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孟子的“王道”和“仁政”思想是维持统治阶级统治地位和均衡统治与被统治阶级间利益的一种手段.但其在战国时期没有通行的原因在于当时政治时局多变、商品经济的发展、个体的觉醒及游说之士的出现.
关 键 词 ：孟子；王道；仁政；弱控制；强控制
孟子的“王道”指“以德行仁政”,即不借武力强权进行不义之战,重视道德教化,施行仁政,使远人来朝.孟子推出其“王道”政治观点的同时,也推出实现“王道”的措施“仁政”.其仁政的核心内容是“富民”和“教民”.孟子深刻认识到侵略战争对整个社会带来的危害,所以他提出“王道”,就是以德化人,达到“天下定于一”[1],从而能够建立一个施行“王道”的理想国,构建一个强大有力的集权来均衡牵制各小群体,使得这些小群体不能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引发暴力冲突,进而达到一种相对和平的状态.同时,孟子意识到在施行“王道”的过程中,不可能仅依靠君主个体的力量去完成,所以,在他的“仁政”思想里,他提出了很多对平民有利的措施,如“取民有制”[2] “关市讥而不征”[3] “不违农时”[4] “数罟不入池”[5] “斧斤以时入山林”[6] “制民之产”[7]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得人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8].利民势必会得到人民的拥护,从而壮大自身的力量,为孟子所提倡的符合正义的战争提供有力的支持.同时孟子还意识到要在整个社会中形成良好的风气,使得人民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者的统治就必须对其进行教化,所以他提出了“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9].综观孟子的这一套政治理念和实施措施是相当完善的,但却得不到当时统治者的认可而加以实施,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战国时期的政治时局跟西周时期不大一样.西周时期是皇权集中时期,周王室具有强大的能力牵制其麾下的各诸侯国,并且在当时礼乐对人们还具有相当强大的控制能力.到春秋时期,周王室虽趋于衰微,但诸侯国仍共戴周天子,而到战国时期,西周时期的礼乐已经完全崩溃,顾亭林曾经如此描述这种变化：“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尊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战国时期失去了强有力的集权的牵制,各诸侯国裂地为王.根据“优胜劣汰”的生存原则,各诸侯国要想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中获得生存空间,兼并与掠夺难以避免.同时在这种混乱的情境下,战争是走向统一的唯一途径,历代的统一都无可避免地从战火中走过来.在这种战争硝烟味极浓的政治环境中,孟子向统治者推行以德化人的“王道”理论势必行不通.整个社会都以兼并掠夺战争为主题,个体所提倡的“王道”思想怎么能对抗如此的时代潮流.然后,我们再回顾一下孟子的思想师承何处,孟子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孔子,而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和“礼”,也就是说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属于“弱控制”[10]思想,就是依照风俗、习惯去约束社会人,而达到治理的目的,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1]可见孔子的政治思想来源于周王朝的礼乐制度.孟子师承孔子,他的政治思想是孔子思想的延续和孔子思想的衍生物,所以他的政治思想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弱”思想.战国时期,已经是“礼崩乐坏”,而来源于周王朝礼乐制度的孔孟思想已经不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了.不同的社会环境肯定只能用不同的思想政策去进行操纵,这时“强”思想便应运而生,“强控制”[12]思想就是以法制为主的思想体系.而历史也证明了,在战国时期的“强”思想确实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经济制度方面,西周时期以井田制为主的土地所有制,一开始也曾促进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能够利用的工具越来越先进,铁质农具的出现和耕种技术的改进,使得个体劳动者有能力独立完成大部分耕作的过程.这时井田制下的大规模集体劳作方式就失去了作用,也就是说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已经开始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了.在井田制中,田地是属于国家的,属于周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同时,周王把土地分赐给诸侯臣下,但臣下只能世代享用,不得转让和写卖,还要交纳一定的贡赋.在战国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田地的写卖现象出现了,就意味着井田制的逐步崩溃,贵族制度的衰微,导致贵族手中的田地也在逐步流失.频繁的兼并掠夺战争,进一步突破了井田制的封疆沟洫,各诸侯国君给立下军功的职业将领赏赐田宅,也就使得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受到了冲击,最后导致了战国时期井田制的全面崩溃.而孟子“王道”政治的经济基础恰恰就是井田制,“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禄不平.是故暴君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13].在战国时期,井田制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孟子“王道”政治的经济基础也就不可能存在了,而孟子在他的“仁政”措施中仍然推行井田制,就恰好与社会的主流趋势相抵触,所以他的“王道”政治又怎么可能获得认同呢?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的思想觉悟逐步提高,人已经从过去无我思想的群体附从中逐渐分离出来,不再是默默地忍受以为天命如此,而是开始意识到阶级不公平性的存在,在潜意识中已经有反抗的情绪在酝酿.在《梁惠王章句下》中“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14]可见在战国时期人民对统治阶级的抵制已经由《诗经硕鼠》中的心理反抗转化成了实质行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弱控制”已经无法调节这种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也就意味着孟子的“王道”政治受到了冲击.虽然孟子的“王道”政治中仍在力图通过利民政策来减少这种阶级矛盾,但由于孟子的“王道”思想始终以“弱控制”作为主体,而在这种“礼崩乐坏”的时期里,“弱控制”明显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所以,这也是孟子的“王道”思想在战国时期难以推行的原因.
同时,由于周王朝的贵族制度的衰败,知识的掌握权逐步下移,使得一般民众也有获得知识的可能性,从而导致周游列国的游说之士的出现.这个新的知识群体有一个特点：他们没有显赫的政治地位,没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却拥有自认能于乱世为君谋天下、为百姓谋福利的能力,同时这个新生的知识群体对权力、荣誉的渴望更是强烈无比.而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思想必定会冲击到当时的社会政治.人的意识在反映客观事物时带有主观能动性,那么也就意味着各种不同的思想观念注定会在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注定了春秋战国时期多种不同的政治思想的共存.当时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为了在兼并战争中处于优势,皆纷纷向社会网罗人才.而游说之士这一新兴阶层为了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荣誉感,皆纷纷为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出谋献策.孟子的“王道”政治注定了有诸多的竞争对手,并且因为孟子“王道”思想本身存在着与当时社会主流思想相违背的缺点,如“王道”思想的“弱控制”不能适应于“礼崩乐坏”的战国社会；“王道”思想中的经济基础――井田制不能适应较周朝来说已经明显提高了的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等.所以,在与各家思想竞争时,特别是与那些以“强控制”作为主体的政治思想竞争时,“王道”思想不可避免地处于下风.
因此,孟子的“王道”政治和“仁政”思想的确存在一定的优点,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所以,在战国时期,在政治、经济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它始终没有能够被当时的统治者们所采纳.
注释：
[1][2][3][4][5][6][7][8][9][13][1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6页、第254页、第218页、第203页、第203页、第203页、第203页、第203页、第204页、第256页、第223 页.
[10][12] 陈劲松：《儒学社会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第75页.
[11]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 .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