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文学作为一个复杂的存在,是由多重因素共同构成的.文学的根本处总会有政治的影子.本文试从当代文学“十七年”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文学批评体制化过程,来分析政治因素对文学的影响.从而得出只有保证政治层面有一定的空间和自由,才能建立真正的现代文学制度.
关 键 词 ：政治 权力话语 文学 体制化
众所周知,文学制度是由多重因素共同构成的,其中包含政治、文化、教育、出版媒介、历史传统等.谈及政治对于文学的影响,从古人提出的“文以载道”,就可以窥见中国古代文化系统对于文学之于政治功用的这样一种重视以及传承.
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文学对于政治的工具性地位在文学界占有着支配地位的时期莫过于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时期.由于当时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当时文学界的主要任务不是革除旧文化的文学规范,而是急于创建符合新的政治权利主导下的文学规范.“以延安文学作为主要构成的左翼文学,进入50年代,成为唯一的文学事实.”[1]
在“十七年”文学当中,文学批评是国家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传声筒,起着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正是由于与政治权力话语系统有着这样一种被强化了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十七年”文学批评不用可避免地具有了一种行政命令式的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从而走向了它的制度化道路.
周扬则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为文学批评规定了具体的任务,这可以看作是为“十七年”文学批评定了总的指导方针：“批评是实现对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方法.”[2] 而国家主流意识也曾多次对文学批评作过定位,文学事业应该成为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批评要“代表党的意见、群众的意见”等.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文学标准被明确和制度化了,下面我将分三个部分来着重说明和阐述政治条件在“十七年”文学批评制度化中的表现：
一、官员化的文学批评群体
出现批评群体是制度化的先决条件.他们以主流意识形态为主,这就是以周扬、陆定一、邵荃麟、林默涵、张光年、夏衍等为代表的批评群体.这一群体,贯彻着的文艺主张,成为政府在文化界的代言人,正是因为他们的特殊身份.使作家的社会政治地位,比起三四十年代要高一些.他们在建国后,大都怎么写作于制定文艺政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宣传部、、文联、作协等机构.功高位显,所以便成为文艺思想的执行者和宣传者.例如丁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先后任《文艺报》主编、文学研究所（后改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文艺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和《人民文学》主编等职；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妇联理事等职务.
文学和政治联系如此紧密,而身处政治环境压力之下的知识分子,也不再是五四时期拥有独立人格的思考者.在新环境中,成为了党的政策的重视拥护者,反而失去了自己对于艺术的一些真知灼见.
但是,作家的这种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在当时社会中并不牢固.如果稍微有对于文学方向和路线表现出离异、悖逆,甚至提出挑战,其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就会是一落千丈.丁玲传奇的一生就经历过大起大落：1955年和1957年,丁玲两次遭受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被错划为“反党小集团”、分子,下放到黑龙江垦区劳改,“”中又被关进监狱5年.粉碎“”后,丁玲的冤案逐步得到平反.1984年,组织部颁发《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彻底多年来强加给她的一切不实之词,肯定她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员”.
二、具有规约性的会议
当代文学政策的调整、文学秩序的转换也体现着这样的意识形态化过程,这主要是在文学会议中去实现和完成的.
对文学而言,会议是文学运动的重要形式,是为了传达和贯彻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统一认识和思想.当代文学的会议形式多种多样有定期召开的“文代会”,有讨论某个问题的专门性会议,有作家作品讨论会,还有全国性的宣传工作会议.每一次会议都有不同的目的、意图和内容,也传达和调整了不同的文艺政策和方针.会议它主要借助于文学意义和秩序的话语建构,让文学工作者领会会议精神,领悟进而贯彻会议的有关政策和规定.文学编辑、文学作家、文学批评家他们这三种人,往往有着不同的兴趣和关注点,要把这几个群体整合起来实现思想上的共振和行为上的互动,会议也不失为一种便捷而有效的方式.
当代文学中召开了不计其数的与文学有关或无关的文学会议,它们提供对社会现实和文学的认识蓝本,重建了文学新秩序.开会还具有立法的作用.1953年9月,召开了第二次文代会.把文学活动、文学思潮、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纳入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治和管理.从此,当代文学的创作就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整体模式化倾向,如英雄人物的塑造、革命历史题材的写作、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主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大会显然是政治导演下的文学会议,既批判又诱惑,实现了通过会议来调节文学秩序,转换文学频道的目的.此外,对不符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被认为是异端的学说,会议也会对此展开毫不留情的批判.
三、 受党绝对领导的大众传媒
由于大众媒介是最具影响力的制度化方式之一,党对文学传媒的领导,是文学领域体制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新中国的文学体制便是按照文艺思想的指引,探索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政治构型的党对文化的绝对领导权.顺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奠定的基调,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都视文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因素.因为我们的文学作品是用来向人民传达正确的思想的,用共产主义理想武装人民的.作家只有遵循既定的方向,作品才有可能被发表或者出版.
伴随着报刊、出版社等大众传媒的国有化过程,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在文艺生产领域不断强化,文学作品的发表原则、传播机制相应地发生了深刻嬗变.体制性力量渗透到文学生产的全过程,从根本上说是政治话语权力运作的结果.传媒确立为制度性的公共机构之后,这种对文学团体、报刊、出版社和书店等文学生产、传播、消费的各个环节的监管变得更为直接.以中国作家协会所辖刊物为例,《人民文学》《文艺报》等期刊,既是作协下设的机构,又是由作协党组织负责研究、制定所属刊物的编辑方针、发稿计划.比如《文艺报》和《人民日报》,作为典型的党报党刊,在文艺工作者的眼中,它们就是代表党来指导文艺的.它们的地位不容忽视,就其领导性地位而言,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有可能压垮一部作品.当时政治空气深刻影响着作品的出版方面.受政治观念的制约,主管部门对出版领域监管过严,这些都对文学健康都有着不利的影响.
四、结语：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就是“十七年“文学制度化的过程.但是,存在不一定是合理的.由于文学与政治这样一种不正常的关系,文学发展必然会走向它的反面.通过梳理,我们也会发现其中文学建构的复杂性.讨论文学制度不能不注意到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人们理想的纯文学制度是几乎不存在的.文学根本处总会有政治影子随行.但一旦被政治利用或严厉管制,就会伤害到文学的发展.文学制度确实由多重因素共同构成,但基本的政治环境层面不可忽略.倘若没有这一层面的自由,就真的很难去建立真正的现代文学制度.
注释：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
[2]周扬.新的人民文艺[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