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中国政坛,有一个领域经常发生窃听事件,那就是外交.
第一次出国去莫斯科访问,其下榻的别墅就被安装了；
1970年代,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破裂,
疑心颇重的阿方就在中国驻阿使馆里安装了,
竟然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怎么写作员转身向作了汇报,这位处于权力巅峰的人士大发雷霆.“秘密录音”就这样闹大了.
“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
1961年4月26日晚,杨尚昆――这位时任主任的高级官员,在日记中写道.当时,正在河北调研的他突然接到中办,要求其火速回京.于是,谜团乃至恐慌在这位元老的心里展开.
谜底在一天后被揭开.这就是震动高层的“事件”（也称“秘密录音事件”）,窃听的对象是中国最高领导人.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巴人所著的《蛛丝马迹之于历史》一文中有如下记载：1961年春,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主席和一位怎么写作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当怎么写作员离开后,恰遇专列上另一名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怎么写作员,他知道刚才与怎么写作员的谈话内容.随后,那位工作人员展示了装在专列上的录音设备.
怎么写作员转身向作了汇报,这位处于权力巅峰的人士大发雷霆.“秘密录音”就这样闹大了.
4月27日下午,杨尚昆回到北京.在永定门车站,他“当即向、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当晚,又找到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秘书康一民做了说明.此后则是连轴转,找叶子龙（时任秘书、机要室主任）、王敬先（时任警卫局副局长）、高智（时任秘书）、罗光禄（时任秘书）、吴振英（时任刘少奇秘书）问情况、写报告.
“惟心情紧张,极易疲乏.”此后成为中国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对的录音始于1958年11月.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准确、更完全地保存会议记录和领导的讲话.
录音建议是叶子龙首倡的.作为的机要秘书和中办机要室主任,他觉得有责任利用现代化手段,“尽量把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叶子龙曾多次向上司杨尚昆和周恩来等人汇报过这个建议.杨尚昆同意了这个做法.
最初,也认可了被录音.但他对叶子龙表示：“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根据毛的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明文规定：政治局常委在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和其他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召开的会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看过这个规定,表示同意.
然而,问题又出在这个规定上.有些会议,领导是不愿意录音的.1959年11月,在杭州召开会议,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
当时胡乔木插话,还有录音呢.批评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外出录过音.”针对录音,杨尚昆也谨慎了许多.
那么,1961年春季“录音事件”的录音者又是谁派去的?
在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王光美访谈录》里,王光美解释了这起事件的原委.
原来为了让领导同志,特别是讲话时,对录音话筒不那么排斥,有关工作人员就想了个办法,将麦克风用盆花挡着,表面上看不见,领导同志讲话就比较放得开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没觉得有什么问题.至于的专列上也装了录音,麦克风放在花盆里等看不见的地方,是汪东兴安排的,事先没有同说.
不过在巴人的文章里还提到两个与“录音”事件相关的细节,一是于1961年1月底至4月初外出视察期间,发现还有录音情况,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指示汪东兴报告书记处查办.同年4月,书记处根据的指示,批评了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秘书都牵连进去,都受到处分,确实是耐人寻味的.
二是同年5月17日,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
依杨尚昆当时的地位和身份,他不可能不知道以上两件事情.所以此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到现在尚无定论.
这时,叶剑英打开了收音机,将声音放大.这是为了干扰窃听―在《风声》等影片中,主人公也曾使用这样的方式.
相比这起颇受争议的窃听事件,在“”特殊的10年里,真正的窃听确实存在.无论是还是叶剑英,都曾谨防“隔墙有耳”.
1976年9月11日,去世两天后,以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到李先念家,同李商量如何扳倒“”.请李先念去见叶剑英,问一问他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合适.
隔了两天,李先念去到西山叶帅处.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曾撰文将父亲与叶帅的密会场景还原―
两人坐定后,叶剑英问李先念：“你是来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李先念回答：“都有.”
这时,叶剑英打开了收音机,将声音放大.这是为了干扰窃听―在《风声》等影片中,主人公也曾使用这样的方式.但叶帅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说的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李先念：“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叶剑英：“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李先念：“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
叶剑英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帅写了一个人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
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此人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两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
这场犹如电影特写镜头的会面为“”的覆灭打下基础.有了李先念与叶剑英的支持,态度进一步明确.
1976年10月6日,“”集团被隔离审查.当这一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发生时,正处于“禁锢”状态.他的女婿贺平带来了这个令人激动的消息.因担心家里被安装了,全家人就聚集到厕所里,听贺平讲完了粉碎“”的经过.
根据中国安全保密检查组的调查,对方在墙体的深处,发现了用高标号水泥和钢筋包裹着的装置―这种有线窃听装置竟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在中国政坛,还有一个领域经常发生窃听事件,那就是外交.
第一次出国访问就曾遭遇窃听.1949年12月,第一次访问莫斯科,这也是第一次出国访问,一是给斯大林祝寿,二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但是到了莫斯科之后,苏联方面的表现并不热情,特别是斯大林本人,担心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会影响到苏联的既得利益,所以对签订新条约态度冷淡.后来在谈到这次行程时也颇多怨言,“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和他（指斯大林）吵得很厉害”.
而当听说斯大林在他下榻的别墅里安装了时,就更生气了.但正史中并未披露安装的细节,只是在一些论坛上可以找到“此事与赫鲁晓夫有关”的简单解释.
1970年代,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破裂,疑心颇重的阿方在中国驻阿使馆里安装了.根据中国安全保密检查组的调查,对方在墙体的深处,发现了用高标号水泥和钢筋包裹着的装置―这种有线窃听装置竟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循着窃听缆线,中方安全保密组人员先后在机要室、研究室、商务处、会议室、大使官邸等处,总共发现了35枚窃听装置,几乎覆盖全馆.
上世纪80年代初,中方与英方开始就香港回归祖国进行谈判.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中英双方斗智斗勇,还不时玩一把“窃听与反窃听”的游戏.亲历香港回归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原社长周南就提到,香港回归前期的筹备工作大都是在深圳进行的,因为“新华社在香港跑马地的工作地点不那么安全,许多地方被安上了”.
1984年7月,英方谈判代表来到北京,被安排住进钓鱼台国宾馆.一名叫做杰弗里豪的代表说：“不要在屋子里谈,屋里可能有中国安的.咱们到外边,找个大树底下谈.”杰弗里豪的回忆录里对此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天晓得大树底下是不是也有.”
但中方似乎并没有窃听来宾的“嗜好”.在美国因“水门事件”（在政治对手住处安装）而引咎辞职的第一位总统尼克松,首次破冰访华时亦是住在钓鱼台国宾馆.曾任中国驻英国的熊向晖以周恩来总理助理的身份,参与了尼克松访华前后的中美会谈.他说,特别指示：中方不安,也不搞录音.
9月,在飞机送达北京试飞时,中国官员发现飞机发出“古怪的嗡嗡声”,因而展开搜查,并探测出隐藏的.
2002年初,媒体曝出的专机被检测出有27个.此专机系从美国购写的波音系列,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空军一号”计划的流产.
购写这架飞机的消息,是在2000年7月由新华社对外公布的：
“日前,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公司和中国联合航空公司,已与美国达美航空公司,在美国西雅图（波音公司总部）签署了一架波音767-300ER飞机的购写协议,此架飞机经过进一步改型,安装贵宾舱后,将作为中国的‘空军一号’,成为中国国家元首的主要空中交通工具.”
就在中外记者密切关注中国“空军一号”何时首飞之际,中新社发文称,中国情报官员在一架美国制造、准备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专机的波音767型飞机上,发现了27个等
新华社也报道说,该架波音767飞机,是中国政府向波音公司购写,然后送到美国圣安东尼奥机场,由数家飞机工程公司进行内部装修.
装修工程于2001年8月完工.9月,在飞机送达北京试飞时,中国官员发现飞机发出“古怪的嗡嗡声”,因而展开搜查,并探测出隐藏的.
中新社报道说：“这些设计精密,体积微小,并且是由卫星操作控制,绝非在普通商店所能写到.”
此后,有关这架波音767-300ER专机的消息就很少了,中国“空军一号”再无人提起.而时任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在回应此事时说,“如果确实有人要对中国搞窃听的话,我要说的是,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对中国进行窃听是没有必要的”.
此事发生之际,正值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准备访华.但“窃听”并未影响到当时的中美关系.一个月后,小布什如期会见了.
2005年,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李肇星应邀在华盛顿的“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演讲完毕,有美国记者就窃听一事发问,李肇星答道,“我们写什么,美国就应给什么.凡是没花钱的东西,我们都不要.”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历史学家茶座》第二辑,文章主标题为《蛛丝马迹之于历史》,作者巴人,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作者苏维民；及新华社、中新社公开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