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本文具体勾画并分析1956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教育改革举措,从而表明,这些举措有着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即为了探索如何构建适应新中国新闻教育的模式和路径.就探索本身看,显然是因应当时整个中国情势,但就其改革举措本身,明显带有复旦的特色,与当时担任系主任的王中有着极大的关系.复旦新闻系1956年的改革,既是中国新闻教育的一个历史缩影,同时也为中国新闻教育后续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和基础.
【关 键 词】1956年,复旦新闻系,新闻教育,探索
【中图分类号】G214【文献标识码】A
1952年院系大调整,复旦大学新闻系面临停办之虞.理由很是简单,据说当时的苏联,办新闻系是党校的专利.“老大哥”榜样在先,依样葫芦自在情理.在此命悬一线之际,时任校长的陈望道急忙出手,腾挪通天术法,求得一粒“九转金丹”――周恩来(一说是,今无从考证)一个批复:“复旦新闻系是望老的事业,他要办就让他办吧”[1],复旦新闻濒死又生,于是便成就了今天的八十大寿.
中国大学新闻教育,是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产生并迅速推开,复旦新闻系的创办是1929年,算抓住了第一拨浪潮的尾巴,自然不是最早.但是,自出生后任凭风吹雨打,却始终不倒并健健康康走到今天的,在中国新闻教育史上,只此一家.“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其八十年的岁月沧桑,说是中国高等新闻教育历史的一个缩影,并不太过.正因如此,重新考察、审视复旦大学新闻教育的足迹,也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味.
本文将把目光投射在1956年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因为正是在这一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异常活跃,对于教学方案、教材编写、学术研究、资料搜集、师资培养等等,多有创造性改革设想和举措.引起我们注意和思索的,不是其最终结果及其产生的影响,而是为何在这个时候有这样的一种改革冲动和实践,它对中国的新闻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
就大背景看,刚迈入1956年的整个中国知识界,都处于一种激动和兴奋之中.1月,召开知识分子会议,认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2]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3]“向科学进军”,就此拉开序幕.
1月31日,复旦大学校委会通过《关于科学研究工作当前要求的决议(草案)》,各系的科学研究工作也相继推进[4].在这一股热潮中,与校内文科其他系科相比,新闻系的表现应该是不差.有一例证,在陈望道校长该年5月份的一个讲话中,点名表扬了新闻系,因为其所召开的科学讨论会次数,在文科中名列前茅,仅次于数学系、化学系和物理系.[5]
“科学研究”的外延很是宽泛,不过在新闻系的多次讨论中,其重点看起来是十分明确的.在1956年制定的《新闻系十二年科学研究工作纲要(草稿)》中,就有着这样的规划:
根据本系缺乏教材的特点,必须把科学研究与教材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科学研究必须为教材建设怎么写作.[6]
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9月以前全国共印行新闻学专著468种,内容涵盖了新闻学概论、新闻事业、新闻业务、中外新闻史等各个方面,其中不乏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任白涛、黄天鹏等新闻教育名家的力作[7].但新中国建立后,这些出自“旧新闻教育”的教材,自然被弃之不用.
其实,改革教材,使之适应新中国的需要,是解放后所有高校都需解决的难题.在1949年12月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确定了指出了建设新教育的三个途径,即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改革旧教育,建设新教育,是贯穿建国头三年教育工作的主线.[8]解放初期,教育部成立了高等学校教材编审委员会,截止1951年,共编译文科教材467种,但这些自编教材仍然大多“脱胎于欧美”,且“大部分是学校油印或铅印的讲义”,[9]不能尽如人意.到了1952年,全国“一边倒”学习苏联,“以苏为师”,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仿照苏联模式制定了系统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并编译了教材和讲义.复旦新闻系也不例外,自1954年6月起,依苏联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办学模式修订教学计划,将原有的《新闻学概论》、《新闻编辑》、《报纸群众工作》合并为《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一门课[10].除此以外,据复旦新闻系档案,其时还有这样一种教材编制法:先由来自业界的教师根据实践经验总结出讲课材料,再由专职教师根据苏联大纲的精神编写成教材或大纲.然而,无论是直接编译苏联教材,还是以本土经验按照苏联模式改编,不仅数量十分有限,其质量和适用性都是疑问,课程设置不合理和讲课内容重复的抱怨声此起彼伏[11].
偏偏从1954年开始,全国的高等学校又相继增加了招生人数,并在1955-1956年达到高峰.以复旦新闻系为例,1955年招生人数为120人,比前一年增长两成.若按照当时5年制学制(这也是学习苏联),1956年整个新闻系在读学生至少达到391人[12].日益增长的学生数量不仅使新闻系倍感师资缺乏(1955年系里新增青年教师11人),[13]解决教材,以规范教学更好培养人才更是迫在眉睫.
仅以此看,新闻系的“科学研究”定位在“为编写教材怎么写作”,实在出于现实教学的压力.
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另一背景.自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农业的问题、重工业的问题,乃至冤检测错案的问题等等,使陆续觉察到苏联经验并不完美无缺.同时,随着经济建设不断深入,也暴露出苏联的一些经验不符合中国国情.据悉,在1955年底就已提出了“以苏为鉴”[14].到了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公开要求全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于人家的经验,包括苏联的在内,都不可教条主义式的照搬.同时,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对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或一概排斥,都不是正确的态度[15].这就等于在彻底否定学苏联的“一边倒”的同时,为吸收其他国家的东西打开了一条缝.在这样的氛围中,复旦新闻系的“科学研究”――编写教材,其重要性就不只为应付教材的短缺,而是另有深意.它在1955年底的一份工作规划中这样写道:
新闻系所开各门课均无现成的教材,苏共高级党校曾出版《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二册,系单片文集,尚非系统的教科书,且未中国化,其他各科连这样的东西都没有,因此教材建设为本系的重要工作,教材建设又必须依靠教师的研究工作.[16]
苏联引进的不是教材,且又未“中国化”,其他各科更可怜,是一片空白.那么,复旦新闻系的教材编写,就是要在这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搭建中国新闻教育课程和内容构架,且看其具体实施计划:
目标:首先通过研究工作建设起以下的教材:
A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及新闻史资料若干册
B新闻学教科书《新闻学基础知识》
C关于外国新闻事业资料性的论文集
D根据选修课程的开设写出若干教本
此后,再在教材的基础上进一步作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出版新闻论文集期刊以便吸取全国宣传工作者与新闻工作者的意见以提高教师的科学水平.[17]
这个分两步走的计划,给人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是:中外并包,历史与现状皆备,以史论为重点,整体提高新闻教学与科研水平.就其中所透露出的视野、雄心及总体构想,与其说为编几本教材,不如说是试图放眼世界,兼收并包,总结经验,从教材入手,以创建、推进新中国的新闻教育.这,乃是复旦新闻系“科学研究”之内在实质.
(二)
计划中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性的论文集”,很快就在1956年3月以《新闻学译丛》的面目出现.
这是一份季刊,32开,铅印,一共出版了5期,总共刊载编译性文章104篇.
在第1期的“编者的说明”中,《译丛》对自己是这样描述的:
新闻学译丛是以介绍苏联、各人民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各国、工人党和进步报刊的工作经验为目的的一个期刊,它可以作为各兄弟学校新闻系的教师和学生,以及新闻工作者、宣传鼓动干部进行研究与工作的参考读物.
这个“说明”无非是两点:刊物的内容与目的.内容上以苏联及、工人党和进步报刊经验为选择对象,从当时的整个氛围看,是非常自然也是十分正常的,无需置论.问题在于刊物却没有坚守这个立场.这在后面几期的内容中可以看得很明显,尤其到第3期以后,不再是以介绍“苏联、各人民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各国、工人党和进步报刊”为主,转而以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新闻业的发展状况和采访、写作等新闻工作的业务为主了,具体参见下表.
《新闻学译丛》文章内容统计
这种转向也许是1956年中国的一种普遍趋势,比如同样是在1956年,《人民日报》在酝酿改版之前,也曾研究了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像《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朝日新闻》等,而不只是以苏联《真理报》为唯一楷模[18].联系到前面提到的《论十大关系》中的那些观点,这样的转向并不令人奇怪.同时从1955年年底开始,复旦图书馆和新闻系资料室新订了一批外文刊物,如《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时代杂志》《新闻周刊》以及美国新闻业的专业杂志《编者与出版者》,恰好为之提供了来源.所以,当时国内拓宽视野,了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需求,与复旦图书资料的基础,使《译丛》在内容重点的转移,具有了一定的客观条件.
然而,《译丛》的内容转变绝非是被动跟随.时任系主任的王中就曾对当时所谓的外国新闻事业研究,只是“大骂资本主义”感到十分不解.他反对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大骂”,认为即便是“骂也要骂得有名堂”.因此,他主张撇开意识形态的差异,先从形式上比较西方资本主义的新闻业与苏联、中国究竟有什么不同.[19]所以,《译丛》自第三期开始重点放在介绍西方新闻业及其新闻学研究,也不排除这种比较研究的主观动机.
在具体题材上,《新闻学译丛》中最多的是与新闻业务方面相关,此外,还介绍当前资本主义新闻业的发展状况,比如英美主要报系的介绍、美国报刊简史、美国报纸的组织机构、美国报业的垄断现状、美国新闻业的道德自律、美国的新闻教育等.还有少数几篇介绍美国、英国的工人日报情况.联系到其“编辑说明”中所设置的目的是作为“教师和学生,以及新闻工作者、宣传鼓动干部进行研究与工作的参考读物”,以业务为主显然有其实用性考虑.在这方面,《译丛》还是动了一番脑筋的.比如从第3期开始,分别将《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朝日新闻》这三张报纸的某一天的若干版面依样画下,制成版样陆续刊登出来,其意显然是要为当时接触不到外文报刊或者看不懂外文的读者提供直观的形象和借鉴.当然,业务技能一类,在政治上不如理论敏感,安全系数相对比较高.这,可能也是办刊者的一个考虑.
可是业务的背后必然带有观念,从《译丛》中所涉及的西方新闻业务文章中,就包含了新闻敏感、新闻价值、“倒金字塔”、新闻写作的5W1H、新闻导语、读者调查及其结果等等.在一篇题为《哪些是议论,哪些不是议论》的文章中,甚至有“记者不能在文章里发议论”,客观事实与主观言论分开,要揭示或明确地暗示新闻的来源等等,属于“新闻客观性”的内涵,尽管文章中没有这样提.这一些,在当时的中国显然属于十分超前的内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78届的硕士毕业论文中,曾对我国“新闻价值”研究的状况做过这样的描述:“解放后三十年间,我们在理论上不提新闻价值,无从谈及概念的表述.只是近两三年来,才出现讨论新闻价值的新局面等.”[20]另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9年间,中国大陆共出版新闻学方面的书籍215种,其相似度检测绍新闻业务的居多,但存在低层次重复的问题,例如,介绍怎样办黑板报的书籍就有15种之多.[21]依照这样的基本状况,我们不难想见,复旦《新闻学译丛》在当时不仅新鲜与前沿,而且具备相当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检测若不说是启蒙的话.
借此顺便值得一提,正是这个《新闻学译丛》,首先为中国引入了“MassCommunication”――也就是今天耳熟能详的“大众传播”这个术语,起初译成“群众交通机构”[22],后又改为“群众思想交通”[23],并具体解释了其含义:
报纸是“群众思想交通”工具之一.其它主要的“群众思想交通”工具有:杂志、广播、电影等.这些工具有一种到三种的职能.它们可以传播消息和知识,可以用言论来影响群众,最后是一种娱人的作用.要做到企业化,它们最起码要能很成功地做好三种之一.
也许正是因了这种开放与不拘一格,《新闻学译丛》看来是受到了新闻业界的大力欢迎,下面就是一个证明:《新闻学译丛》第3期因纸张供应不上而延期出版,当时四川省《新自贡报》得悉后特地写信到复旦新闻系表示愿意支援纸张.[24]《新自贡报》1951年3月创刊,是自贡市委的机关报.《译丛》每期的发行量约500―1000本,发行对象主要是全国各省的省报和地委一级的党报,以及兄弟院校的新闻系,而这家地处西南、规模不大的市委机关报竟能看到《新闻译丛》,并且自愿为之排忧解难,其社会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不能忘记,《新闻译丛》出版,是要为下一步的研究和教材编写打下资料的基础,因此,在新闻系1957年上半年制定的课程设置规划中,原来的“外国新闻事业史”被拆分成“苏共报刊史”和“外国新闻事业”两门课,这一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把西方新闻事业扩展为独立的教学单元.同时在另一个中期规划中,已赫然有出版《外国新闻事业集》的打算,并提出这本集子以“独立短篇论文”为主,“不求系统性”.在其之前的“科学研究”实施方案中曾有“在教材的基础上进一步作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出版新闻论文集期刊以便吸取全国宣传工作者与新闻工作者的意见以提高教师的科学水平”的设想,拟议中的《外国新闻事业集》正是这个实施方案的具体化.由此可见,新闻系的确有由教材编写,全面提升其科研能力和水平的意图与野心.
在当时的条件下,复旦新闻系能够办出这样的一份刊物,的确是一个惊人的创举,在新中国的新闻教育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同时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其本身已具备的实力,否则,这样的刊物是不可想象的.改革开放甫一开始,复旦新闻系在1978年就马上编译出版《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可说是渊源有自,恰与《新闻学译丛》的路子对接.
(三)
按照实施方案中所谓“建设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一条,1956年复旦新闻史教研组也就把编写教材摆到了议事日程.
当时复旦新闻系没有中国新闻史教材,只有一个讲课大纲,这个大纲名字叫做《马列学院新闻班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是由高级党校所编写.整个大纲基本上参照苏共报刊史的模式,以政治形势的历史变革为依据划分报刊发展的历史时期,主要内容为介绍党的和其他进步的报刊,余皆涉及不多,报刊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和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是其分析的重点,因此,“新主义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就成为大纲的中心内容,所含章节最多,阐释也最为细致[25].在这个大纲中,中国新闻史基本上就是党的革命史的翻版,“一切都同革命挂上钩,是当时的时代特征.新闻史应该加入革命史的行列,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也无形中为大家所认可.”[26]
由于缺少材料,我们现在尚无法弄清,当时复旦新闻史教研组拟议中的教材,究竟是要把原有这个大纲充实具体化为教材,还是打算撇开党校的这个大纲,另起炉灶.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与外国新闻史教材的准备工作一样,复旦新闻史教材也是先从资料着手.没有第一手资料,也就没有历史.他们在该年的工作计划中明确提出,“本学期起建立资料室,根据教材的需要进行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并指定教师宁树藩负责领导.[27]
外国新闻史资料是向外索要,中国新闻史的资料则是取之于内.一方面派遣教师奔赴广东、江西、湖南等地专事搜觅、购写,甚至去上海的街头旧书摊、旧书店和旧书商家中搜购,其中包括当时颇有名气的旧书商林豪、张公度等人,可谓“不惜工本”.[28]另一方面,则是利用活材料,即到老报人那里倾听并搜取意见和材料.在王中提议下,1956年5月和6月,复旦新闻系先后召开了两次老报人座谈会.与会的老报人来自《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民办报纸,都是解放前新闻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如:严独鹤、马荫良、李子宽、汪仲苇、严谔声、胡道静、王煦华、伍特公、孙恩霖等.
老报人座谈会得到了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的大力支持,他参加了第一次座谈并在会上发表讲话,不仅传达了“双百方针”,希望老报人们抛开顾虑,畅所欲言,而且还恳请老报人们多关心复旦新闻系的建设发展.随后,他还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他自己过去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一味否定中国传统的做法是错误的,应当广泛地接受各种思想.[29]
虽然座谈会的规模不大,但老报人在座谈会上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对复旦新闻系的新闻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老报人提出的重视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并建议创办新闻史料方面的期刊、举办中国报刊史料展览会等,这些建议不久后就付诸实施了.
新闻系首先开始酝酿创办定期出版的刊物《中国新闻史料》,但因其是否有足够且稳定的史料来源尚无把握,就拟先出一本不定期的《中国新闻史料集》.《中国新闻史资料出版计划》对这个史料集有这样的构想:“本刊主要选载有关中国新闻史方面的原始资料和资料性的文章,以供进行《中国新闻史》教学和研究的参考”.[30]在当年的《新闻学译丛》中,还可以查找到《中国新闻史料集》第一集的征订启事及其目录,内中收录了一批著名老报人的文章,如张静庐、汤因、孙恩霖、武廷琛、刘放园、李子宽、余空我、王煦华等,还收有一批珍贵的史料,如上海图书馆提供的《汪穰卿师友手札》四十封、《中国女报》《劳动周刊》《工人周刊》等报刊的报样图片等.[31]可见第一集已是“万事俱备”,遗憾是“东风不与”,还未及出版,反右运动就开始了.
1956年5月,新闻系还举办了“中国报刊史料展览会”,展出了400多种报刊,时间从1815年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一直到1949年以前.其中有解放区的报刊,也有国统区的报刊,有地下党领导的工人小报,也有各式各样的传教士报纸和民办报纸.报展全部对外开放,一时吸引许多人观看.事实上,复旦新闻系有过举办报展的历史传统.1935年办过首届世界报纸展览会,展出的报纸共计1500多种参观者达1万人次,被誉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创举”.十年后的1945年,在重庆举办了第二届世界报纸展览会.
由史料搜寻并准备的过程及其路向看,1956年复旦新闻系准备编写的《中国近代新闻史》教材,显然不打算囿于原有党校的那个大纲,也就是不再把目光仅仅盯在党的报刊,而是大为扩大,投向了解放前的“旧新闻业”.此外,陈望道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已经编就的《中国新闻史料集》目录表明,这种视野的扩大,其更深意图是要总结整理中国报刊自身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1956年复旦新闻系“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教材”的编写,必然蕴含着一种改革和创新.
(四)
实施方案中还提到要编写一本“新闻学基础知识”教科书,不清楚王中先生的那个《新闻学原理大纲》,是否就是拟议中的这本教材,但不管如何,这个此后使王中倒了大霉同时也使他闻名全国的《新闻学原理大纲》,总归也是1956年的产物.
关于王中的《新闻学原理大纲》,介绍和研究的成果不少,有兴趣者不妨去读《王中文集》和学术文章,这里不打算展开再炒冷饭.只是想指出一点,支撑整个《新闻学原理大纲》的支柱,就是“社会需要”.用王中自己的话说,“报纸之所以需要改革,就是因为它违抗了‘满足人民需要’这一法则”.[32]
王中正是抓住这一个核心概念,逐一论证“新闻起源”、“读者需要”、“报纸职能”、“报纸的两重性”等等问题,令人耳目一新.在1956年的“科学研究”中,复旦新闻系的几个项目几乎是同步进行.由于很快就转了风向,打算编写的教材都没有成型.然而,王中先生的这个大纲,却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领略到复旦可能具有的创造性和改革的力度.
既然说到了王中教授,就不能就此带过,因为1956年复旦新闻系的改革,除了大背景使然,王中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这不仅因为改革是在王中主持下进行,更重要的是改革方案渗透着王中的思考和思路.
从王中经历看,他是一个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个有着十几年的革命和办报经历的新闻工作者.[33]他不尚浮言空谈,并具有很好的个人魅力,在不少复旦老教授的回忆录里,王中是思想敏锐、语言犀利、不拘一格.[34]这完全可以相信,在1956年复旦新闻系的诸种举措中,的确充满了不拘一格的创意.比如象前面提到的老报人座谈会、《新闻学译丛》等,都是如此.王中还曾为“新闻写作”课起草大纲,提出写作要“通俗化、大众化”.王中对师资培养极为重视,因为教学科研说到底还是要落到教师.1956年7月至8月,他带领新闻系教师去无锡《工人生活报》、南京《新华日报》、济南《大众日报》和《青岛日报》调查,考察报纸工作改革情况,并与报社编辑记者和读者座谈,他还曾“不拘一格”,积极争取把旧新闻界的知名人物胡道静调入新闻系,虽然最终没能成功.[35]他经常召集青年教师在一起讨论各种问题,并提出每位青年教师要写一篇论文.下面这个当时制定的师资培养目标,在当时条件下,应该说是很高的了:
二年内培养教师条件,助教本年内把苏联联共(布)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二本看完,提出创造性意见.本系教师掌握一国外语(能看懂真理报或英文报),在二年内要达到全系教师人数的90%.在二年内100%能基本上掌握历史唯物主义课的基础理论知识.关于语言文字水平,在二年内每人应达到具备较高的语言表现能力,准确精炼地记叙事实表达思想.[36]
助教每人每学期写一篇论文和一篇作品,要求有创造性,至少要求别人的意思自己的语言,讲师以上的教师每年必须作出具体有相当质量的论文,经教研组或全系讨论.论文工作和教师晋级、评级、学位、开课、编辑教材等工作结合起来.[37]
如果说师资目标还带有较重的当时印迹,那么,所提出的硬件建设目标,放在今天,也不算落后:
在资料建设和教学设备方面:(1)新闻史资料室能具有全国所有报刊、期刊和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报刊.(2)成立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资料室,备有全国各种报刊、综合性期刊.(3)符合教学研究的完美新闻摄影实验室.(4)加强对广播出版工作的研究,进行电视宣传工作的研究.[38]
课程的调整,同样充满着务实和创造,试比较1955到1957上半年的专业课程表:
不难发现,1955年的课表中,只有三门课程(新闻摄影、中国新闻史和外国新闻史),原封不动进入1956年,“新闻写作”被改为“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则索性撤销,变成“新闻学原理”、“报纸群众工作”和“新闻编辑”三门课.据悉,这三门课本来就有,恰是在学苏联的热潮中,根据苏联的经验和大纲被合并成为这大而无当的“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39]1957年虽然只有微调,把“外国新闻史”拆为“苏共报刊史”和“外国新闻事业”两门,但的确是非常聪明之举,一方面不至于与当时的政治气氛相违,同时又能对苏联以外,尤其是资本主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可以尽情展开.这样的课程调整究竟如何,不是我们这里想说的,并且抽空历史语境站在今天对之说三道四也不公允.不过有一点非常明显,1956年和1957年的课程调整,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取消与恢复,调整不大,但其中的理念与前面提到的所有改革是一致的,那就是尽量使教学内容,符合中国本土实际,符合中国自身的报刊实践与传统,同时使之更为具体可以操作.顺便指出,课程的调整也反映出复旦新闻教育始终关注的两个重点:一是理论,一是业务.正是由此,生发出后来“两典一笔”的说法和教学传统[40].
1956年在复旦新闻教育改革,犹如流星划过,霎那间迸发出一道亮光,瞬即消失在夜空,余下只有几个值得后来者格外珍重和细细把玩的碎片.只是这种珍重和把玩,除了告诉我们昨天的故事外,还可以对今天与过去的内在连接,有着深一步的理解.“好学力行”,是复旦新闻系的系训,也是复旦新闻教育的传统.1956年那道亮光中所显示出的开阔视野,善于吸收,不拘一格,务实践行,既仰望天空,又始终关注自己立足的土地,正是这个传统的再一次证明和体现.不仅如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复旦新闻学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在王中先生观点基础上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延伸开来,报纸的起源,即报纸究竟是阶级斗争所产生还是社会需要所产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新闻学激烈争辩的一个问题.以此回溯,1956年王中的《新闻学原理大纲》以及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实也就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新闻学重新起步的基点之一.那么,中国的新闻教育呢1956年复旦新闻系所余留的那些改革碎片,难道仅仅是复旦新闻教育的历史映照
注释:
[1]据丁淦林先生的访谈.
[2]参见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页241-243,人民出版社,1983年.
[3]同上.
[4]参见《复旦大学百年志》页21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5]参见陈望道1956年的讲话《复旦大学五十一周年校庆节第三次科学讨论会开幕词》,载邓明以《陈望道传》页478-48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6]参见复旦大学新闻系历史档案,档案号32.
[7]参见童兵、林涵《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卷》页145-153,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8]董节英:《50年代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先导:课程改革》,《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页78-83.
[9]参见方晓东等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纲》页53,海南出版社,2002年.
[10]《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分志》,页7.
[11]关于课程设置和讲课内容的重复问题,可参见复旦大学新闻系历史档案中教师的会议讨论记录,档案号32-34.
[12]数据来源:《复旦大学百年纪事》页709,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13]参见宁树藩《音容宛在思念长存》一文,载《王中文集》页42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又见《新闻系十二年科学研究工作纲要(草稿)》,其中提到1955年上半年“人力少,教学任务繁重”,到1955年下半年“师资有了增加”.
[1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上卷),党校出版社,1991年,页472.
[15]《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页286-287.
[16]参见复旦大学新闻系历史档案《新闻系一九五五年科学研究工作总结及今后规划》,档案号34.
[17]参见复旦大学新闻系历史档案《新闻系一九五五年科学研究工作总结及今后规划》,档案号34.
[18]参见1956年《人民日报编辑委员会向的报告》.
[19]据2008年5月对当时《新闻学译丛》编译者刘同舜的深度访谈.
[20]吴鸿业:《新闻价值论》,载吴兴华、李松晨等著:《新闻价值及真实性指导性》,人民日报出版社,1984年,128-189,引见141.
[21]参见郑保卫,《中国新闻思想史》页336,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22]参见《新闻学译丛》第3期页65.
[23]参见《新闻学译丛》第5期《美国报纸的职能》一文.另据当时参与翻译的新闻系教师刘同舜回忆,在翻译MassCommunication的时候,译者们有过一番讨论:当时中国大陆已有“传播”的说法,但还没有“大众传播”一说.他们曾考虑将MassCommunication译成“群众传播”,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又有所顾虑:群众要“传播”什么东西难道不是党在传播吗最后再三斟酌,决定直译成“群众交通”,后来为了便于理解,又在“交通”前面加了“思想”二字,变成“群众思想交通”.
[24]后来这件事被写成感谢信登在第3期的最后一页上.
[25]见丁淦林《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1956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载于《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26]同上.
[27]参见复旦大学新闻系历史档案《新闻史教研组1955-1956年工作计划(草案)》,档案号31
[28]同上.
[29]此材料来自2008年5月笔者对宁树藩的深度访谈.
[30]参见复旦大大学新闻系历史档案,档案号31
[31]参见《新闻学译丛》第5期页30.
[32]《王中文集》,赵凯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8.
[33]1935年,王中考入山东大学外文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开始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先后担任山东滨海区《农民报》总编辑、《鲁中日报》总编辑、山东《大众日报》编委、通讯部副部长、新华社山东总分社编辑主任、济南《新报》编辑主任等职.1949年随军南下,任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室军代表、秘书股长,接管上海的新闻出版机构,创办华东新闻学院并任教务长.1950年调入复旦大学任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政治理论教学委员会主任兼教授、新闻系主任.1955年下半年,王中的工作重心由复旦大学的统战、教务工作转入新闻系的建设.
[34]例如,吴中杰在回忆录中提到,王中作报告总是座无虚席,笑声不断.参见《复旦往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5]根据笔者于2008年5月对宁树藩老师进行的访谈.
[36]参见复旦大学新闻系历史档案,档案号32
[37]参见复旦大学新闻系历史档案,档案号34
[38]参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历史档案,档案号34.
[39]丁淦林:《大学新闻教育的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应该怎样确定》,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主编:《中国新闻教育论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198-207,引见199.
[40]两典:指马恩经典著作和古典文学著作,一笔,指写作一枝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