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女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研究妇女在国际关系的地位及其相关解放旨趣的学问,是广义上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总体上属于激进建构主义的范畴；女权主义似乎应该走一条类似于主流建构主义的道路,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向主流社会科学靠拢；同时也应该避免主流建构主义研究中国化过程中的不足；女权主义与主流建构主义的一个重要前途在于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学科建设.
关 键 词女权主义建构主义学科发展国际政治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1000108
女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1]（下文简称女权主义）是研究妇女在国际关系的地位及其相关解放旨趣的学问,它在中国学界的兴起体现了理论借鉴的深入、全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与融入世界过程中问题生成领域的扩大与理论需求领域的拓展,总体上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既需要积极推进与大力支持,也需要以适当的理论引导,保持必要的学术清醒,使之向着理论化、系统化和建设性的方向发展,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繁荣、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思想体系建设,以及中国的民间外交发展提供理论和思想上的参考.
一、女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地位
女权主义理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出现在有关发展政治、战争与和平等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自由女权主义、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以及立场女权主义等分支,其基本考虑是提高女性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与角色,推翻阶级压迫和家庭压迫,实施“去性别化”的社会建构与政治参与,以及从女性的视角重新解读人类知识体系.[2]为此,女权主义运用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与方法对于居于主流地位的政治学、国际政治学特别是政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等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提出了许多有意义、有启发性的重要命题,对后来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发挥了独特的推动作用,究竟起来,大概有几个方面的作用值得肯定.
1．以新兴的多元视角批判政治现实主义
女权主义者曾经与批判理论一起对于以现实主义为核心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批判.不同的是,后现代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自由制度主义的斗争矛头是新现实主义,而女权主义则重点指向了政治现实主义.女权主义对于现实主义的批判是多方面的.安娜梯克纳教授对于摩根索所提出的政治现实主义六项原则进行了的女权主义解读,提供了关于国际政治科学基本原则的另一种范本,很有代表性,这里以此对比.
从上表可以看出,女权主义挑战政治现实主义的过程中主要几个方向是:一是反对政治学背后的西方政治文化,尤其是反映了男人统治利益的政治文化,这有点后现代主义的味道；二是强调了道德对于国际关系的本体论意义,这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基本分歧之一；三是把低级政治、相互依赖、社会再生产以及集体安全等领域的关注纳入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议程,而这正是新自由制度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基本分歧；四是强调世界政治的社会建构性,这又是建构主义的基本立场.可见,女权主义综合了各种方法批判政治现实主义,但总的来说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理论取向,因而女权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政治斗争,正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学理论战一样,都属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古老争执在当代条件下的多种形式的发展.
2．解构“国际关系学”的基本概念
国际关系学（或者国际政治学）是由政治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女权主义批评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的过程,也就是解构国际关系学及其概念体系的过程.然而,这种解构的努力还有另外的一些方面,包括关于自然状态、国家、主权、战争与和平等核心概念.自然状态本是18、19世纪欧洲的法学家们为了论证现代国家与现代的起源而进行的一种理论检测定,实际上成了现代政治学的基础概念,被认为指代国家形成之前的人与人为战的、无政府管理的、前公民社会状态.而女权主义认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暗含了男女性别差异及其造成的一切权力归男人的状态,“女性在自然状态下是无踪无影的和微不足道的”（格兰特语）,从而被从政治命题中排斥出去.男权思维就是男人对女人的绝对领导与绝对控制,男女之间存在着绝对值的二元对立.主权要求对内的至高无上权威,对外要求平等权.也就是说,国际政治是男人之间的交往领域,但在国内政治中,主权像男人对妇女的绝对控制一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由于根本上反映了男人的主权而忽视了女性的权利,因此并不能代表全民的利益,正如它只是代表了剥削阶级的利益而忽视了被剥削阶级的利益而不能代表全民的利益一样,是应该纳入重新界定的范围的.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学的基础问题,涉及理论的终极关怀.女权主义企图修正关于和平（战争）的内涵.一种思路把男性与尚武、暴力、父权、专制联系起来,后者是战争的同义语,暗含了压迫女性的因素,而女人的本性是和平,女权的兴起则是和平的福音；另一种思路则认为女性也是战争的制造者和有力参与者,也是定义战争的基本力量.[4]总之,国际关系学的概念体系是政治学基本理论的某种延伸,而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则是以男人的视角和男人对女人的压迫为明确或暗含的前提的.要建立更加科学与公正的国际关系学,必须将自然状态、国家、主权以和平重新赋予女权主义的内涵.
3.为建构主义和国际政治社会学起到了独特的推动作用
女权主义对政治现实主义乃至整个国际关系学科的解构,成为80年代“批判风暴”的一部分,自然对于长期受到现实主义压迫的理论界的自身解放起到了独特的推动作用.[5]具体地讲,它对于建构主义的发端以及更大范围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发展提出了几个有益的命题.首先,女权主义强调国际政治的社会本体论,认为国际政治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本质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男人与女人是一种典型的构成性关系,男人统治为核心内容的世界是以女人的被压迫为前提的,这就是国际政治的又一秘密.其次,女权主义的认同政治取向丰富了国际政治认同研究的内容.性别认同是社会认同的重要方面,它与阶级认同、国家认同以及集体认同都应该成为社会建构主义研究的基本内容,但是,以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却未意识到这一点.第三,女权主义者较早地从语言建构主义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的社会性.建构主义是差不多从语言哲学开始的,而女权主义者很早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埃尔丝塔在1981年就从语言实践的重要性,认为“我们对语言的使用等是构成人等的基础”,“语言、意义和知识都是社会行为”,因此,她通过分析意识形态、语境或语言游戏来探索语言在政治社会学中的作用,以揭示国际政治及其学科中“可能为其他学者所无视或忽视的潜在的意义、细微差别以及解释性概念”.她的这种学术研究显然是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对于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6]第四,女权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以一种批判的、情绪化的语言来追求妇女地位的提高,从性别压迫和国际政治压迫的双重角度提出了在国际关系范畴人类解放的话题,让人们在忙碌于政治操作研究的同时得以喘息,仰望一下道德与理想的星空,关注一番人类解放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实现方式.其实,这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学术处女地,在全球社会不断生成的新时代,国际妇女解放这个伟大任务可能首先在国际民间社会这个由女性较为擅长的国际公共领域得以部分实现,而这正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方向之一.
二、建构主义研究对于女权主义的两方面启示
上文肯定了女权主义在解构政治现实主义及其主导的国际政治学科过程中,对于社会建构主义（当然也包括了语言建构主义）之发端的积极作用,现在需要反观建构主义发展对于女权主义的启示.从中国的语境下,这种启示至少是两方面的.
1．建构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元理论联系
由于建构主义有主流建构主义与激进建构主义之分,而女权主义在广义的分类可以算作激进建构主义的内容,这方面,西方学者如温特早有论述.[7]从近些年的发展情况看,多数女权主义者还是从原来的批判社会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角度来解读国际政治的,这也许是因为国际政治中的性别差异所建构而成的压迫秩序是如此的牢固,理论批判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也许是因为女权主义的概念体系与理论工具中有着太多的后现代主义的遗产,还可能因为女权主义并未充分意识到全球化与全球社会生成过程中女性实现自我解放的新机会.既然,女权主义总体上是激进建构主义的一支,那么,我们比较它与建构主义的元理论联系,不如比较它与主流建构主义的元理论联系.
从本体论上讲,女权主义与主流建构主义如出一辙,承认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性质.在埃尔丝塔等女权主义者看来,男人与女人、内与外、公有领域与私有领域、战争与和平都是互为建构的关系,从社会建构主义的本体论出发,可以颠覆现有的知识体系.以和平与战争的关系为例,“问题是这样的：和平是一个从本体论上讲颇为可疑的概念.和平如果没有潜伏在阴影中的暴力对应物（战争）也就不可能存在等战争是不和谐的产物,和平则是和谐的产物.如果我们将和平视为本体论框架的一个支撑点,这一对立统一的复合体可以被几乎无限制地扩展开来.”[8]显然,女权主义与主流建构主义并不存在实质的本体论立场差异.从认识论上讲,女权主义与主流建构主义之间的关系就不像在本体论上那么一致了.多数女权主义坚持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本质,却不认为这种本质能够外化为国际关系的客观实在,否定世界政治中存在统一的客观规律性,坚持了一种较为彻底的反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而主流建构主义者则在认识论上实现了与主流社会科学的妥协.女权主义的这种反实证主义认识论直接影响了它的方法论态度,它反对运用“价值中立的”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倾向于采取批判的、建构的、人类学的、后现代哲学的,特别是学的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尽管以桑德拉惠特沃斯、凯瑟琳穆恩、克里斯蒂娜陈以及雅基特鲁等人为代表的国外“第二代”女权主义者以社会性别为中心分析范畴,在对国际计划生育等国际组织的作用、美驻韩军事基地问题、马来西亚外国女佣问题、苏东剧变后捷克妇女地位变迁等研究中,进行了有益的个案分析,[9]但只是小量的初步的尝试,对于是否称得上实证主义的转向尚待观察.总之,女权主义在元理论方面坚持了较彻底的社会本体论及其相关的反实证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基本上没有向主流社会科学做出让步,这一点,主流建构主义似乎相去甚远.
2．建构主义发展道路对于女权主义的可能的有益启示
建构主义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居于重要的学术地位,在中国甚至被认为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其中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建构主义实现了结构主义化、国家主义化、科学主义化以及中国化.这四个方面似乎都可以为女权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能的有益的启示.建构主义实现结构主义化的一个方面,就是把文化定义为结构,文化结构影响身份认同与国家行动,文化成为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实现了建构主义与国际体系理论的对接,也使得建构主义不仅仅是研究国际认同的学问,更是研究文化体系化了的国际论调或者非物质性国际体系的学问.由于新现实主义甚至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是以接受结构主义起家的,因此,建构主义结构主义化是它融入主流科学的重要方面.女权主义是否可以研究国际结构（包括国际性别结构及其变化,国际社会结构及其变化）对于女权的影响是值得讨论的.建构主义接受了国家中心主义的检测定,认为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体还是国家,研究国家对外行为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基本点,定义国家利益仍然有着关键的理论意义,离开国家谈世界是不现实的.
既然曾经有“妇女无祖国”的国际主义,为何就不会有“妇女回归祖国”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呢?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轨迹是否对于女权主义有所启示呢?[10]奥德勒等主流建构主义学者呼吁进行科学化的建构主义研究,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一个女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阵营中已有少部分学者正在尝试实证的研究,但是,仅仅简单的、以叙事为主的个案研究是不够的.构主义比较成功地渡过了中国化的初级阶段.这固然与建构主义本身较为宽广的研究视域、中国社会本身的文化道德主义基础有关,也与中国建构主义研究者较早地意识到其中国化的任务有关.从2001年中国研究建构主义的第一部专著出版起,中国学者们就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地提出它的中国化任务,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中国学者研究国外的建构主义时,一开始就在译介与本土化两个方向同时推进,因而能够迅速地向理论创新、政策研究方面转化,形成了国内学界的建构主义热潮.
3．建构主义中国化的不足应引起女权主义警惕
建构主义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取得一席之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除了学界的努力之外,根本的原因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问题增多、出现了原有理论范式不能合理解释的重大政治现象,同时大国成长中的理想主义冲动有了国际合法性研究的需求,从国际关系化到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为建构主义研究提供了实践背景.然而,学术研究需要保持清醒的反思精神,在一阵热浪之后,也许是到了理性反思建构主义的时候了.
建构主义中国化或者本土化过程中出现了若干值得认真注意的问题.一个就是自我封闭,建构主义本来像女权主义一样是一个开放的学问,是批判理论、语言哲学、后现代主义等诸种理论合成的结果,到了主流建构主义那里,特别是到了中国之后,逐渐变成了一个封闭的体系,不能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将自身融入到更为宏大的理论中去.虽然不少学者为之做出了很大努力,希望将它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相互借鉴与融合,不断超越自己,但是收效不大.另一个是知识重复.建构主义的基本知识体系发展到温特那里应该说基本系统化了,国内对建构主义的梳理也基本完成了.然而,不少有关建构主义的阐述文章仍然在重复过去,甚至造成了概念的混乱.第三,概念洋化.建构主义是舶来品,受到西学形而上学的影响,比较富有哲理,在国内一段时间内沿用原有的知识体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检测以时日,仍然不能将之与本土语言进行结合,恐怕其影响力不能持久,即使持久也不能深入到纯理论之外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比如,“建构主义”这个用语本身就需要进一步中国化.主流建构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如果对这些问题有所注意,不去与已经中国化了的学说或理论进一步结合,不去研究一些深入中国外交中的战略性问题,就有可能面临被庸俗化或被历史淡化的危险.
女权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目前条件可能不及主流建构主义,但是它无疑有着光明的前途.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转型的加快以及国际公共领域在民间外交方面的拓展,都为中国女权主义提供了实践的机遇,但是,女权主义中国化的方向是什么?它在中国土壤能够扎多深的根?它是否愿意不断超越自我?它在概念体系上如何重建?它与中国伟大外交实践如何结合?这都需要认真考虑.
三、女权主义的前途与国际政治社会学
女权主义固然与主流建构主义有着诸多的不同,与其他激进建构主义也不完全一致.其中一个显著的方面是,女权主义与社会性和社会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女权主义之所以令人瞩目,也是与国际社会的变迁有着直接的联系.这种与国际社会的本质联系,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广泛的发展前景.
1．女权主义研究领域本质上是社会生成的
无论是女权主义、女性主义,还是社会性别差异研究,本源上是社会问题研究.首先,如上文所言,女权主义坚持一种社会实践本体论,把国际政治认为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女权主义的一位代表人物也承认,几乎所有的女权主义国际关系学者都是在社会建构主义的意义上使用社会性别概念的.[11]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女权主义者不可能像现实主义者那样以研究硬实力为突出特征,也不可能像新自由主义那样重视经济学因素与物质交换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而不能不把社会结构及其变异作为一种基本的研究对象.其次,女性压迫的最初来源是父权统治以及社会分工.父权统治是家庭生活的中心话题,而家庭正是社会的细胞,在中国研究社会学不能离开对于家族与家庭的研究,它是中国化的传统共同体的主要模式之一；而近代的性别压迫也源于中世纪甚至更早的男女自然分工的异化.女权主义研究社会分工的异化及其路径依赖所造成的后果,就不能不研究阶段压迫以及社会变迁,因而对政治的社会学研究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第三,在国际关系领域研究女权主义,不会研究物质力量的对立,而是把国际社会互动作为主要对象,因为正是国际社会互动,才能突破国家主义的控制,才能彰显女权在国际交往领域的优长,才能突出国际道德与规范等文化因素的作用.因此,正如一位男性学者所言,“女权主义者像多数理想主义者一样,更多地是基于社会互动而非获得权力和运用权力来观察世界的.”[12]第四,女权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未来系于全球民间社会的拓展与强大.全球民间社会,又称全球市民社会,是指相对独立于由国家控制的国际组织之外的、由各国民间社会外溢而形成的国际联合,这属于国际政治中的低级政治领域,与战争、安全、外交等高级政治领域相对.全球民间社会主要涉及卫生、福利、环境保护、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是女权主义能够发挥重要影响的领域.只有全球民间社会的日益强大,才有女权主义者的光明未来.正如18、19世纪欧洲皇家宫廷和贵妇人沙龙中的文学批评形成了最初的公共领域一样,[13]20、21世纪的国际公共批评领域进一步向国际层面上的扩展,也或许会催生国际民间社会的更强劲成长,并随着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的发展、全球性危机的增多、世界妇女大会等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挑战以及女政治家群体与女批评家群体的相互呼应,而有可能推动国际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型和全球民间社会的实质发展,它对于全球化时代的女权主义将具有革命性意义.
2．女权主义的兴盛源于社会理论与社会领域的变化
女权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运动的说法,虽然并不全面,却也抓住了它的本质,即女权主义是世界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弱势群体追求政治与社会公正的全球行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实现长期被压抑了的性别平等要求与自我解放的价值,它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兴盛,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理论与社会领域的变化.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曾经是,现在也是部分女权主义者挑战政治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重要理论工具.也就是说,在“批判风暴”的时代,女权主义与批判社会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国际社会领域的变化,也为女权主义的兴起提供了三个方面的基本背景：第一,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国际政治社会化的持续深入全面进行,国际社会基本价值和政治文化从欧洲美洲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扩展,女权主义最初赖以成长的社会环境也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张,这使得女权主义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潮；第二,全球化对原有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持续摧毁,要求重估一切价值,世界妇女大会等全球民间社会的生成则是全球化条件下推翻社会性别压迫的基本组织依托.第三,国际社会公有领域与私有领域的分离日益模糊化,政府间国际组织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的功能出现了相互依赖的局面,国际政治中的基本关注点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转化,国际安全的基本关注点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转化,以平等、公正、合理为基本追求的世界秩序和国际合法性重建,都赋予了女权主义以历史发展的机遇.女权主义正是抓住20世纪70、80年代的国际公共性猛烈增生的历史机遇,利用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对于国际道德、文化、认同与的青睐,在社会沟通、国际公关、民间外交、文化扩展甚至政治参与诸方面,不仅从女权主义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贯彻性别平等的各种政治主张.换言之,批判社会理论是女权主义理论的主要理论源泉,国际社会的变化是女权主义兴盛的主要现实源泉.
3．女权主义与国际政治社会学的理论互动
女权主义的中国化与建构主义的中国化一样,需要逐渐结束其“长袖善舞、飘忽不定”的西学东渐阶段,进而落实到一种相对非西方文本化的理论框架上来.这是一个狭隘学术自主性失落的过程,也是获得新型学术自主性的过程,它无疑是困难和痛苦的,却是有意义的.由于女权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总体上都是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国际政治的,拥有社会实践本体论的基本立场,其目的都是实现国际政治的合法性与人类的社会解放,因此,国际政治社会学似乎是它们共同的前途.
女权主义实际上一直在推动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发展,女权主义在发展初期从社会建构主义的意义上对政治现实主义所做的批判丰富了国际政治社会学的本体论知识；女权主义对环境保护、国际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关注丰富了国际政治社会学关于全球民间社会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女权主义关注社会分工的歧视性,把性别压迫作为国际社会不公正的基本方面,它至少从两个方面对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有较大的启示：一方面,国际政治社会学是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关系,社会不公正对于世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应是其研究的基本点,另一方面,国际范围的政治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关系也应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的着眼点,因为从世界历史上讲,人类自身解放运动从神权解放、阶级解放、民族解放,一次转向社会解放,而性别压迫的改变是社会解放的最后的内容.
当然,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的发展,同样对于女权主义的发展有推动作用.女权主义的元理论方面有着先天的缺陷（这方面与建构主义特别是激进建构主义的其他学派相类似）,国际政治社会学通过对于实证主义的有限肯定来补充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不足.女权主义提出的社会性别平等的主张也可以纳入国际政治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国际政治文化中去,后者则是国际社会化的基本价值主体.国际政治社会学在注重国际社会对于国际政治作用的同时强调国际政治对于国际社会的反作用,主张合法性权力对于国际平等的正面推动意义,这样可以纠正女权主义对于权力或政治过分批判的“单向度”认识.国际政治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不仅包括社会性别领域的冲突与合作,还涉及国际社会相对平衡发展与不平衡发展及其矛盾运动,国际阶级斗争与合作、民族斗争与融合、种族斗争与发展等矛盾范畴和大国关系、国际政治格局、世界秩序之间的矛盾运动,国际权力型公共领域与国际民间社会型公共领域之间的矛盾运动等等,这些研究领域可能会拓展女权主义研究的视野,为其在今后的知识体系构建与发展定位方面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目前,中国大国成长进入了关键时期,和谐社会、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一系列战略方针,追求国内社会的公正与和谐,强调和平与发展的理想主张,把实现国际社会的平等、与多样性作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基本环境与战略目标,既体现了中国政府的战略意志、理论自觉与政治自信,也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于国际社会变迁与世界政治文明发展大势的正确把握.在古老的东方大国重新崛起的今天,“三和”战略方针的提出及其贯彻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学术研究,也给了女权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中国化提供了难得的实践载体.这是机遇,更是挑战.
注释：
［1］以经典现实主义与科学主义为代表的不少资深学者认为,女权主义不是国际关系理论,只是一种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但李英桃、胡传荣等人认为,女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正在形成.本文理解前一种分类的严谨性,但从霍克海默的定义出发,采取后一种分类.
［2］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1、82页.
［3］J.AnnTickner,“ACritiqueofMenthau’sPrinciplesofPoliticalReali,”inRobertJ.ArtandRobertJervis,InternationalPolitics:EnduringConceptsandContemporaryIssues,SeventhEdition,PearsonEducation,Inc.2005,pp.17-24.
［4］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23633页.
［5］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批判风暴”,请参见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长征出版社,2001年,第5253页.
［6］关于埃尔丝塔对于国际关系语言研究对社会建构主义的意义,可见［挪威］伊弗诺伊曼、奥勒韦弗尔：《未来国际思想大师》,肖锋、石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07442页.
［7］关于女权主义的学术定位的讨论,请参见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第16、87页.
［8］［挪威］伊弗诺伊曼、奥勒韦弗尔,前引书,第419页.
［9］自李英桃：“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与国内同行的评价”,载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社会性别与国际关系”论文集》,2006年11月19日,第3页.
［10］关于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发展轨迹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关系,可参考郭树勇：《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时事出版社,2006年.
［11］J.AnnTickner,“YouJustDon’tUnderstand:TroubledEngagementsbetweenFeministandIRTheorist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41,1997,p.620.转引自胡传荣：“冲突、张力与有关合作的期待――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学三大主流学说”,载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社会性别与国际关系”论文集》,2006年11月19日,第29页.
［12］JohnT.Rourke,InternationalPoliticsontheWorldStage,fourthedition,TheDushkinPublishingGroup,Inc.,1993,p.152.
［13］［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
（作者简介：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200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