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然崛起的中国音乐图像学

更新时间:2024-01-20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30687 浏览:143607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音乐年鉴》(1990年卷)中,首发牛龙菲撰《音乐图像学在中国》一文,较为详细地梳理记述了中国音乐图像学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论述了当时的中国音乐学界日趋重视“乐像”资料的珍贵价值、专门著述渐成风气和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等方面的问题.2000年度的《中国音乐年鉴》,再度刊发陈欣《1990—2000年音乐图像学研究综述》一文,对十年间中国音乐图像学繁荣发展的状况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述.

新千年伊始,世界学界迎来了“图像时代”.在多种因素的互为作用下,中国音乐图像学在学术探讨、理论体系宏构、专业团队建设等方面,均步入理想轨道和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即无论是在个案研究、专题研究还是综合性理论研究等反面均有新的积累和建树,特别是在传统与现代接轨的问题上,确立了顺应世界文化发展大势的发展战略与可行性操作范式.

一、个案研讨学术成果

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利用古遗存中乐舞艺术的图像,结合相关史料文献等资料的互证开展学术研究工作,高质量学术成果不断涌现,主要涉及乐器、乐队、乐舞图像的具象考证以及相关方面的综合性研究.

(一)具象考证主要成果

刘晓明《“建”的文化学意义与建鼓的来历》,《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4期;许一伶《汉代建鼓研究》,《东南文化》2004年第3期;李绪洙《漫话俗说“拨浪鼓”》,《民俗研究》2003年第3期;方建军《丝绸之路乐器考》,《交响》2004年第3期;冯建志《从汉画像看鼓吹乐的形态特征及功用》,《交响》2002年第3期;冯建志《汉画中鼓吹乐的乐器与类型》,《南都学坛》2002年第6期;季伟、韩绍杰《汉代的鼓吹乐》,《南都学坛》2002年第7期;王福生《敦煌壁画中的部分乐器考辨》,《中国音乐学》2006年第4期;庄壮《敦煌壁画上的弹拨乐器》,《交响》2008年第4期;庄壮《敦煌壁画乐器组合艺术》,《交响》2008年第1期;苏丹《从汉画看汉代女乐舞蹈的形态特征》,《南都学坛》2001年第2期李爱真、刘振《徐州汉画像石中的乐舞研究》,《黄钟》2005年第1期;眭美琳《试论敦煌壁画男性乐舞的舞台创作》,《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穴社会科学版?雪2009年第4期;刘宇统《晋西奏乐画像石分析》,《丝绸之路》2009年第8期;刘宇统《晋西奏乐汉画像石的图像学考释》,罗艺峰主编《汉唐音乐史首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李荣有《民俗文化视野中的汉画乐舞艺术解读——以〈南阳汉代画像石墓〉为例》,《黄钟》2009年第4期,等等.上述文论主要通过图与文的互证,论述了相关乐器、乐队、乐舞等的基本形态与历史概况,反映了不同的研究视角与方法.


(二)综合考证主要成果

如商春芳、王丽芬《从出土实物谈洛阳汉代音乐艺术》,《中原文物》2001年第2期;郭小武《古文字考释五题》,《殷都学刊》2001年第3期;冯振琦《南阳汉画乐舞的音乐美学特征》,《南阳日报》2002年3月5日;赵娴《简论汉代音乐的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7期;郑延欣《从汉画看汉代音乐文化发展的因素》,《史学月刊》2002年第7期;季玲《发达繁荣的汉代音乐文化及其成因》,《艺术教育》2004年第6期;李荣有《论汉代音乐文化的发展体系》,《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1期;李荣有《音乐图像学学科教育与研究及可持续发展探研》,《中国音乐学》2005年第4期;李荣有《音乐图像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刍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李荣有《汉唐乐史图像研究的多元学术视角》等.以上文论分别从较为宏观的学术视角提出问题和讨论问题,反映了该领域里的研究渐渐地由零到整、由表及里和由浅入深的基本趋势.

二、专题研究学术成果

所谓专题研究的成果,包括各地学者完成省级以上课题的研究成果,以及硕士、博士的学位论文等,此阶段大量出现该类高水准学术成果.

(一)课题成果

如李荣有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课题成果《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范能船、王俊《华夏鼓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金秋《古丝绸之路乐舞文化交流》,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郑汝中《敦煌壁画乐舞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李丽芳、杨海涛《凝固的旋律—纳西族音乐图像学的构架与审美阐释》?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增补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王玲《音乐图像与云南民族音乐图像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季伟《汉代乐舞百戏概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版,萧亢达《汉代乐舞百戏研究》(修订版),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等,此类成果较多已经在中外学界和广大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学位论文

博士论文见有许继起《秦汉乐府制度研究》(扬州大学2002届),王小洋《汉画像石宗教思想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04),贺志玲《新疆出土箜篌的音乐考古学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5).

硕士论文见有王涛《汉代画像石墓中的“祥瑞”研究》(吉林大学2004),车新春《二十世纪的中国音乐图像研究》(山西大学2004),李宏峰《汉代丧仪音乐中礼、俗关系的演变与发展》(中国艺术研究院2004),曲怡桦《鲁南及徐州地区汉画像石的音乐考古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5),张峰《汉画像中的建鼓研究》(杭州师范大学2006,获省级优秀毕业论文)、常艳《成都南朝佛教造像中的伎乐图像研究》(四川大学2006),季伟《汉画中的琴研究》(杭州师范大学2007)、郭学智《汉画中的鼗鼓研究》(杭州师范大学2007)、杜卓惠《晋东南地区石刻音乐文物的图像学研究》(山西大学2007),丁同俊《汉代相和大曲研究》(杭州师范大学2005)、张宇晓《汉画中的长袖舞研究》(杭州师范大学2008,获2010第六届全国大学生中国音乐史“徐小平奖”二等奖)、冯宇光《汉画中的排箫研究》(杭州师范大学2008)、任德昕《汉画中的鼓吹乐研究》(杭州师范大学2008)、杨晖《汉代埙的图像学研究》(杭州师范大学2009)、马强《汉画乐舞百戏的艺术学研究》(杭州师范大学2010),乔晴《敦煌莫高窟第148窟乐舞壁画研究》(武汉音乐学院2010),焦盼《隋唐乐舞的舞蹈图像研究》(山西大学2010),陈琪《青州北朝背屏式佛教造像中飞天伎乐研究》(陕西师大2011),柯曙光《汉墓乐悬及其礼乐文化图考》(杭州师范大学2011,获2012第七届全国大学生中国音乐史“徐小平奖”一等奖)等,如此众多专题研究成果的涌现,充分见证了中国音乐图像学事业的繁荣. (三)学术会议

在此之前,国内尚未举办音乐图像学专题研讨会,一般均将此领域研究的内容作为中国音乐史学术研讨会、中国音乐考古学研讨会中的一个部分.2012年10月21日至31日,第8届国际音乐考古学会研讨会和第11届国际音乐图像学研讨会相继在中国的苏州和北京举行,世界各地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成为我国音乐学术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盛事.

出席国际音乐图像学研讨会的国内学者有近三十人,分别发表了区域音乐图像、断代音乐图像、专题音乐图像和中国音乐图像学理论建设等方面的文章.其间经自发地酝酿,举行了由中国音乐学院、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河南黄淮学院音乐系、四川宜宾学院音乐系、广西艺术学院艺术研究所、中国矿业大学艺术学院和三个国家一级博物馆(湖北省、河南省、陕西省)等代表参加的中国音乐图像学活动小组首次会议,初步议定在2013年10月,以杭州师范大学为主举办首次中国音乐图像学学术研讨会,之后采取轮流做庄的方式,每二年举行一届例会,以全面推动中国音乐图像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和理论体系建设.应该说,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跨越.

三、理论探索学术成果

1990年曾有学者指出:“音乐图像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虽说是本世纪之初在德国诞生,其名目且迟于近几年才传入中国.但音乐图像学之‘案其图以想其生也’的方法,却早已被中国音乐史家、特别是乐器史家所谙熟.等这个‘案其图以想其生也’的特点,决定了‘音乐图像学’之‘阐释学’的性质.”①近年来,受费孝通“文化自觉”学术理念和党实施文化强国发展战略的影响,我国学人更加认真地思考认识继承和弘扬本国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以及合理吸纳借鉴世界各国各民族优秀文化精髓的关系,也为我们探讨传统与现代接轨的中国音乐图像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可能性.以笔者为首的课题组,在完成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课题“传统与现代接轨的中国音乐图像学研究”课题过程中,重点对我国古代图像与表演的关系、图像与文献的关系以及传统与现代接轨等方面的问题做了初步分析论证,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一)中国音乐图像学的生命之源

中国是迄今世界上唯一的“图像”与“文字”两种文化形式并存互溶且延绵至今的国度.因为中国的文字脱胎于原始图像,而且至今仍保有着原始图像的基本形态,以至于一方面是形成了古往今来历史文化传统中二者相互为用、不离不弃的密切关系,再就是形成了以图谱之学为先导、金石之学为基础的学术文化传统体系,此二者无疑为有中国特色音乐图像学的理论与实践奠定了牢固基础.及至近现代以来陆续引入西方考古学、图像学等理论与方法后,有效激发和促进了中国音乐图像学发展的活力.

1.图谱之学奠定生命之源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先民们曾经历过一个漫长的以图记事、以图说事和以图表情达意的漫长历史时期,即图像文化时代.包括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都经历过这种以图像文化为主体的发展过程.而西方诸国均因文字文化渐变为符号形式,从而失去了图像文化的伴随功能,只有中华民族的“文字”直接脱胎于“图像”或为“图像”之变体,以至于二者形影不离伴随古今.

郑樵《通典》说:“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图谱之学由此而生;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文,书籍之学由此而生.图成经,文成纬;一经一纬错综成文.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等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②此说进一步揭示和反映了我国古代学人历来十分重视“图谱之学”,并由此奠定了“图像学”研究学术文化传统的生命之源.

2.金石之学确立基本范式

所谓“金石学”,是我国学人经长期探研、提炼而形成的一种史学研究的方法.关于“金石学”的历史:“金石之学,肇于汉,盛于宋,中衰于元明,清代复兴.”研究范围:“历代金石器物的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与图像的体例、风格、制作原理,史学意义,艺术审美等.”研究方法:“著录、摹写、考释、评述.”③应该说,这一在中华文化沃土中孕育延绵数千年之久的学术文化传统体系,堪与现代诸多相关学科的理论体系相媲美.笔者经综合分析认为,“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学术文化发展史上,音乐图像学的学术研究一直被容纳于一个综合多元、包罗万有的体系之中.比如说,旷日持久的‘图谱之学’奠定了其自然的生命之源,战国时代‘案其图以想其生’的理念衍生了其学术的萌芽,肇始于两汉时代的‘古学’(专辟图像研究的内容)至北宋时代形成了以金石图像为研究主体和以‘正经补史’为宗旨的‘金石学’的学问,应该说已经孕育形成了体系完备的中国‘音乐图像学’的传统学术基础与范式.”④

3.外来因素激促发展活力

及时地吸纳融入外来文化因素强身固本,是中华历史文化由来已久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华文化体系得以生生不息、持久传承的法宝.近现代以来,陆续由西方国家引入的考古学、图像学及其分支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再度为以“金石学”为基础的中国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的繁荣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

如20世纪初的刘复(半农)先生,一方面致力于推介传播西洋科学考古的知识体系,力图将之运用于国学的研究,一方面亲力亲为率先开展科学的实践活动,于1930至1931年间,发起和主持了对故宫和天坛所藏清宫古乐器的测音研究,并撰写《天坛所藏编钟编磬音律之鉴定》一文,等等.此举被誉为“中国音乐考古学脱胎于旧学、并逐步成形的起步阶段.”⑤

在音乐图像学研究领域,中国学者也更加大胆地借鉴外来经验,把考古发掘的乐器、建筑以及人像、风景、手稿等统统纳入其研究范围.而在学术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有学者将以欧文·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三层次理论与中国金石学以来的学术传统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我们发现,这三个层次与中国汉画像研究的金石学的范式、考古学的范式与文化艺术学的范式,可以有一种内在的类比的逻辑关系.”⑥有学者针对新学引进之后的高等教育体制下,综合的金石学被分割切块后难以找到自身位置的问题,发出重振金石学的呼声!指出“在新学引进与新式高等教育体制的架构下,原有的‘金石学’所包含的学术内容,被分别归入了现代学科分类意义上的考古学、古器物学、鉴定学、考据学、文献学等.它的分支越来越强大而自成体格,而它本来的母体‘金石学’,却在被稀释、被分化、被零散化、被细密化之后,反而找不到自身的位置了.”⑦以上问题的提出和探讨,为中国音乐图像学寻找本源文化之根与繁荣发展以及传统与现代接轨问题的研究起到了激发促进作用. (二)音乐图像学为何异军突起

20世纪初,西方国家已见有关音乐图像研究的著述,如金斯基《音乐图片史》(1929)等.而音乐图像学作为一门显学出现较晚,一般认为“1971年在瑞士成立的‘国际音乐图像学会’,为这门新学科树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可以算是音乐图像学的正式诞生.”⑧在经历了短短的数十年实践历程后,音乐图像学在世界各地已然成为显学,并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活力,其成因大抵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文化返祖规律的作用

伴随着人类生产、生活而形成的文明与文化的形式形态,在人类历史长期发展衍变的过程中,不断地经历着继承、割离与融合等现象,久而久之便形成为一种自然的发展规律,致使人类的历史文化渐渐地由涓涓溪流汇为江河,再由条条江河涌入大海,形成了世界文化绚丽多姿的多样性与深厚博大的共通性并存的显著特征.而在人类文化一往无前的发展过程中,不时地也会出现返祖现象,如我国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动荡后,表面上出现了秦汉之际翻天地覆的社会裂变,事实上却形成了汉代“礼复乐兴”的历史事实.另如在20世纪之初,就有外国学者预言“图像”已然战胜了“文字”,“文字”屈从于“图像”已是不争的事实.马丁·海德格尔1938年曾做过《形而上学对现代世界图像的奠基》的演讲,继而指出近现代社会是一个“世界图像的时代”.⑨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预言家们获得了胜利.在当今,文字文化取代图像文化地位数千年之久后,图像文化再度变化浮出并呈现兴盛发展景象,这又是一则活生生的例证.此现象一方面预示着人类早期图像文化的历史性回归,另一方面则反映了现代科技成像的高度发达.

2.艺术发展规律的作用

但凡哲学家、美学家们,都试图探寻世间万象百态生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所得答案却都是否定的.因为针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等均已找到答案,唯独艺术发展的规律尚不明晰,故就连贡布利希也曾感叹艺术的将来难以预言.那么,难道说艺术真的没有发展规律吗?回答也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不把艺术孤立地当成“艺术”,而是将其置入人类社会历史文化、自然文化的整体之中,不是单一地以哲学家、美学家们由高到低的虚空想象为基点,而是以艺术本体的创作展演实践为基础,你会惊奇地发现,如出土河南舞阳距今约9000千年可吹奏七声音阶的骨笛,⑩青海大通距今近约五千余年整齐划一的舞蹈纹彩陶盆,{11}甘肃大地湾距今约五千余年{12}地画中酷似现代芭蕾或迪斯科的舞蹈形象等,和现代人常见的笛子、群舞、双人舞等是何等的相像.同时,许多现代乐舞的创编者常常从汉画和敦煌壁画乐舞图中捕捉形象,从出土编钟、编磬、琴、瑟、埙、箫等乐器中寻找乐素和灵感,这里面就活生生地隐含着艺术发展规律的种种因素.

3.人为因素所起的作用

按照一般性逻辑关系和人类文化认知的自然倾向,音乐考古学属于考古学、艺术考古学的第三个分支,而音乐考古学中应包含乐器实物和乐舞图像等的内容,当今中国音乐学界依然延用此概念.而在西方国家的认知观念中,音乐图像学则被认为是与音乐考古学并列的独立领域.究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个原因是,西方国家在长期的以科技文化为中心学术语境下,原本的综合性文化形态渐渐被分割切块,独立便是创新理念成为主流,音乐图像学将原始图像和乐器实物成像等全部纳入其研究的范围自成体系合情合理.第二个原因是,但凡音乐考古工作者,往往把工作的重点和精力于乐器实物的测量与测音鉴定方面,甚至于以此作为音乐考古学的标志,即如所谓的乐器考古,有意无意地轻视了原始音乐图像的实际价值,以及音乐图像研究工作者的劳动价值,从而为音乐图像学的独立和崛起创造了条件.

总而言之,十年来,中国音乐图像学在前人铺就的路基上,在世界各种学术理念蜂拥而至的背景下,经历了对于古今中外文化因素的综合吸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等理性的筛选与取舍,无论是在音乐图像的个案研究、专题研究,还是理论与方法体系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突破和跨越,特别是在寻找中国音乐图像学本源文化之根,探寻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精髓的融合贯通,以及宏构传统与现代接轨有中国特色音乐图像学理论体系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①牛龙菲《音乐图像学在中国》,载《中国音乐年鉴·1990》,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觸113页.

②郑樵《通志·总叙》,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③朱剑心《金石学》,文物出版社1981年新版,第34、3、20页.

④李荣有《图像学的历史传统与现代接轨》,《艺术百家》2012年第6期.

⑤王子初《从辉煌到滥觞——音乐考古学在中国》,《音乐研究》2012年第5期.

⑥朱存明《汉画像研究的图像学方法》,中国汉画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0页.

⑦陈振濂《金石学研究的当代意义与我们的作用》,《艺术百家》2008年3期.

⑧韩国煌《音乐图像学的范围和意义》,《中国音乐学》1988年第4期.

⑨马丁·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载《林中路》(1950),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72、73页.

⑩赵世刚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芽河南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11}董锡玖、刘骏骧主编《中国舞蹈艺术史图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12}董锡玖、刘骏骧主编《中国舞蹈艺术史图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李荣有 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张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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