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近代早期,威尼斯的狂欢节是共和国大众生活的重要内容.威尼斯的狂欢节经历了从传统的宗教节日发展为大众节日娱乐活动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威尼斯贵族政府积极参与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和监管作用,不仅使其避免沦为宗教改革的牺牲品,还进一步强化了狂欢节舒缓社会压力和进行政治宣传的作用.
关 键 词 ：近代早期；威尼斯；狂欢节；贵族政治
16、17世纪,威尼斯狂欢节的繁荣与发展是当时欧洲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道独特风景.它丰富多彩的节日庆典活动吸引了众多国外游客慕名而来,“四面八方的人（在狂欢节期间）来到这座意大利的最大城市”,使威尼斯成为欧洲的“休闲娱乐中心”,被誉为“狂欢之城”.这一时期,威尼斯以狂欢节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不仅没有受到其经济、政治等方面衰退的影响,也没有被此时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打击和取缔.威尼斯狂欢节何以能持久的繁荣发展?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西方社会史和文化史学家的关注.爱德华·缪尔认为,威尼斯的贵族统治者出于政治目的,利用狂欢节的大众文化传统,在近代早期将其改造成“一场精心设计的公共戏剧”,通过控制和组织狂欢节的庆典活动,来宣传威尼斯共和国“尊贵祥和”的政治声誉.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也认为,16、17世纪繁荣发展的狂欢节是“威尼斯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指出,狂欢节在这一时期的繁荣发展与近代欧洲社会的不断商业化密切相关,威尼斯的狂欢节也因此从传统的宗教庆典节日转变为吸引各国游客的商业热点.缪尔和伯克对于威尼斯狂欢节转变和发展繁荣的原因分析无疑是具有说服力的.但是,他们的研究较侧重于政治经济等层面的分析,对于围绕狂欢节在近代早期的发展与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宗教和文化上的冲突,论述得还不够充分,因此,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威尼斯狂欢节的起源与特点
早在中世纪,狂欢节就是欧洲一年中最重要的民众宗教节日,它的形成与基督教的大斋期（Lent）有着密切的关系.狂欢节（Carnival）一词源于拉丁文的“肉”（carne）和“拿走”（levare）,意指告别、戒除肉食.在中世纪,基督徒们要在长达约40天的大斋期里戒食、禁欲,过苦行的生活,因此他们通常在大斋节前的最后几天（通常为一个星期）通过大吃大喝等行为来庆祝这最后的享乐时光,并在大斋期前的最后一天和肉欲告别.同时,由于欧洲的狂欢节一般在每年的初春时期达到,在此期间,各地普遍会举办一系列的大型宴会、化装舞会和花车游行等庆祝活动,并且在广场等公众活动的中心上演各类民间歌舞及戏剧表演.因此,有学者将狂欢节起源追溯至古希腊的“狄俄尼索斯（酒神）节”（Dionysus）和古罗马的“农神节”（Saturnalia）等世俗节日.实际上,在中世纪作为天主教统治的中心地区,拥有深厚古典文化传统的意大利是最早庆祝狂欢节的地区,之后这一节日庆祝传统逐步扩展到法国、西班牙和欧洲其它天主教国家.罗马、蒙彼利埃、纽伦堡和巴塞罗那等城市都以其独特的狂欢节文化而闻名,但其中影响最大、也最具知名度的还是威尼斯的狂欢节.
早在1092年,威尼斯就已经出现关于狂欢节的记载.到了近代早期,威尼斯狂欢节已经成为威尼斯民众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并因其丰富多彩的节日庆典,成为威尼斯招徕国外游客的热门游览项目④.威尼斯的狂欢节通常从圣诞节后的第一天（12月26日）,即圣斯蒂芬节（Saint Stephen）开始,一直持续至大斋期的第一天,即圣灰星期三.在这个长达近两个月的狂欢季节里,威尼斯人会举办多种形式的狂欢活动来庆祝这一节日,如在广场和贵族私人府邸举行的盛大宴会,上演最新编排的各类喜剧、哑剧以及杂技表演,在拥挤的街道和广场上进行的猎杀猪和牛的仪式,在大运河上举行的模拟攻城比武,以及各类的划船竞技等,当然还有贯穿狂欢节始终的化装舞会和面具游行.威尼斯狂欢节在16、17世纪发展至全盛时期.17世纪中期,当英国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在狂欢节期间游览威尼斯之后,在其日记中发出了“全世界人都涌入了威尼斯!”的感叹；1740年,英国夫人玛丽·蒙塔古在写给友人的信件中也抱怨“泛滥的英国游客甚至搅乱了这次（威尼斯）狂欢节”；17世纪晚期,一名传教士途经狂欢节期间的威尼斯,也在其游记中写道：“成千上万的外国人和涌入威尼斯等我还得知,在上一次的狂欢节中,有七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君主和超过三万外国人前来参观狂欢节的游行表演.”
威尼斯狂欢节在近代早期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共和国贵族政府的大力支持与管理.这一方面缘于这一时期受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意大利各城市均十分重视对城市空间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善和美化,因为在这样一个“以貌取人”的社会,人们一般将个人、乃至国家的外在风貌同内在的德行相联系.相较于15世纪威尼斯对整个城市外在建筑的规划与修建,16、17世纪,威尼斯贵族政府则更加重视对城市“软环境”、即社会公共生活的改善与发展.另一方面,为了树立威尼斯独立、自由、繁荣的国家形象,威尼斯贵族政府也不惜重金举办各项重大的公共节日庆典和仪式,以此对广大民众进行政治和爱国主义情感的教育,以及向国外游客展尼斯的繁荣与强盛.这种心态在16世纪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对外商业贸易的衰退,使得贵族阶层更加重视国内盛大庆典的政治宣传作用.为此,威尼斯政府不惜重金,聘请提香、卡帕乔、丁托内托等艺术家为狂欢游行庆典设计彩车,舞台布景,以及凯旋式的拱门；邀请维拉尔特和加布里埃利制作庆典音乐,埃雷提诺创作颂文诗歌；并请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为游行庆典设计主题和表演方案.
威尼斯贵族政府对公共节日庆典的重视与支持,使狂欢节这类大众宗教节日的庆典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政治色彩.
首先,追溯威尼斯狂欢节的历史可以发现,其从诞生之初,就与威尼斯共和国的发展紧密联系.据记载,威尼斯狂欢节最初是为了庆祝总督维塔雷·米歇尔二世在镇压地区叛乱上所取得的胜利.1162年,米歇尔总督所率领的军队击败了阿奎雷亚（Aquileia）的主教特雷文的乌尔里希二世所领导的反叛军,并俘虏了主教及其12位福留里地区（Friuli）的封臣.在当时的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斡旋之下,威尼斯政府释放了这批叛乱人员,但提出他们必须在每年的“油腻的星期四”（Giovedi Grasso）向威尼斯总督进献礼物,包括一头牛,十二头猪,以及三百份面包.威尼斯的这场胜利,以及每年从阿奎雷亚地区获得的贡品,使得这项庆祝传统在之后的狂欢节庆典中被保留下来. 其次,狂欢节期间,民众的庆祝活动与贵族政府的庆典仪式相混合.近代早期,威尼斯狂欢节最重要的庆祝活动,也是整个狂欢节的是在“油腻的星期IN"所举行的追逐及杀戮猪和牛的仪式.在每年的这一天,不仅威尼斯的总督会在元老院成员和外国驻威尼斯大使的陪同下,从总督府的阳台窗口观赏这场仪式表演,全城的民众也会聚集到城市广场观看.根据13世纪威尼斯的编年史关于该仪式的记载,“狗在城市的各处追逐着这群猪（十二匹）和牛（一头）等当猪和牛被捕捉后会被带至总督面前,由一名屠夫砍下这些猪和牛的头在广场示众等总督然后将这些肉分给其他贵族”.这场稍显残忍的仪式主要由三部分组成：追猎——杀戮——分食,通过仪式的形式再现并庆祝威尼斯对阿奎雷亚那场战争的胜利.在这场仪式的过程中,围观的广大民众不仅追随着猎杀的队伍尽情嘲笑这些战败者的象征,也能在仪式后享受到贵族分给各个行会和兄弟会（Scuole）的肉食,大吃一顿.狂欢节的肉欲享乐主题同贵族的政治教育和警示作用在这场杀戮仪式中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使其成为威尼斯狂欢节中最受民众欢迎和贵族统治者重视的庆典仪式.尽管这项仪式因其残忍,在近代早期遭到来自教会和贵族阶层内部的抨击和指责,但在16、17世纪的文献中仍然可以发现大量关于狂欢节猪牛杀戮仪式的记载.贵族桑努诺的日记中甚至记载了在1510年,由于福留里地区被南下的法国军队所占领,无法按时进献牲畜贡品,威尼斯政府不得不通过购写相当数量的猪和牛来维持这项狂欢节仪式的顺利进行.
近代早期,威尼斯狂欢节的政治特点还表现在,青年贵族团体成为狂欢节各项庆典娱乐活动的组织和管理者.这一时期,威尼斯在狂欢节期间会举办大量的群众庆典和娱乐活动.这些庆典活动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进行准备,难以仅仅依靠民间大众团体或个人来组织,青年贵族们组成的“长袜子俱乐部”（pagniedella calza）,凭借其政治上的优势,成为狂欢节活动的组织者.这些贵族团体在狂欢节期间主要职责包括：为狂欢节的庆典活动提供资金资助,设计和安排庆典盛会的舞台和游行方式,以及在庆典活动期间巡查,防止可疑人员破坏游行庆典的表演.“长袜子俱乐部”虽然是青年贵族组成的私人团体,但在15世纪末期,共和国的贵族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旨在规范“长袜子俱乐部”管理的法令,使其成为在十人会议监管下的政治团体.因此,通过“长袜子俱乐部”介入对威尼斯狂欢节的管理,反映了贵族政府希望规范私人和公共娱乐活动的决心.
近代早期威尼斯狂欢节庆典仪式和活动中的政治色彩,使其从单纯的民众宗教节日转变成为威尼斯共和国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贵族政府积极参与到狂欢节的组织和管理之中,为狂欢节在近代早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威尼斯狂欢节的功能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威尼斯的贵族阶层不仅亲身参与各类狂欢节的娱乐活动,更以积极的态度介入对狂欢节的管理,使威尼斯的狂欢节在近代早期成为民众公共生活的重要内容.那么,为什么贵族政府会如此重视狂欢节及其庆典活动的管理呢?毫无疑问,这与狂欢节“颠倒了的世界”这一主题有关.
13世纪末,封闭的贵族阶层确立了对威尼斯共和国的统治,并逐渐形成金字塔形的等级社会结构.直至近代早期,威尼斯的社会等级制度仍然没有很大的变化.位于社会阶层顶端,人口不到威尼斯当时（16世纪）总人口5%的贵族阶层统治着占总人口数约8%的市民阶层以及社会底层——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工匠阶层.各阶层的地位和权利不仅通过法律明文确定下来,更在日常的生活中通过职业、服饰、行为举止等方面严格的区分开来.威尼斯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不大,贵族阶层更是通过将家族合法子女在出生后登记在“黄金名册”上的做法,来保证了贵族阶层的纯粹度和排他性.
至近代早期,威尼斯的等级制度更趋森严.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只有狂欢节给威尼斯的广大民众,包括贵族阶层,提供了一个“全体自由”,或者说“全体疯狂”机会.在这样一个“世界颠倒”狂欢期间,平日的社会秩序被公然打破,人们享有说出或做出平日不敢说的话或行为且不受惩罚的特权.“狂欢节期间,任何地方都是无法无天”.通常,威尼斯人会在狂欢期间装扮成与自己身份和地位截然不同的人.贵族桑努诺就在其日记中多处记载了“有不少人装扮上（贵族专属）的深红色天鹅绒长袍,并戴有仿造总督袖套样式的装饰物和兜帽”,有些则“将金色的项链戴在脖子上,装扮成政府‘大总管’的样子”；平民妇女会在这几天装扮成贵族夫人,而贵族则将自己打扮成农民或者工匠.同时,他们不忘带上各式的面具,隐藏自己的身份,走上街道参与民众游行,相互丢掷水果和鸡蛋来取乐.这些经过精心装饰的鸡蛋有些是充满了香水的“好鸡蛋”,但有些也是被灌满墨汁的“坏鸡蛋”.除此之外,民众还可以在狂欢节期间在公共场所公然进行和卖淫活动,这些行为在平日的社会生活中都是被法律明文禁止的.不仅如此,狂欢节期间还会上演各种舞台剧,其中一些剧目充满了意味,而另一些则在表演中公开攻击威尼斯的贵族政府,甚至威尼斯人的宗教虔诚.
威尼斯狂欢节对常态社会秩序的颠覆和破坏,不仅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了一种“平等、自由”的环境,更使得他们获得了某种无法无天的“权力”.正如16世纪流行的剧目中演唱的那样：“狂欢节使我变得强大.”那么,将“威尼斯神话”作为政治宣传,以维护寡头统治为己任的贵族政府,他们为何能够允许这种“混乱颠倒的世界”定期在威尼斯上演呢?
这一方面反映了贵族政府富有弹性的统治艺术——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之外开了一扇“平等的窗”.17世纪末,一位法国传教士在亲历了威尼斯狂欢节后,在其游记中写道：“我认为这些贵族虽然不喜欢（狂欢节）,但他们很高兴找到了这样一种取悦和娱乐民众的方法.”他的这一观点也得到英国游客的附和：“意大利人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得到允许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整整压抑了一年,而且随时会被重负和忧郁窒息的人们一个出气孔.”时人的这种“安全阀”理论也被后世学者所肯定.文化人类学家维克多·特内认为狂欢活动中的那些荒唐、矛盾,以及非法的行为,为被等级制度所约束的个人提供了一个情感释放和宣泄的途径.同时,他进一步指出,狂欢节那些与平日不同的行为活动,更是从一个反面印证了等级社会的可预测性和永恒；而社会下层民众对上层社会行为戏谑式的模仿,则更加证明了等级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与合理性. 另一方面,这也与近代早期威尼斯的狂欢节始终“狂而不乱”有关.暴力是欧洲狂欢节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是仪式暴力（如威尼斯的猪牛追逐杀戮仪式,佛罗伦萨的比武竞技仪式等）,还是口头暴力（如上演带有谩骂或语句的戏剧,举行的游行等）都容易在超过一定限度后,转变为事实的暴力.特别是近代早期,欧洲正处于从传统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时期,社会各阶层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极易在狂欢节这个社会秩序失常的时期爆发出来,形成暴力事件.如1513年,德国波恩的狂欢节就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农民；法国的罗曼地区就在1580年的狂欢节爆发了城市富人与乡村农民之间的暴力屠杀；1630年第戎的狂欢节成为一场由酿酒者领导的骚乱.而威尼斯的狂欢节则是一个例外,不管是翻阅当时的政府报告、贵族日记,还是各类游记,都没有发现其爆发大规模暴力冲突的记载.甚至在16世纪初,威尼斯因战争打击和经济衰退,国内政局动荡不安之时,狂欢节的活动仍能如常顺利进行.
威尼斯狂欢节“颠覆世界”的主题,使得威尼斯贵族政府必须对其小心控制；而它消除社会阶层矛盾压力的“安全阀”功能,又使得贵族统治者乐于对其进行管理,引导民众情绪的合理抒发.因此,近代早期,威尼斯贵族政府对狂欢节加强控制与管理成为一种必然.
三、贵族政府管理狂欢节的原因与措施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威尼斯狂欢节的特点及其功能是贵族政府对其进行引导和管理的重要原因.但是,这还不足以解释威尼斯贵族政府为何在近代早期加强对狂欢节管理与改革的内在动力.因此,有必要将狂欢节问题放到更为广阔的宗教和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考察.
16世纪,针对这一时期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罗马天主教内部也掀起了一场“天主教改革”运动（Catholic Reform）.虽然天主教改革人士在《圣经》教义、宗教仪式和教会体制等方面同新教改革家有着诸多的分歧与斗争,但在对待传统的大众宗教节日上,他们却用极为相似的语言进行谴责与抨击,只是在原因和程度上有所区别.新教改革者出于对罗马天主教仪式的敌意,认为应当将宗教节日与传统的节日仪式一并废除,不仅要取消狂欢节,也反对大斋节.而天主教改革者则相对温和,仅希望取消世俗性质的庆祝活动,避免这些活动亵渎宗教节日的神圣性.天主教改革的这一情绪反映到改革的行动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传统习俗活动的批判与打击,“净化”民众文化娱乐生活.狂欢节一类的民众宗教节日也因此成为这一时期宗教改革针对的主要目标之一.
宗教改革家们反对狂欢节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狂欢节中保留的各种传统仪式习俗,如对非基督神灵的圣像崇拜等,在宗教改革人士看来,带有古代异端的痕迹.伊拉斯谟就在目睹了1509年锡耶纳的狂欢节后,将其称之为“非基督教”的狂欢节.在改革家们看来,这种“异教徒”性质的狂欢习俗如魔鬼般的恶,必须加以消灭.第二,狂欢节中暴露出的各种道德问题,也成为宗教改革人士谴责的对象.他们将狂欢节视为纵容各种罪恶的场所,豪吃狂饮,放纵肉欲以及各类具有性意味的仪式表演和意味的娱乐活动,违反了《圣经》中对基督徒的要求,犯下了酗酒、贪食、等“罪孽”（sin）,使狂欢节作为宗教节日的“纯洁性”打了折扣.1567年的狂欢节期间,基督修会的传教士罗伯特·贝拉米内在威尼斯布道时,严厉地谴责狂欢节舞蹈和其他娱乐活动愚蠢与邪恶.第三,针对狂欢节的“安全阀”功能,宗教改革家们也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在经过放纵身心的狂欢节之后,人们很难遵守基督教的各项规诫,以虔诚之心来度过大斋期的苦修生活.因此,他们不仅要求取消狂欢节期间的一切非基督徒的仪式和娱乐活动,还要求教会禁止牧师与修士参加狂欢节活动,也希望政府能够禁止平民装扮成教会人士.
16世纪天主教改革运动对狂欢节的批判与指责,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威尼斯贵族统治阶层的共鸣.但他们所担心的并非狂欢节宗教性质的淡化,而是节日庆祝活动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首先,天主教改革对于传统节日习俗的批判,在威尼斯也引发了一场关于狂欢节庆祝仪式的社会争论.狂欢节庆祝仪式的重头戏——对猪和牛追逐以及杀戮的仪式,因其政治意味和社会影响,它的存废成为近代早期威尼斯社会争论的焦点.这一时期,该仪式不仅遭到了来自天主教会改革人士的批评,也引起了贵族阶层内部的非议.教会人士认为这种仪式过于残忍,与宗教节日的气氛不相符合；贵族阶层中也有人认为这种仪式过于暴力,不仅很难起到政治教育作用,还容易刺激市民在狂欢节期间的暴力情绪.因此,在1525年,以总督安德里亚·格里提为代表的改革派促使十人会议颁布了一项改革法令,对该仪式进行改革.法律规定,鉴于猪牛追逐和杀戮仪式过于,在追逐过程中容易引发城市骚乱,故而将追逐仪式改在特定的广场内部（一般是圣马可广场）进行；将追逐的牲畜由过去的一头牛和12匹猪减少为一头牛；杀戮的方式也由过去屠夫在广场中心砍下牲畜的首级示众,改为割下牛耳；总督等贵族统治高层不必参与该仪式,杀戮仪式后的牲畜也交由“兄弟会”等民间团体组织分享给普通民众.从这项改革法令中可以看出,贵族政府一方面受天主教改革思想的影响,认识到传统习俗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但另一方面仍然因其政治意义而未将其取消.只是在这一过程中,追逐杀戮仪式改革者是贵族阶层,但通过改革,贵族本身则慢慢退出了这项传统的仪式活动.
其次,狂欢节“颠倒世界”的庆祝主题,使其成为暴力和各类犯罪滋生的场合,特别是威尼斯狂欢节特有的戴面具游行和化装舞会的节日传统,使得暴力犯罪成为近代早期威尼斯狂欢节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如16世纪中期的游记中就有关于在“油腻的星期四”前夜死亡17人的记载.威尼斯贵族桑努诺的日记里也记载了一件佩戴面具复仇凶杀的案件,由于凶手在刺杀了受害者后迅速的混入了检测面狂欢的游行队列之中,使得凶手迟迟难以被捕.不仅是暴力件,狂欢节期间的性暴力犯罪也借由混乱的狂欢气氛以及对肉欲的放纵而出现犯罪率上升的情况.仅1401—1487年,以接收贵族女性闻名的修道院圣安杰洛·迪·康托塔就发生了52起对修女性暴力犯罪的记录.其中,贵族马可·波诺在狂欢节期间因嫉妒,报复杀害了他的“情人”修女菲利帕以及其他几名修女的件,震惊了整个威尼斯城. 暴力犯罪事件造成的社会恐慌和秩序混乱是贵族政府所无法容忍的.因此,在16世纪20年代,威尼斯政府曾经出台相关法律,禁止市民佩戴面具参与狂欢节游行活动,同时也不再允许市民携带各类武器（特别是）参与游行狂欢活动.除此之外,威尼斯政府还在狂欢节期间增加了夜巡官数量以及安全巡逻的时间,避免狂欢节暴力事件的升级和扩大化.
除了上述社会暴力问题,由狂欢节引发的其它社会问题也是贵族政府采取措施,改革狂欢节庆祝活动的原因.狂欢节作为一项大众宗教节日,它的各项庆祝表演活动多是在城市的公共场所进行,面向的观众也以普通民众为主.因此,一方面,在公共场所开展的表演活动常常由于观赏人数的激增引发安全问题.桑努诺的日记中就记载了多次因为参观游行表演的人数过多造成临时搭建的观礼台垮塌的事故,以及在燃放焰火表演时发生的火灾事故.另一方面,面向普通民众的戏剧和其它舞台表演,也因其内容和表演方式的粗俗和,遭到了来自贵族阶层的不满.如当时威尼斯著名的戏剧家卢赞特在总督大厅的演出,就遭到了台下众多贵族呼喊“羞耻”的倒彩而不得不终止演出.
为了避免上述安全事故的发生,威尼斯政府规定,狂欢节期间公共的娱乐庆祝活动不再搭设临时建筑,如观礼台和其他临时的舞台；同时,将庆祝活动严格限制在各个广场等大型的公众活动场所,不再举行全城的游行活动.而贵族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地退出了这类大众的狂欢娱乐活动.贵族阶层开始在其府邸等私人场所,观赏更加高雅的艺术活动,如歌剧、芭蕾等表演.
威尼斯贵族阶层在近代早期的这种文化品位的转变,与欧洲这一时期“大众文化改革”运动的发展相一致.这场运动的实质是将社会上层的精英文化同大众文化相分离.对于威尼斯的贵族阶层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文化对他们的吸引力更大,为了学习更为“优雅”的礼仪和生活方式,他们开始退出大众文化活动.13世纪时,威尼斯的总督还可以在总督府的窗口和阳台欣赏群众的狂欢和庆祝活动,但到了16世纪,这一情况不再发生.威尼斯的贵族们也会庆祝狂欢节,但他们的活动仅限于自身阶层之内.
到了近代早期,威尼斯狂欢节仍然在继续地蓬勃发展,但它在宗教改革和社会文化转型的影响之下,由一项传统的大众宗教节日转变为一场纯粹的民众狂欢.在这一过程中,威尼斯的贵族统治者以政治教育和社会稳定和谐为出发点对其进行的严格管理,使威尼斯狂欢节能得以保留并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