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政治视角下的文学会与创造社

更新时间:2023-12-30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1429 浏览:95819

摘 要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翻译论争一直以来都被简单地归类为“为人生”和“为艺术”的分歧.本文从翻译的政治这一全新视角入手,分析了当时文坛及社会的复杂关系,考察论争根由.

关 键 词 :翻译的政治;文学研究会;创造社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113-02

纵观中国翻译史,众所周知的三大翻译中,影响最大、波及范围最广且参与者众多,同时推进中国新文学、新文化诞生的,非“五四”运动带来的轰轰烈烈的现代翻译莫属.1919年新文化运动愈演愈烈,兼之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仅仅介绍西方坚船利炮、机械工业不足以唤醒民志、拯救民族.因此,一方面,为了影响当局、启发民智,大批知识分子投入到介绍西方文学的行列;另一方面,出于个人理想、求学经历,不少知识分子译介自己欣赏的文学作品.由此,20世纪20年代左右的中国文坛先后涌现了如新月社、新青年社、学衡派等百花争鸣的文学社团.其中,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最受学界关注.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翻译论争一直以来都是文学翻译史方面的学者们研究的热点.杨联芬(2006)从期刊和思潮的视角考察了两个学派译介文学作品的选择倾向性,认为双方是“为人生”和“为艺术”的分歧.站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发展史的宏观角度,朱寿桐(2004)高度认可了论争双方对中国新文学的精神和思想贡献.透过翻译论争你来我往的文字矛盾,本文首先试图考察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构成及社团活动重心,其次从更深层次――翻译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角度解读论争背后的文本择向、翻译目的及翻译批评等,最后分析论争的真正根由.

一、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

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其发起宗旨之一就是“介绍世界文学”,发起者包括沈雁冰、郑振铎、周作人、许地山、鲁迅等.同年,文学研究会承编《小说月报》,将其作为机关刊物,并在第12卷第1期发表的《改革宣言》中,特别强调了译介外国文学对于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意义:“等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思潮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新之方法.同人认为西洋文学变迁之过程有急需介绍与国人之必要.”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文学研究会重点介绍俄国、法国、北欧及“被损害民族国家”等现实主义因素较强的作品,并出版专题专号.在引入外国新思潮和名家名著的过程中,特别注意译介“为人生”的作品,如契诃夫、莫泊桑等.由于该会的同业工会性质,它网罗了一大批新文学人士,在当时的中国文坛首屈一指.

创造社成立于1921年的日本,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作为创作和翻译的主要阵地的《创造》季刊,于1922年创刊第1卷刊印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纪念号”,之后《创造周报》、《创造日》延续了浪漫主义文学译介.作为异军突起的文学社团,他们提倡“为艺术而艺术”.

不满于1920年10月10日《学灯》将其作品刊登在周作人的译作及鲁迅文章之后,郭沫若致信给《学灯》编辑李石岑,信中说:“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女: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等总之,‘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由此拉开了论争的帷幕.郑振铎1921年6月于《文学旬刊》上发表《处女与媒婆》反驳其言论,之后他在《翻译与创作》一文中,将翻译比作“奶娘”:“翻译者在一国的文学史变化更急骤的时代,常是一个最需要的人.虽然翻译的事业不仅仅是做什么‘媒婆’,但是翻译者的工作的重要却更进一步而有类于‘奶娘’.”

之后,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就文学和艺术的关系、欧洲文学译介、翻译批评等方面开展了持久的翻译论争,双方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参与集中,笔伐言斥对方,客观上为现代文学和新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增添了动力.

二、翻译的政治

翻译的政治最初源于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1971年,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福柯发表《话语的秩序》,认为翻译的政治就是关注话语的秩序,也就是“微妙的、独特的、隐藏于个别下的各种各样的痕迹”.进人90年代,翻译的政治问题研究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随着学界解构主义和后现代颠覆传统研究步伐的加快,许多学者纷纷从文化批评、解构主义、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多元主义探讨.

美国文化批评家安德列勒菲费尔(Andre Lefevere)于1992年推出了《翻译、改写与文学名声的操控》(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这部专著,系统提出了充满浓郁权利色彩的操控着中心的“改写”策略.“翻译就是最明显地得以认同的‘改写’种类,并且是潜在意义上的最富于影响的种类,后者的原因是它能够通过他种文化彰显作者或者作品,系列作品之形象(image),超越它们的血统文化(culture of origin),扬升作者与/或作品之地位”(Andre Lefevere,1992,9).1993年,著名印度裔美国后殖民批评家伽亚特里C.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在《局外的教学机器》(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中首次设立“翻译的政治”专章,正式提出此命题,并从后结构主义、后殖义、女性主义三维空间中予以考察.该命题是指翻译在两种不同文化碰撞与交融过程中显现或者隐现的权力关系,主观上涉及译者的能力、身份、操纵策略与组织方式,客观上则是含媒体、出版者、期刊等在内的赞助人制度、作为成果的译作以及暴力与挪用等层面.2001年,许宝强等学者选编的译文集《语言与翻译的政治》,收录了孙歌女士所写的《前言》.她在《前言》中明晰地宣称:“翻译的政治首次来自外部对内部的入侵,它来自本土知识精英权力乃至利益的分配关系,来自知识精英与政治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纠葛.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除掉被日益定格的‘霸权’政治之外,那些被我们所忽略、却渗透于社会生活本身的潜移默化的‘政治’往往被知识的面貌所遮蔽,特别是当它以语言的形态呈现的时候.” 其后2005年,费小平在《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翻译文化》中将翻译的政治命题视为一个大概念,包括:“赞助人、译者的专业能力、地缘政治,微妙的、独特的、隐藏于个别之下的各种痕迹,出版市场,操控/摆布/解构原作策略,改写,挪用,‘修辞、逻辑、静默’之三面结构,暴力,意识形态,主流诗学,性别,作注,文化政治,等等.”(费小平,2005)

三、论争中的翻译的政治

同处一个历史时期,面对同样的社会现实,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在翻译活动方面争论真的只是因为“为人生”、重视被压迫文学和“为艺术”、偏向浪漫主义文学的方向之争吗?事实远非如此.

以从属于不同社团的沈雁冰和郭沫若来说,除了论争,双方对翻译理论建设都贡献卓著.1921年,沈雁冰发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他指出:“文学作品最重要的艺术色彩就是该作品的神韵.”1922年,郭沫若在《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中指出:“我始终相信,译诗于直译、意译之外,还有一种风韵译.”1923年他又再次强调:“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可见在文学翻译及翻译美学方面,两者的观点是一致的.再如对重复翻译问题.沈雁冰在1937年发表《(简爱)的两个译本》,指出,有人翻译书时“先插草标,不许别人染指,不然遍斥之为‘浪费”’,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理论”.郭沫若在20年代曾指出:“翻译不嫌其重出,译者各有所长,读者尽可自由则选.”两者观点大体一致.诸如此类,不可枚举.


中国现代文学发起于《新青年》,至五四运动到达一个小.1915年《新青年》创刊,至1922年停止文学译介,期间,重点介绍了欧洲现实主义及弱小民族文学,鲁迅、沈雁冰、郑振铎等都参与其中.五四运动后,现代文学开始逐步发展起来.至1921年文学研究会创立,现实主义与弱小民族文学已经广泛为人们接受.而原来活跃在《新青年》的学者大都参与文学研究会或者纷纷投稿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就文学界而言,文学研究会及其作者群体的权威地位已然确立.

创造社成立于海外,作为新兴社团,面对本土知识精英,在学界俨然一群流浪者,他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附和主流文学翻译方向,追随文学研究会的脚步,如同当时的其他社团一样;要么异军突起,开疆破土,另辟一个崭新的翻译领域.显然,曾经留学海外,深受西方文学尤其是浪漫主义文学和象征主义、未来派、表现派等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创造社成员选择了后者.

然而,面对一个已经开始逐渐成长成熟的文学思潮,创造社的成员如果仅仅建立社团、发表文章,受众范围必然相当窄.要想在翻译界崭露头脚,占据自己的翻译领域的主导权,最佳选择无疑就是挑战主流翻译界精英――文学研究会.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白话文运动及新文学的普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做出了卓绝贡献.其中,给文言文及旧文学思想带来致命一击的毋庸置疑是大批外国文学的译介.正如翻译的政治中所提到的,外部对内部的入侵,新的文学思潮瓦解了传统中国文学的权力,逐渐形成了新文学.这一过程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当属当时的翻译家,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成员即为这场轰轰烈烈文学运动的主力.从“为人生”现实主义翻译的一家之言,到大规模地翻译各类文学流派的百家争鸣,翻译论争功不可没.新兴起的文学社团在文坛寻求话语权的过程,推动了翻译文学的发展,推动了新文学的兴起.而当时两大社团的翻译论争,远非纯粹的文学理念不同,恰恰是知识精英对于权力的争夺.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