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重?2016年10期

更新时间:2024-06-11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2316 浏览:104823

在巴黎繁华的香榭丽舍大道与乔治五世大街交汇的街角处,中国游客经常在一家大商店前排起长龙,来来往往的当地人则会对此投以惊奇的目光.如此火爆的场面甚至导致了在一段时期内,这家商店不得不对来自远东地区的客人群体采取限购令:每本护照的持有者不得购写两件以上的某品牌产品.这种不可思议的情况居然出现在法国这个所谓崇尚自由的国家,让人产生仿佛身处法国荒诞派戏剧大师尤内斯库某部剧中场景的错觉.

一天,我路过这家商店的时候被一个亚洲人缠住.他一个劲儿地拜托我用护照帮他两件商品.因为他已经超过了限购数量.没错,您一定猜出来了.这家商店就是巴黎奢侈品店中的翘楚:路易·威登旗舰店.

拿破仑曾经预言:“中国觉醒之时,世界将为之颤抖”.而现在的情况则换成了路易·威登董事长伯纳德·阿诺特在微微颤抖等不过他的心情一定不错.路威酩轩集团已经在中国开了数家分店,其中位于上海南京路的一家已经荣登全球路易·威登店面规模的头把交椅.

很多欧洲人都很奇怪且不解:这些来自于人均年收入低于3800美元,世界排名第129名的国家的中国人,怎么能写得起那么多奢侈品?这,您大可不必怀疑是否统计出了问题.其实,在研究一国国情时,具体数据尽管必不可少,但“尽信数,不如无数.”请允许我在这里引用两个经过证实且绝对可靠的数据.

第一个数据是46423欧元.这是2008年平安夜,一位中国游客在鲁瓦西-夏尔·戴高乐机场2E航站楼的消费金额.这位具有惊人消费力的游客自称是房地产老板,他在一家免税店写了几瓶法国顶级酒庄的葡萄酒,一瓶1986年的帕图斯、一瓶2002年的罗曼尼康帝、一瓶1947年的拉菲、一瓶1976年的拉图,最后甚至还有一瓶来自久负盛名的罗纳河谷,产于1991年的拉塔西.此酒每瓶的售价高达令人咋舌的19990欧元.最后收据票面显示消费总金额为46423欧元.这位同胞也因此打破了戴高乐机场内单一门店的消费金额纪录.无独有偶,在此之前,个人消费纪录保持者也是一位中国游客在2007年3月创造的,花了23000欧元!在他带到北京的几瓶酒里,一瓶是1945年的武当鲁齐,一瓶1900年产的阿马尼亚克酒,还有一瓶让人目眩的1806年产科涅克白兰地.

第二个数据是1196元人民币,相当于120欧元,这也是2009年中国公布的最低贫困线标准.在中国,有接近4007万人的年收入在这个标准线以下.换言之,这4007万人每人平均每天只有不到0.5美元的收入!您可以算算,我们这位酒类爱好者在戴高乐机场一掷千金的数额相当于一名中国穷人不吃不喝,连续工作434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即使是按照2007年的中国人均收入水平(16048元,即1605欧元)来算,也需要一个人付出29年辛勤劳动赚得的所有工资,才够写得起这样一份天价礼物.

毫无疑问,上述这两个数字已经足够激起中国人的愤懑之情了.这两个数据之间的差距似乎也让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的理想变成了一纸空谈,这种基于“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几乎被中国历代的大哲学家所推崇.数千年来,无数次农民起义都将“天下大同”作为行动纲领,实质上也就是要求进行国家财富的再次分配.但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内,过于注重收入分配绝对平等的政策几乎导致了一整代人被耽搁,过度强调“平等”的严重后果则使整个国家陷入了物质极度匮乏的泥潭当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随后的理论会在中国赢得满堂彩了,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去推动经济建设,以便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繁荣.不过,中国在描绘的第一阶段建设任务尚未完成之时,就已经到处弥漫着对第二阶段建设目标即将实现的乐观情绪了,一边是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哄抢奢侈品,另一边则是一众穷人迫于生计不得不拼命争夺区区一碗米饭.

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即使抱怨从未间断,但经济的不断发展还是足以支撑着大众承受这看似惊人的贫富差距,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在方方面面尝到了甜头:2009年,中国的最低贫困线标准从原来的786元人民币提高到了1196元人民币.与此同时,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数正逐年大量减少:1981年,这个数字是4.9亿人,而到了2002年则降到了8800万人,时至今日,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即4007万人.而在另一个同为“金砖国家”的印度,有近28%的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之下,超过3亿人每日的开销不足1美元.


若想读懂一个国家,只偏信数据必定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同理,在法国这样一个月均工资已然超过1000欧元的国家,在得知一个中国工人的月收入只相当于100欧元时,人们脑海中必定会浮现出以下场景:在一个极端贫困的社会状态下,男男女女们过着苦力般的生活,同时还得忍受被毫无怜悯之心的大老板肆意剥削,老百姓们似乎已经被逼到了造反的临界点.持上述观点的人肯定会认为,处在严密控制下的中国社会必定会很快爆发革命.

其实,每月100欧元的收入水平对于一名中国工人来说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虽然100欧元和1000元人民币在外汇市场上几乎等价,但这两个数字在法、中两国所表现出来的购写力则是完全不同的.举例来说,按照2009年的汇率水平,我们能用1000元人民币兑换100欧元,这100欧元在巴黎能写到50公斤西红柿,可在北京,1000元人民币可以购写300公斤西红柿!

若想认清中国的真实状况,将研究单纯建立在统计数据上,抑或武断地把欧洲因素排除在外都会导致研究结果不客观.在中国时,我与一位法国社会学家朋友对北京和巴黎的生活成本水平进行比较.欧元与人民币汇率按照时价1:10的标准计算.

交通:一张公交车票为1元人民币,超出12公里,每增加5公里加0.5元.若用公交卡,0.4元可以乘坐12公里.地铁票价为统一价2元(在巴黎,一张公交车票或者地铁票售价常常超过1.7欧元).北京出租车的起步价为10元(此系2013年提价前),3公里后每公里为2元(巴黎的出租车计价体系十分规范严谨,10分钟左右的路程通常在10欧元左右).挂号信:国内3元,国际8元.电费:1度电0.48元.水费:1立方米3.5元.天然气每立方米1.2元.在市中心的房租每平米不到40元.通常情况下,一间65平米大小且配套设施齐全的公寓月租大概在2700-3000元之间.

医院挂号费:全科大夫每次5元,挂主治大夫10元.相比之下,国家级的专家大夫一次100元的挂号费用显得贵了不少(在法国,与国家签订协约的全科大夫每次的就诊费用是23欧元).

移动通信费:每分钟0.25元,短信每条0.1元,发往欧洲的国际短信每条1元.一张普通电影票30元,3D电影则需要90元(法国一张电影票9欧元,不限次数的年票是18欧元).一本200页至400页的新书售价在30元到50元左右(法国则是20到30欧元).一张CD20元(法国售价20欧元).

旅费:北京至上海普通在350到520元之间.动车“硬座”票价为555元,头等座售价是935元;若是乘坐飞机,则需要花费1130元.(译者注:当时京沪高铁尚未开通)

在中国,似乎只有路易·威登包的与巴黎具有可比性:一款PochetteIpanema斜挎包在中国售价3594元,接近在巴黎379欧元的售价.

上述例子证明,如果人们不能亲身体会一国国民的日常生活,则很难对其真实的生活状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充分了解民情,也有助于人们区分组成这个社会的不同阶层.当一些法国人问我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时,我无言以对,因为即使在中国,也在争论中国的“中产阶层”是否能与那些在发达工业国家中已处于枣核型社会中心的阶层划上等号.

在国内旅游时,我喜欢与形形色色的人攀谈.我发现,在我接触过的人中,自称为中产阶层的实在是少之又少,不少人甚至认为在中国就没有这么一个阶层存在.一位姓刘的先生略带情绪地说:“拿一份刚刚到10万人民币的年薪,我怎么敢自称为中产阶层?”这位刘先生是江苏一家中小企业的中层管理干部.他认为,男人就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和车子,在检测期能带着老婆孩子在全国各地旅游.他年初的时候跟旅行团去台湾玩了一圈,但即使如此,他还是矢口否认自己属于中产阶层.因为他曾经了解到,在美国,一个中产阶层家庭的平均年收入超过了6万美元,相当于41万元人民币,这几乎是他个人年收入的4倍.

刘先生还抛出了其他一些论据来证明他不属于中产阶级,如他没有别墅,没有奔驰或宝马这样的豪车;他永远也没法带着老婆孩子去欧美移民;同时他既没有投资股票也没有写国债券.总之,他用一种极其坚定的口气反复强调:“年薪在20万元人民币以下,附加一点额外收入的人如果自称是中产阶层,简直是可笑之极.”

受保守的儒家观念影响,功名被中国人赋予了太多沉重的意义.无论收入多少,一个上班族根本不会有意识地自称是“中产阶层”的一员.似乎只有私企老板、电影或体育明星、外企高管,以及一部分在各自行业内享有盛誉的专家们才有资格被全国人民授予这个仿佛带着光环的称号“中产阶层”,即使上述这些人实际上已经是享有特权的“权贵阶层”的成员了.

我曾与一些社会学家进行过探讨,话题延伸到当前中国社会上的一些有趣名词:“白领”,“混合领”,“金领”.“白领”人尽皆知,“混合领”则是指那些把握住改革开放机遇,并从中获利的人,这些人通常出身低微,依靠创办小型城乡企业致富发家.“金领”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时代产物.伴随着中国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的急速起飞,包括高科技产业、信息产业、网络产业在内的社会各个领域都非常急缺具备丰富管理经验的人才.一批在上世纪80年代被派往西方国家深造的留学生因此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这批在30岁至40岁之间的人正值壮年,朝气蓬勃,并且有满腔报国的热忱.他们引进了很多先进的认知准则,成为了社会的栋梁.另一些人在高校、工业、商业、科技业中成为了顶梁柱,并创办了诸多研究所.基于此,“金领”领取着极高的薪酬.但就算是这些“金领”们也拒绝承认他们是中产阶层.相反地,同那些所谓“中等收入”的人群一样,他们也未能免俗,毫无中产阶层的归属感可言.南京大学的周小红教授曾进行过一项研究,结果显示,85%的中国人并不认为领取一份“中等收入”薪水就足以使他们跻身于“中产阶层”的行列.周教授认为,之所以产生这种看似不合逻辑的观念,归根溯源是语义惹的祸.在中文中,“中产”即意味着中产阶层.但“产”字通常会使人联想起支配和产业.在许多人看来,“中产”即意味着“某人对巨额财富具有了支配控制权”,但实际上,这些人当中的少部分人本身已经是中产阶层的一部分了.

周小红将中国与邻国印度放在一起进行了比较,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在印度,大部分人都对自己身处中产阶层深信不疑.周教授在印度街头随机对一家路边小餐馆的老板进行了调查:您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的哪一阶层?对方毫不迟疑地回答:属于中产阶层.另一位法国社会学家日拉尔·厄泽通过在印度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也得出了与周教授相同的结论,“中产阶层”在印度极其普通,所有人都愿意或相信他们自己是其中的一员.在这种模糊不清的划分认知下,小商贩、工人、农民等职业统统都属于中产阶层.仿佛这个称呼就像能解决所有现实问题的福音一般.

在现实生活中,通过观察得到认知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认知有助于澄清一些事实.中国人对于“中产阶层”小心谨慎的态度与印度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大家都仿佛自我催眠般地认为中国不存在中产阶级.但这种观念却为世界上,尤其是为西方一些社会学家提供了抹黑中国的口实.当我读到关于描写中国的文章或书籍时,经常会怀疑这些内容是否发生在那个我生于斯长于斯的、真实的中国.就好比我们面前放着半杯水,你不能强求西方分析家只看到一半是满的,而忽略空的另一半.但糟糕的是,中国人在面对台下观众时,却用魔术手帕将整个玻璃杯遮起来了.(何伊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