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创造性政治”以建设性话语、后革命思维以及农体性地位为分析视角,对于考察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认同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国内外经典政治认同研究模式均遵循“生存性政治认同”这一思路,对现代国家建构和社会历史大变革所带来的挑战,其理论的限度展露无遗,难以对伟大的社会变革和中国经验进行充分解释.因此,有必要寻求新的解释框架.从现代政治的角度看,农民政治认同的现代性转换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关 键 词 ：“创造性政治”；农民；政治认同；现代性转换
中图分类号：D4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9-0089-04
徐勇教授在《农民改变中国：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一文中提出了“创造性政治”这一新的解释框架,其对既有研究中农民政治行为的中国经验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新的理论分析范式.[1]这一新理论分析范式以“建设、执政、治理性的思维和话语”以及确立起农民为主体地位的分析性视角,为研究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认同提供了极有启发意义的分析进路.因而,本文试图运用这一分析视角,对现有农民政治认同的理论研究进行反思,并结合现代性政治理论,来说明在现代国家建构和社会历史转型过程中,农民政治认同已经发生悄然变化的现实情形下,有必要实现对农民政治认同研究的现代性转换,以对演进中的农民政治认同提供新的理论阐释.
一、农民政治认同的经典模式及其限度
由于农民在社会历史转型过程中在政治稳定上扮演着关键性“钟摆”角色,即“农村的角色是可变的：它或是充当稳定的源泉,或是充当革命的源泉”,[2]因而对于农民政治认同的研究始终吸引着无数政治学者的目光,也牵扯着统治者敏感的神经.所谓政治认同,是一种政治态度,指人们对现存政治系统、政治规范、政治秩序、政治价值观的情感倾向和心理归属,与政治合法性和政治稳定密切相关.”[3]
在国外的政治认同研究成果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斯科特所著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生存与反叛》一书.该书的主旨是：“把农民家庭的关键问题——安全生存问题置于研究农民政治活动的中心,我认为它也确实是个中心问题.我想揭示如何用农民对饥荒的恐惧来解释农民社会的许多奇特的技术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安排.”[4]1同时,他还指出：“通观全书,我极力强调生存规则的道德涵义.于是,剥削和反叛问题就不仅仅是食物和收入问题,而且是农民社会公正观念、权利义务观念和互惠观念问题.” [4]1因而,在该书中斯科特提出了其著名的观点,即农民的政治认同基于生存——“生存为典型的农民看待同村人、土地所有者或官员对自己资源的不可避免的盘剥提供了基本观点.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表明农民评价这些索要的标准,主要的不是根据它们的绝对水平,而是看它们使自己维持在生存危机水准之上的问题是更加难办来了还是容易解决了”. [4]36
国内的农民政治认同研究,以彭正德、孔德永、陈朋、张华等人的观点为典型代表.彭正德是目前国内研究农民政治认同较为深入和系统的学者之一,他不仅有较多相关学术论文公开发表,而且其博士论文《生存政治：国家整合中的农民认同》是专门研究该领域的力作.他认为：“从根本上说,农民政治认同的发生和变化是农民的生存理性在政治态度方面的外化.” [5]孔德永则认为：“生存是农民对社会主义认同的逻辑起点.”陈朋从横向角度通过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和类型学方法考察了后农业税时代四种不同政治认同类型的状况,而张华则从纵向角度考察了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四个不同历史时期农民政治认同的变迁历程.
因此,总的来看,“生存”、“生存理性”、“生存政治”、“民生政治”构成了研究农民政治认同的经典模式——生存性政治认同.毫无疑问,这一解释框架对于把握底层社会中农民的抗争性政治,特别是解释传统社会农民反叛或农民革命问题,以及厘清农民迫切性需求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这一分析框架也有其理论的限度,或者说也有其理论边界的存在,仍需谨慎性使用.因为这一理论模式在解释农民政治认同时,其内在地需要以三个事实前提或理论预设为基础.这分别是：
其一,以传统社会农民为考察对象.在斯科特的论著中,作者所分析的农民是与地主、官僚这些传统压迫势力相携出场的,这样的农民是以自给自足、封闭、保守且备受压榨为特征的.斯科特指出：“在贯穿这一时期的农的所有主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有关生存准则的道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两大主题是：第一,当地主、放债人或政府侵害了被认为是由文化界定的最低限度的生存标准时,他们对农民收入的盘剥决不是合理的；第二,分配土地产品的方式,应当确保一切人都处于适当的生存地位.” [4]13由此可以看出,在斯科特笔下的农民是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时期、殖民地时期以及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转变期,或者说是农民社会中,农民不仅难以占有生产资料,其土地主要掌握在地主手中,而且农民的生存状况极为低下,以至于斯科特借用了托尼的比喻来强调该问题：“有些地区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 [4]1因此,斯科特所分析的农民是限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传统农民,农民与社会的关系是难以发生联系的,农民多数时候与自然打交道而非与社会打交道,其与国家的关系则是分散的小农与强制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其二,以农民工具理性判断为基石.学者彭正德认为：“农民政治认同的发生在本质上是农民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交换过程,这一社会交换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农民是理性行动者,其政治态度和行为选择是理性思考的结果.等在农民与政治权力的社会交换过程中,农民的理性表现为农民在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和物质条件的约束下,受获利动机驱使而决定是否认同和服从政治权力的思维能力.”[6]因而,农民政治认同可以被看作是其生存理性的表现,主要围绕着农民对民生福利的需求而展开,农民物质层面需要的满足或经济层面需求的供给成为解决农民政治认同的有力措施.这样的政治认同就带有理性计算的特征,以民生福利的量的多少来判定政治认同的程度,具有暂时性和增量性.同样,在斯科特的分析中,农民政治认同和经济公正观念在于精英阶层对其生产产品的索要中,哪些东西是难以忍受的或不可以忍受的,[4]4也带有工具理性判断的特征. 其三,以革命性话语作为分析工具.在生存性政治认同理论看来,对于危及农民政治认同的政治行为,不仅会丧失掉农民的认同基础,而且会激起农民的反抗甚至是反叛,因而“压迫—反抗”和“顺从—叛乱”就成为分析该问题的典型思路.这样,生存性政治认同就将农民与压迫者置于两极化的对立性分析框架之中,要么是政治认同的获得,要么是政治认同的丧失,或者说,要么是一忍再忍,要么是被迫反抗,农民与压迫者处于冲突的不可调和状态之中,其内在逻辑是：“社会分为有权的统治精英和无权的社会大众；统治精英和底层民众的关系是对立、对抗的；底层民众只有通过集体反抗行为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反抗行为具有历史和道义的天然合理性.”[7]17可见,生存性政治认同是以剥削与反抗、压迫与解放之类的政治冲突为底色来分析农民政治认同的,其背后的理论预设是革命性话语体系.
所以,生存性政治认同的理论场域就与这三个方面内容密切相关,当用此理论分析框架来观察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政治认同的经验现实时就面临着诸多困惑：一是社会历史条件在发生变化,当今中国正日益融入国家社会之中,经济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开放程度日益加强,现代社会特征日趋明显.二是农民正在发生着变化,从思想观念到日常生活再到社会活动均发生着相当程度的改变.三是生存性政治认同明显带有工具理性判断特征,且政治认同的维度带有单向度色彩,农民处于被动接受的境地,难以发挥主体性作用.四是对以现代社会正常秩序建构的当下中国来说,革命性政治话语正逐步退潮,与之相伴随的则是现代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以及科学发展观等后革命时代公共政治文化的兴起,强调的是现代社会价值取向.因此,传统经典政治认同分析框架面临着理论限度的束缚.
二、农民政治认同现代性转换的动因
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的实质与当今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密切相关,其深刻根源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这正如徐勇教授所深刻指出的：“‘三农’问题实质上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两种文明的并存和差别而产生的政治社会问题.”[8]因此,农民政治认同现代性转换的依据就在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的缘由：现代国家的建构和社会历史大变革.
第一,农民的现代政治认同是现代国家建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中国自近代人权、以来就面临着现代国家建构和现代化建设的紧迫任务,加之西方国家的强势入侵使得现代国家建构呈现出非均衡性的特征,现代国家建构首先完成的任务是建立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建立自由、人权、国家的任务则依然任重道远.因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农民对基于自由、、权利之上的国家层面的政治认同要明显弱于对领土归属和乡土情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层面的政治认同.换言之,生存层面的政治认同不足以取得或替怎么发表展性层面和权利层面的政治认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当农民基本生存条件得到大幅度改善之后,国家为每一个成员都平等地提供具有保障功能和权利实现功能的公共制度,并在此公共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民政治认同和内在忠诚,其意义要远大于因物质层面或经济层面的需求满足而获得的脆弱性政治认可,也远大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血缘、地域情感所唤起的政治认同.对此,徐勇教授指出：“对于处在现代化全球化浪潮中的当今中国来说,更主要的任务仍然是建构,是建构一个民族国家与国家相对均衡度的现代国家.通过民族国家的建构为每一个国民的自由发展提供组织平台；通过国家建设,为每个公民的平等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由此达至每个国民对国族的高度政治认同和忠诚,并不断提升国家的能力.换言之,通过增进社会福利和保障公民权利而获得政治认同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回归历史传统和关系的文化认同.”[9]因此,现代国家建构多层面内容如民族、领土、主权、政权、法治、人权等和多维度构成如民族—国家、—国家等,内在地要求农民政治认同具有现代政治认同的复杂面相,进而要求传统农民政治认同实现某种程度的转变,以适应现代政治要求和现代国家建构的需要.
第二,社会历史大变革为农民政治认同的变迁提供着社会条件和历史动力.一方面,当今中国已经迈入后革命时代和后农业税时代.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对自己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任务进行了新的定位,其重要转变在于由革命型政党理念转变为执政型政党理念,并且,使其转变成为领导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国家建设的党.这就意味着在国家统治和执政党层面,革命思维和革命话语褪去,取而代之的则是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具有建设性和治理性色彩的执政方略.对此,任剑涛教授强调后革命时代具有四个方面的时代特征：“一是竞争性的价值多元局面出现了,二是制度取向为人们所普遍认同,三是平等人格成为基本的人格范型,四是开放的精神灌注到社会的各个界面.”[10]因而,理性、共赢、建设、治理等就成为了后革命时展政治活动的关 键 词 .这样,政治认同也相应地需要从革命年代对政治领袖的高度认同和对革命热情的政治忠诚中转变到规则、理性、博弈的现代政治认同中来.与此同时,农业税的废除,改变了“以农养政”的局面,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即不再是予取予夺的关系,而是惠农资农的关系,国家与农民之间对立性利益关系被取消.由此,在农民政治认同自由度增强的条件下,平等、协商、双赢等现代政治色彩变浓的情形下,农民政治认同也需要相应地加以调适.另一方面,农民的分化在加剧,流动性也在增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和改革政策因素的楔入,农民和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内部构成也从改革前的同质性向改革后的异质性转变,农民中出现了失地农民、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业主、农民工、外耕农、自耕农、农民经纪人等分化,农村中出现贫富差异和阶层分化,城乡二元结构正被逐步打破,大量农民不断转化为非农产业劳动者,传统农民正向现代农民转变.同时,由于社会流动性和社会化程度的加剧,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出现了“农民流动”,这既帮助中国解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出路,也实现了“以流动替代革命”,在经济高速发展与政治相对稳定中找到平衡,[7]13而且还使得当代中国农民有别于传统社会农民,可以被看作是社会化小农,也就是说,“尽管当今的农户经营规模小,但他们已深深地进入或者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中来,与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渐行渐远,进入到社会化小农的阶段.”[11]在此背景下,农民的政治认同与传统社会中农民政治认同有着显著的差别,也需要实现现代性转变. 当下中国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时期,既有的政治认同模式所依赖的经验基础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改变,其理论的限度展露无遗,难以对伟大的社会变革和中国经验进行充分解释,生存性政治认同解释面临着巨大的现实挑战.对此,寻求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就显得十分必要.
三、农民政治认同的现代性转换
对于现代性政治的理解,可以将其视为：“简单地说,现代性政治包含两个要素.第一,从时间向度上看,是指1500年以来,主宰现代世界的政治生活的基本政治模式.换言之,是以法国大革命首倡的自由、平等、博爱为主要政治理念,以自由、、宪政为基本政治安排的全球性政治主张而形成的一种政治体系.等第二,从空间结构上讲,产生于一个地域的政治结构,而向全世界不断推进的、来自西欧的那种政治生活方式,我们把它称为现代性政治.”[12]中国正迈向现代社会,农民政治认同的价值取向就应是与现代社会形态相伴随的现代性政治认同.这种政治认同内在地需要与、自由、平等和权利等价值理念相契合,外在地需要与现代主权国家、宪政制度、法治秩序等政治运行规则相一致.那么,农民现代政治认同具有哪些组成要素和内在规定性呢?
其一,生存性政治认同与发展性政治认同的统一.生存性政治认同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是首先需要提供的,但是,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普遍告别了贫困和饥饿等基本生活物品的匮乏后,社会成员的社会需求和公共物品需要就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中向更高层级的需求层次递进,社会成员更加看重的可能就是发展的机会和社会地位的提升,这样发展性政治认同得以凸显.现代政治系统需提供多样性的公共物品,来满足不同时期和不同人群的各方面需求以赢得其政治认同.对于农民而言,现代性政治认同将生存性政治认同置于基础性地位,同时,也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发展性条件,比如教育、医疗、就业条件以及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使得农民在现代社会之中不至于因其自身条件所限而沦为弱势群体或不断被边缘化.特别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农民与城市居民比较起来,诸多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进城后的农民面对城市的高门槛和歧视性政策,更渴望获得公正的对待和享受国民待遇,从这种意义上说,发展性机会和公正环境对于农民生存和生活的意义更大,发展性政治认同更能获得深厚和持久的认同基础.
其二,赞同性政治认同与归属性政治认同的互构.农民作为现代国家一员,其自身具有两重公民身份,即政治—法律公民身份和文化—心理公民身份,因而,其对应的现代政治认同也有两个层面的内容,即赞同性政治认同和归属性政治认同.根据肖滨教授的观点,这样的政治认同的逻辑进路和现实图景是匹配的,公民既是作为权利的享有者和经济及政治利益的计算者存在的,通过选举行为和大众忠诚与国家发生联系,另一方面公民作为文化归属的寻求者,通过对国家投入情感和想象,寻求精神上的寄托来与国家发生联系,因而与政治—法律公民身份相一致的是赞同性政治认同、与文化—心理公民身份相一致的是归属性政治认同.[13]现实中,农民现代性政治认同也是处于这二者之间,呈现出交叉性和动态性、多元性与一体性的复杂特征.然而,传统的生存性政治认同囿于对物质性或实体性公共物品的供给,侧重于赞同性政治认同的建设,而对归属性政治认同则缺乏有效应对,无法满足现代国家建构中对政治建构的需要,以及对民族—国家内在忠诚的想象力.因此,现代性政治认同必须注重对农民的公民权建设,不仅要不断提升政治制度化建设水平,如法治秩序、参与、族群和谐、社会福利、公平正义等方面内容,而且还需通过国家共同体建设,将由历史、文化和符号组成的意义世界,特别是存在于国家过去与现在的群体性记忆,内化于农民的日常观念之中,唤起农民作为国家成员的依恋感和自豪感,将外在的和暂时性的政治赞同转化为内在的、持久性的归属性情感,以建构的国家形象来激发农民对现代国家的文化归属感和心理认同感.
其三,特定性政治认同与普遍性政治认同的交织.现代社会中,对面对多样性需求和不同价值判断的农民来说,其政治认同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特定性政治认同和普遍性政治认同.前者与农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个人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满意度、对基层问题的关注以及对公共性地方事务评价等；后者则与主要社会政治问题、基本政治制度、政府机构、政治理念等问题相关,如对价值、政治体制改革、爱国主义、政治合法性的看法等.特定性政治认同不仅影响普遍性政治认同的维系,而且它与普遍性政治认同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当其量累积到一定程度时,有可能由特定性政治认同转化为对普遍性政治认同的弱化或丧失.同时,特定性政治认同强调的是对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的至上性满足,其价值取向带有个体化色彩,而普遍性政治认同则偏重的是国家整体性和群体利益的一致性,要求个人牺牲自我利益以实现集体利益的满足,因而这两种政治认同之间又是矛盾和内在冲突的.所以,农民的现代性政治认同需仔细甄别这两种政治认同的类型和程度,以使其能够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均衡性.
其四,工具理性政治认同与价值理性政治认同的复合.从农民理性的角度来看,其政治认同可看是作为农民与国家政治权力之间进行赞同与公共福利交换的结果,农民是理性的计算者和行动者,政治行为的选择和政治认同的程度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这样就会以民生政治或民生—国家来看待农民政治认同.然而,农民不仅具有理性抉择的一面,农民也具有情感需求、精神寄托和价值判断的一面,如农民理性中的互惠、人情、平等之类的观念.因而,农民对权利的需求、对社会公正与平等的追求则属于价值理性范畴,相应地,该政治认同属于价值理性政治认同.在传统社会由于权力形态的垄断性和独享性,使得广大农民被排除于政治权力分享者之外,传统社会所能得到的政治认同仅限于工具理性政治认同,无法为农民价值理性认同的实现提供基本的条件.正如斯科特所指出的：“在传统社会里,大多数农民不指望、也不希望介入政治；恪守阶层分界线的不成文社会共识是,由精英们组成的政治阶级将确保不参与政治的社会下层的生存,确保对他们的保护.如果这些保障发生故障,这种排除一部分民众参与政治的道德结构,也就失去了其合法性的关键要素了.” [4]237只有到现代社会,农民工具理性政治收益与价值理性政治需求的同时满足才具备了起码的条件.因为,一方面现代社会中,工业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形态能为现代国家提供较为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经济条件,从而使现代国家能够为包括农民在内的普通民众提供各种基本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又是一个大众的时代,农民拥有广泛的渠道和权利,能够通过政治参与和对政治决策的影响,使其权利和公正平等观念得到满足,从而提升其价值理性政治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