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内容提要：常文昌《世界华语文学的“新大陆”――东干文学论纲》一书,对东干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廓清了东干文学的文学语言、文学形态、文化资源、文学批评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破译了潜藏于东干文学中的中国文化符码,体了近年来东干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
关 键 词 ：东干文学 文化资源 文化符码
对于东干文学的研究,大量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期,尤其是在十月革命后,随着东干文字的创制、东干书面文学的形成和初步发展,对东干文学的研究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国内,由于一些东干研究者对东干文学作家和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尤其是常文昌最早把它作为域外华语文学的一个分支,纳入世界华语文学的体系,而日益进入国内学术界的视野,目前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术队伍,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
常文昌根据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整理出版了《世界华语文学的“新大陆”――东干文学论纲》一书,在国内东干文学研究领域,它虽算不上是空谷足音,但却称得上是东干文学的开拓与实力之作,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内的空白,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
东干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很早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在国际学术界,除了俄罗斯、中亚各国的学者之外,日本、澳大利亚、德国、法国、马来西亚、以色列、美国等国学者也在东干民族文化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前苏联时期,还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东干学,其中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成立的东干学部,是东干学的专门研究机构.与此同时,也出了一些研究东干文化的学者,如前苏联的斯特拉达诺夫、李福清、苏三洛、尤苏洛夫等人.在东干文学研究方面,法蒂玛玛凯耶娃的《苏联东干(回)族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俄文版)一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东干文学的历史,并对一些主要东干作家进行了评介,它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本带有文学史性质的东干文学研究著作”.
相对于东干民族历史、文化诸方面而言,东干文学的研究在此之前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有的只是一些零星片段的研究.国内近年来翻译介绍了一些东干文学的专著,主要有《盼望》、《亚瑟尔十娃子生活与创作》、《中亚回族诗歌小说选译》、《中亚回族的口歌和口溜儿》等等,对东干文学研究的引进起到了重要作用.就国内专门的东干文学研究论著来说,常文昌的《世界华语文学的“新大陆”》一书,应该算是一个创始.
东干文学按照其存在形态来说,主要包括以口头形式流传的民间文学和以文字形式流传的书面文学两大部分,常文昌的这部专著也是从东干文学的这两个方面人手,又侧重于对书面文学的资料搜集和理论梳理及描述,而把东干民间文学乃至俄罗斯文学作为书面文学的文化背景和文学资源.
该书的主要成就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剖析东干文学语言与文体.在语言上提出了东干语是中国西北“晚清语言的活化石”的说法,并以东干文学中经常出的“民人”(人民)、“菜蔬”(蔬菜)、“习学”(学习)、“地土”(土地)等等作为例证.的确,由于东干族与中国内地文化的断裂,造成了许多语言文化上的孑遗,而且,由于东干文化与母语的割裂,造成了一些词义上的变异,如“茉莉花”变成了“毛栗子花”,“八字胡”被解释为“一把子胡子”,“八哥”的“八”意义不明、“哥”被解释为“鸽子”,等等,书中对此都予以了澄清,充分发掘了潜藏于东干语言之中的文化价值.
在东干文学的文体方面,常文昌对诗歌、散文、小说等按照不同文体、主题等进行了详尽的划分,如在诗歌领域,他主要以东干著名诗人雅斯尔十娃子为研究对象,第一次以“自然之子”、“土地之子”、“两大比喻系统”等命题来涵盖雅斯尔十娃子作品的内涵,并以“十娃子体”来概括东干诗歌常用的七四体形式.对于新一代诗人十四儿诗歌的探讨,则预示了东干诗歌由实主义向代主义的发展趋向.在东干小说领域,全书以文化小说、道德小说、生活小说、悲剧小说、喜剧小说、儿童小说为框架,通过小说中对东干人的聚居地“乡庄”的文化意义的阐释,以及东干日常道德习俗中的“讨口唤”、“放赦”、“抚养也提目”等象的,揭示了东干人的民族文化心理；通过小说中关于东干人种植水稻、经营菜园和服饰特点,以及对“少年曲子”(西北花儿)、“顶方”(一种民间棋类游戏)、婚丧习俗等的描写,呈了东干民族的民俗文化,并从民俗文化的角度,阐释东干小说中的民俗色彩,从中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文化因子.
破译中国文化符码.从东干文学的发端一中国西北回族文化出发,作出了许多正本清源的工作,例如,东干诗歌与小说经常出的“韩信”一词,在东干语中是“歹毒”的代名词,原来跟中国西北民间传说中韩信欺凌兄长、活葬母亲的传说有关,使“韩信”在东干语中成为了一个“共名”.再如东干姑娘表达爱情时,送给钟情的小伙子柳树枝,因为在中国古代“柳”谐“留”,折柳是惜别、思念的象征,具有中国文化的特征.对于蕴涵在东干文学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符码的破译,可以从深层次上发掘东干文学的民族文化根源,找到某些属于文化原型的东西.
挖掘东干文化资源.“俄罗斯文学与民间文学是东干书面文学的两大动因”,东干文学与中国西北回族民间文学又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它在流传的过程中,又受到了周围以俄罗斯文化为主的其他民族的文化渗透,使东干文学呈出多元文化的特征,如东干文学中常见的“韭菜”、“蒜”的意象均来自于中国文化,东干小说中“讨口唤”、“放赦”等道德主题来自伊斯兰文化,而“白桦”的意象则来自俄罗斯文化,以此得出东干文学的三大文化资源的结论,是比较可靠和令人信服的.
文学批评形态.书中把东干文学批评分为俄语文学批评与东干语文学批评两种批评形态,并且介绍了两种批评形态的特征：前者受俄罗斯文学批评影响较大,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而且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术语；而后者则原始质朴,没有形成相应的学术规范和学科术语,但相较之下,后者由于呈出口语化的特点,重感受性、形象生动,却显得更加感性化和直观.该书还着重分析了伊玛佐夫、爱莎曼苏洛娃、法蒂玛玛凯耶娃等人的几个批评文本,通过它们来涵盖东干文学批评的不同形态及其特征.
在研究方法上,立足中国文化,尤其是西北回族民间文化,把东干文学放置在中亚俄罗斯文化的语境中,作为境外华语文学的一个分支来进行研究,很好地把握了东干文学的文化内涵与文学本质.为此,常文昌还曾经三度出国赴中亚地区考察研究,作了许多文字资料搜集和田野考察的工作,增强了资料的原始性和实证性,使该书的论述既丰富生动,又显得资料翔实和可靠.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两国进行学术访问期间,他先后共收集到了俄文版东干作品及研究著作11种,东干文小说、诗集和东干口歌口溜等13种,东干报刊等4种,为该书的编写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文字资料.
东干文学是一块新开发的、尚未被文学史家所命名的文学新地,如常文昌先生所言：“中国的华语文学研究界,只知有东南亚及欧美等地的华语文学,而不知有中亚东干文学”.对于东干文学的研究,涉及到对它的定位、对某些概念的界定(如“华语文学”与“华文文学”等)、对于它的文化及文学资源的廓清、具体文本的整理与分析等等一系列问题,在这些方面,本书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
在东于研究领域,常文昌已经在国外出版过《亚瑟尔十娃子与中国汉诗》一书,在国内一些学报专门开辟的东干文学专栏、《光明日报》、《甘肃日报》等刊物发表了大量介绍东干民族文化、文学的文章,扩大了东干文学的学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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