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题记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想起了我辈年轻时当作座右铭的一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一直以为是列宁的原话,近读当代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才知道这句话在《列宁全集》里是找不到的.根据于老的考证,这话出自苏联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里面的一句台词,引用列宁的话说――“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于老“洋为中用”,改为“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我正是本着这样的涵义,拜读于老“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回忆这段浮现在眼前的“过去”,更加感悟到今日倡导的坚持“科学发展观”是何等重要!为了更好地“把握未来”,窃以为实在是有必要重温那段“改变中国命运”、惊心动魄的“大转折”,“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的“主题报告”成为改革开放改变中国命运的“宣言书”
今日重读同志30年前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更加感到亲切,振聋发聩,“总设计师”的睿智跃然纸上,其思想精髓至今仍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
历史已做出客观公正的结论――“这是同志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次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同志在“十五大”的报告中,把小平的这个讲话称之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这精辟的概括是实事求是、完全正确的评价.
于老在《大转折》中,为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小平同志曾布置有“党内一支笔”之盛名的胡乔木起草讲话稿,阅后不满意,于是才引出找和于光远到家中谈起草讲话稿的后事.小平同志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提纲”,共有七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机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前边还加了“对会议的评价”一句话.所以加起来是八个问题.
小平同志逝世后,《百年潮》总编辑韩钢去于老家约稿,得知于老保存有“小平亲自拟定的讲话稿提纲的手稿”,这喜出望外的发现,让韩钢心跳加快,无奈,“提纲手稿经过十几年的‘深藏密窖’,一时却不知去向”.一星期后,于老在中告诉编辑,“他和老伴翻箱倒柜好几天,找到了提纲手稿的复印件”.第二天,就在韩钢和于老看复印件时,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发生了――于老夫人蓦地从另一个房间出来,拿着几张稿纸高兴地说：“原件找到了!”――这是小平同志用铅笔写在16开白纸上的手稿,共3页,近500字.
10年前,在纪念小平同志的“主题报告”发表20周年的时候,于老接受记者采访谈感受时,讲了一段极为重要的话：“工作会议是1978年11月10日开幕的,开了20天之后,到12月初为了准备闭幕会的讲话,亲自写了3页提纲,要我组织力量为他起草讲稿.我布置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执笔起草.由于对他在这个会议闭幕式上准备怎么讲考虑得已经很成熟,写成文字并不困难.草稿写出后,亲自定稿.定稿时除执笔者外,和我两个人在场.讲话起草过程说明‘讲话’的指导思想和重要观点的提出都是本人的.参加这个工作的和我当然也讲了一些话,但没有特别值得称道的.”
于老着重指出：“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我重温他的这个讲话,深刻地感到这个讲话提出的基本思想即：‘解放思想,事实求是’一点也没有过时,不但没有过时,而且特别适合于今天.等时代在前进,新的时代呼唤着新的解放思想.我们今天要重视这个讲话的历史意义,更需要强调它的现实意义.”
今天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重读于老10年前的这段讲话,同样“更需要强调它的现实意义”.
2008年元月,《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再版时,于老别开生面,把“再版序言”放在书的最后一页,写道,“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之前召开的工作会议的确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改变了中国的命运.经过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获得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改善、社会稳定、国家地位逐步提高.作为那次历史性会议的亲历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段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希望这本书的再版能使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借用邓拓先生的这两句诗表达于老的心情该是贴切的.
“一个革命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30年后的今天,重读小平同志的“主题报告”,对第二部分所用的标题――“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更觉振聋发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讲集中,太少.”
“我们要创造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
“群众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闹一点事,也没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等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会议期间,于老在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经常和杨西光、王惠德“联合”发言,由他主讲的一次发言中,可反映当时的主流民意――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一定要使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有相应的改变.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列宁说‘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在这里,有一个观点应该在党内明确,那就是我们党在成了执政党之后,仍然应该站在人民群众之中,领导人民群众去争取.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不等于争取的任务完成,正好相反,在我们国家中还有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而且今天我们国家的政权,还是列宁指出的那种‘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人民的权利经常受到这种或那种侵犯,因此,争取的斗争仍旧应该继续下去.而且不应该是恩赐的,恩赐的‘’是不牢靠的,只有人民自己起来争取到的,才是巩固的.而人民争取的斗争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于光远先生在《大转折》中特别指出：王惠德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与的言论做过系统的研究,那句“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就是王惠德背出来的.
无须讳言,“”末期的,病入膏肓的“病态心理”,使党内的集中制几乎丧失殆尽.据的护士张玉凤的回忆,“1975年8月后,主席身体越来越不好,情绪很烦躁,不愿讲话,每天都吸氧,讲话更听不清了,吃饭饮水也十分困难等主席曾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展览的偶像’.等护士给主席试口表,结果主席咳嗽把温度表吃掉半截,吞下了水银,三天后主席把半截温度表便出来了.”
“人老谢事,古之礼也”.没有遵循这条古训,我们党的制度也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因之,他在重病中,难免抛出“昏招”,诸如“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天件”后“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写下“你办事我放心”的手谕等做出的批示,也多是“好”、“是”、“对”、“快”、“嗯”之类的“一字顶一万句”的文字.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粉碎“”后,“你办事我放心”的影响还在,致使中国“在前进中徘徊两年”.只有在摒弃“两个凡是”,平反“冤检测错案”,经过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神州大地万象更新,终于走上了“科学发展”的康庄大道.
三位副总理同时召见“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的于光远
“唯生产力论”这个词,是“”在“”中特制的一根打人大棒,用意极其阴险,谁要是不跟他们去搞所谓的“阶级斗争”,就把“这顶帽子”扣过来.于老毕竟是饱读马列经典的学者,对“”的伎俩,洞若观火,看得透彻,不以为然,嗤之以鼻.
“在哲学中,承认意识是第一性的,我们叫它做‘唯心论’；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我们称它做‘唯物论’.承认在社会生活中,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力的发展起决定作用,是第一性的,理所当然的可称之为‘唯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这本来就不错.”
1977年初,当时的3位政治局委员,也就是3位副总理――纪登奎（常务）、李先念和陈永贵,在怀仁堂后厅,同时“召见”了于光远.于老在“附记”中有文字记录：缘由是于光远在读关于农业学大寨的文件中,对“唯生产力论”的用法,提出不同的意见.纪登奎主谈,李先念从头到尾没讲话,倒是陈永贵留给后人一段“高端故事”.“陈永贵自言在受气,周总理问他受谁的气永贵答,受的气.总理又问,怎么气你?永贵陈却答,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唯生产力论’,说我搞‘唯生产力论’”.
“故事”毕竟是故事,茶余饭后聊资谈助可以,再过若干年,文人创作“宫廷”影视剧时,可能演化成细节.可是作为历史留给后人的真实记录,还是要拜读于老的“原创”：
“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愿意把自己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不止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一条,还有别的基本原理.我认为把自己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最为恰当.但是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决定性因素这个论点是正确的,而这样一个论点可以简称为‘唯生产力论’,我不同意把‘唯生产力论’当作一种贬词来使用,我不同意再批什么‘唯生产力论’,不管怎么批我都反对.我说,为表示自己的坚决和勇敢,我可以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
早在1977年8月,小平同志同于光远等人谈话,研究党的“十一大”报告,曾明确表示,不同意写“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的谬论,并且说,从现在起应该倒过来说,也就是应该承认“唯生产力论”是正确的.小平同志特意对于光远说：你主持写的那本《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看了,看后说,后几段写得差些,我没有看出来.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修改一下可以出版.
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论”真正科学含意的匡谬,可以说是当时思想战线上“拨乱反正”的重要举措,为党的重点工作由“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以及对“生产力标准”的普及,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于光远先生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杰出地完成了他肩负的历史使命,将永载史册.
附言
经济学者陈胜昌先生,现任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是于老的“高足”,知道我是于老的“超级粉丝”,每次见面都要聊起学会“名誉会长”于老的逸事.日前见面,特意送我一部于老签名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大作,让我十分感动.于老知识渊博,学贯“两科”,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机地融为一体.业界同仁评价于老,“在学术研究中,他独立思考,追求真理,不惟书、不惟上,挥洒自如地著书立说”.于老虽古稀之年,却“童心未泯”,玩“电脑”入迷,玩“数码”精稔,玩“手机”娴熟,喜新厌旧更新“笔记本”等.自谓：“坐轮椅走天下”为乐,坚持“不背初衷,与时俱进”.特别是近年来在党史研究中,一部《大转折》洛阳纸贵,足以传诸后世,名垂千古.前年,在北京举行“于光远学术思想研讨会”,记者秦林在报道中说：不同学科领域的代表,分别介绍了于老在“发展战略、自然辩证法、技术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土经济、生产力经济、太平洋经济、休闲经济、教育思想、党史研究等学科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人们称于老是当代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大著作家”,总而言之是“大家”.不管于老自己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些“桂冠”都是脱不掉的.著作等身,何需加冕?学人心中有杆秤,足以衡量其轻重.
余天性愚鲁,“好读书,却不求甚解”,对于老“大部头”的著作,多是在讲堂上接纳布道者的“二手货”.“嚼别人嚼过的馍”多有“走味”之嫌.不久前,在《北京晚报》副刊上读到于老的一篇短文《以文会友和以印寄情》,我诵读了5遍,仍爱不释手,已经成为我的“温故篇”.原来“大手笔”也能写出如此情真意切的“小文章”.正是读这篇短文,我才知道于老20年前出版过一部名为《碎思录》的书,“所写的短文,许多都是思想性或说理性较强的”精粹,并请著名物理学教授、却擅长印章艺术的戈革先生制印付梓.“要把一篇一二百字的超短文浓缩到几个字刻出来,本身就很不容易”；“刻出来的图章,每一枚都是一件艺术品,神采飞扬,栩栩如生,往往让人看起来连声叫绝”.就连《碎思录》的书名也是戈革教授拟就的.从此,我着魔似的想“淘弄”这本《碎思录》,无奈,走遍“潘家园”、“琉璃厂”等几家旧书市场,均无功而返,悻悻然.于老,我们“小人物”更爱看“大人物”写的“小文章”.大部头的巨著,少则几十元,多则几千元,实在是“爱莫能‘购’”啊!龚育之先生曾赋诗赞于老,“人生九十古今稀,学贯‘两科’今称奇.不背初衷坚信念,与时俱进奔期颐.”晚生盼您“期颐”之前,再给我们写出《碎思录》那样的“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