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释放国际善意

更新时间:2024-02-10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9845 浏览:141703

我们正在缩小实际作为和“中国印象”的差距,

中国在“公共外交”,即国家形象建设方面正突飞猛进.

行进中的“中国印象”

7月初,我有机会第一次来到非洲,在西非国家利比里亚亲身体会到中国外交政策在非洲的成功,同时也有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排斥.

传统上,利比里亚人以他们和美国的悠久关系而骄傲.这个国家是由一批回到非洲的被解放的美国黑奴在大约180年前成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罗伯茨机场是暂存美军战机,为轰炸德军做准备的重要基地.在中非关系不断加强的今天,美国人却似乎更喜欢强调他们和利比里亚的渊源.在当地的一位前美国官员半开玩笑地对我说:“非洲离亚洲那么远,可是在许多非洲国家,总是有那么一个亚洲国家的影子存在.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个国家吧?”

不仅是在非洲工作的美国官员和大公司职员不时地给中国“扎针”,美国媒体对中国在非洲的行动和意图也有不少带偏见的报道.以深度报道见长的《名利场》杂志今年的7月号首次以非洲为主题,呼吁全球的政府和公众关注非洲的公共卫生、极度贫困和社会发展等问题.在一篇题为《中国,巨人来了》的文章中,作者引述的非洲人对中国和中国外交的描述片断都是负面的.其中有一段引述一个乍得人的话说:“中国和另一个国家的关系纯粹是经济性质的,只有他们(中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这种关系才会得以维持.在苏丹的中国人对于当地人是死是活持绝对冷漠的态度.”


但是我在利比里亚期间,许多利比里亚人,包括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对中国的评价完全不是这样的.他说:“中国给我们提供了急需的帮助;中国的工人专业水平高又不会漫天要价;中国的工程师是世界一流的.”不只是这位官员如是说,我在旅途中看到中国援建的体育场,中国帮助翻修一新的利比里亚外交部大楼,看到贫困村落里的人们吃着来自中国的大米等中国的实际作为和很多人对中国的印象有着太大的差距,显然中国在所谓“公共外交”,即国家形象建设方面还需要改进.

许多政府重视培养善意

如果说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积攒了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外交技巧和经济实力的话,在对外交往当中积累不足的一项是“感情因素”.培养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普遍好感和善意是中国取得更大外交突破的关键,因为虽然政治压力和经济杠杆可以推动外国政府与中国合作,但只有好感和信任才能够征服外国人的心,减少他们头脑中“中国只顾攫取利益”的偏见,增加他们对中国承担社会责任的认识.这样,公众还会自发促使其政府制定长期对华友好的政策.

培养善意是很多政府甚至联合国都长期采用的公关手段.联合国诸多机构设立的“亲善大使”制度多年来在世界各地解释联合国的政策,取得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为联合国树立良好声誉和可信的形象立下汗马功劳.通常由影视、体育明星或各国知名人物出任的亲善大使,轻而易举就拉近了联合国与普通人的距离,人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把这些知名人士本来已经建立起的健康、可亲和善意的公众形象引申为对联合国的印象.

同样的,美国国务院在去年任命著名美籍华裔运动员关颖珊为“亲善大使”,集中负责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知名人士不仅容易很快给普通人以好感,还可以吸引各种媒体的注意力.许多通常不被媒体关注的新闻事件或是小型的人道援助活动,会因为知名人士的参与而得到广泛的报道.

擅长公共外交的美国对于国家形象的维护并不只限于设立亲善大使一种手段.美国政府通过专门负责对外经济援助的美国对外援助发展局,设立“和平队”和长期组织美国志愿者到发展中国家怎么写作等方式培养各国公众对美国的善意;推崇爱国主义精神的好莱坞,通过演绎有美国参与的传奇故事和塑造美国英雄,不仅使很多外国人对美国人抱有好感,心存善意,而且有的还怀有相当的敬意.这些感情因素对于外国政府和外国人接受美国、美国文化和美国理念不无帮助.当然,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因此,布什政府和2008年的各位总统竞选人都多次强调,修复国际社会对美国和美国人的普遍好感是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

许多时候,国家领导人或是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能够在建立善意的长期努力中起到别的方式难以达到的效果.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前日本首相通过公开宣称他对美国摇滚歌星猫王的喜爱,成功赢得美国公众的广泛好感.任内最后一次访美时在猫王故乡学猫王演唱的样子,可能被正统的政治观察家认为“太滑稽”、“没正经”,但他正是利用了美国人对流行文化的崇拜和对猫王的怀念而赢得了所有媒体的好感,从而征服了大批美国观众,拉近了美国人和日本的心理距离.这事例再一次被日本官员提起时,面对初次见面的美国官员双方可以开怀大笑,打破陌生感;面对艰难的谈判也有可能令美国人由于对日本的好感而考虑“通融”.

建立好感和善意的原则

从很多实例看来,在国际社会培养善意需要重视三个基本原则.第一是要基于平等和尊重的基础,因为好感的培养首先是一种感情上的接受,居高临下的姿态和教训的口吻是难以令人接受的.很多国家现在对美国有抵触情绪就是因为一些美国人喜欢以“大哥大”的态度出现,而对当地人的智慧尊重不够.知名的美国经济学家杰佛里萨克斯倡议援助乌干达的减贫计划,因为当地人的配合和支持而成功,他和乌干达一个偏僻乡村的村民是这样交流的:“感谢你们把我们带到了这里.我们很荣幸你们把我们请进了你们的社区等我们为你们所取得的成就而骄傲.”

第二个原则是要了解当地的需求,对症下药.面对美国公众,或是日本公众,或是非洲国家公众的交流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而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多年来采取的资金援助方法并不一定取得最理想的效果.在非洲,不同的地区最急需的帮助有所不同,可能是药品,可能是清洁水技术,可能是种子和化肥.“急人所急,想人所想”,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达到少花钱、多办事的目的.好像人际交往中互送礼品一样,最昂贵的礼品不一定是最珍贵的,关键在于送礼的人是否做了功课,花了心思.

第三个原则是要使用对象国公众最容易接受的语言和方式,并且加强利用当地媒体和国际媒体的影响力.人们普遍习惯于关注自己熟悉的媒体和自己周围的人和事.在许多国家,人们看得更多的是MTV而不是电视台的国际频道.所以尽管中国需要加强对外宣传,着力于与国际媒体和当地媒体的合作、沟通也是必要的.近来美国《时代》周刊采访了一位新锐NBA明星.在问到这位20岁出头的篮球运动员为什么联名反对中国在苏丹达富尔问题上的政策时,他说他也不知道,“还没时间研究事情的背景”,参加联署活动只是因为一位朋友的邀请.如何以有效的方式影响这些能够影响社会舆论的人群值得更加认真地研究.每一个中国公民积极参与、长期努力一定能成功.(作者是旅居美国的著名媒体人)

(摘自《环球时报》)

相关论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