大战略从军事战略发展而来,目的是综合使用多种手段推进国家利益,因此保留有很重的军事印迹.从这个起点出发,中国可以走得更远,把更多的内容纳入大战略,比如政治制度.中国正处在转型期,不把转型的决心和内容加进去,就很难有可行、可信的大战略.定义宽泛的战略符合中国的传统.从《孙子兵法》开始,中国的兵书很少有只谈军事的,军事总是被放在政治之中.而且,古代文人多有喜谈兵者,其中不乏有大成就者,如诸葛亮、范仲淹、王守仁、曾国藩.

当下,中国制定大战略,将解决外交韬光养晦与军队武装保护国家利益的目标之间的不协调.

首先,由于廉价劳动力30多年的巨大贡献,中国想在外交政策中继续韬光养晦,却已经养不住了.国门敞开,光芒大泄,无远弗届.从外面看进来,观者眼花缭乱,这“光”如何还养得住?这时还提倡养晦,只能是自欺欺人,或者不知权变.所以,中国必须承担起大国的责任,大有作为.必须明确的是,这些责任是中国在评判了利害之后自愿承担的,不是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所期待中国做的.

其次,同理,中国军事力量的“晦”也养不住了.中国今后需要更多地使用军事力量,但未必直接用于战争.另一方面,中国需要非常小心,需要更多的技巧,把握住国际关系的微妙之处.这些能力是中国过去200多年不曾掌握的.中国有一些弱小的邻国,它们比大国敏感很多,正如睡在大熊身边的兔子总是特别小心一样.也许大熊毫无恶意,但它每一次翻身,都可能对兔子造成伤害.如果小国感到威胁,它们必然寻找后台,彼此也更加团结,结果是对中国不利.

在外交、军事等手段之上还有战略.孙子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谋”便是战略,在较小规模上也称为“谋略”.战略是国家之间征伐的首要手段,也是最优先的步骤.好的战略将避免外交的被动,军事的盲动.如果一个国家不知道战略,已自先输一阵,而外交与军事也必随之陷入盲目.即使军队一时取胜,攻城略地,最后仍不免失败.

中国的军事与外交经常不太合拍.因此,军事与外交,以及其他部门(如安全、情报)应该有更多的沟通与合作,为同一个战略怎么写作,而不是彼此独立、互相牵制.另外,应该减少把商业作为国际政治的直接手段――美国的经济制裁、中国的无偿援助都被证明是无益的.大战略不应该直接使用商业的影响力,不然就会损害商业.自由的商业最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利益.在金融方面,中国还太稚嫩和笨拙,甚至有时吃了亏还不知道原因.以上这些部门都关系到国家利益.为此,中国有必要像美国一样设立国家安全顾问的一职,协调各方的立场.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一个国家通过战争迫使另外的国家屈从于自己的意志.战争是军事的最高形态.广而言之,军事也是政治的延续.在国际关系中,政治还是军事的延续――两者互为主体.与单纯的军事战略相比,大战略使用更多的手段来达到同一个目标.好的大战略行走持久、间接的路线,并有可能像战争促进科技进步一样,促进国内的政治和其他许多方面的进步.有了大战略,军事和外交才会真正成为艺术,才能彼此融洽.只知道喊杀喊打,或只知道韬光养晦,都违背艺术的基本要求――想象力与创造力.

错误的和正确的军事战略家

在大战略中,过于强调任何一部分都可能损害国家利益,以过度依赖军事所犯的错误为最大.

在第一次大战后期,德军的实际最高指挥官是埃里希鲁登道夫(1865 -1937).那时,希特勒是陆军下士.战后,鲁登道夫总结德国失败的原因,认为取胜需要集中更多权力与资源.1923年,上将参加了下士领导的啤酒馆.1935年,鲁登道夫出版了《总体战》.他说:“总体战不单单是军队的事,它直接涉及到参战国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精神.”“总体战对统帅的要求可谓无边无际,对其功绩和能力的要求已超过对过去历代统帅的要求”.因此,统帅本人不应该是一个强人,他需要一个干练的参谋部.参谋部是普鲁士的发明,鲁登道夫是优秀的参谋长,却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不过,他最终认识到希特勒必将祸害德国,与这位战争狂人疏远了.

蒋百里(1882-1938)早年在日本和德国学习军事,却没有染上这两个国家当时的恶习.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1937年,面对日本的侵略,蒋百里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思想.这有点类似鲁登道夫对总体战的看法,但范围更加广大.他把战争延伸为国家发展的竞争,包括政治与经济等内容,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把战争放在核心与最终的位置上.蒋百里仍在谈战争,而不是和平竞争,但战争与和平不再截然分开.对于军人,和平时期是战争准备期;对于平民,战争是竞争的激化时期.

石原莞尔被认为是日本军队在二战时最杰出的战略家.他却铤而走险,策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日本陆军从此踏上了冒险的不归路,他负有相当大的责任.日本海军成功偷袭珍珠港,战局于是不可收拾.石原想限制冒险,却已不可能.极端的思想和行动有强大的内在动力,又很有吸引力,一时很有效.但是,极端主义一旦启动,在掉下悬崖之前很难停止――在政治、军事方面都是如此.这是所有战略家和决策者必须了解和警惕的.他们不可把极端作为暂时的手段,不然必会引火烧身.石原非常蔑视他的战友东条英机等人,后来在日本掌权的正是这些人.他本人被边缘化,却因此逃过了战后审判.

目前,中国正处在蜕变(转型)时期,面临很多内外部的挑战,各种前景都有可能.对于昆虫,蜕变是脆弱和危险的时期.中国不可在此时树敌太多,而大战略能够提供到达同样目标的间接路线,减少直接的碰撞与冲突.

(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