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近代史

更新时间:2024-01-04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4523 浏览:17764

摘 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在激烈动荡中发生巨变.社会的转型也让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们带有独特的“近代”气息.唐文治便是在世纪之交得风气之先的人物之一.本文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5年本《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和苏州大学1984年本《唐文治年谱》为底本,立足原始文献,对唐文治生平进行深入详尽的挖掘,在增补相关事迹的同时,也为唐文治相关研究的继续展开做好铺垫.

关 键 词:唐文治;年谱;传略

中图分类号:[K3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520(2013)-12-0261-01

秋阳的日子,有闲时间一个人钻进书房,窗前阅读《唐文治年谱》,好像走进了一个人的世界,见证一个人的风雨人生路,领略一个人的近代史.

唐文治,字颖侯,号蔚芝,别号茹经,清同治四年(1865年)十月十六日生于江苏太仓,晚年先后居住无锡和上海.唐文治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成立之初三个阶段,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为其成为“工科先驱”和“国学大师”奠定了良好的基石.他在出生地太仓接受了早期教育,6岁启蒙识字,后读《孝经》,7岁读《论语》,8岁读《孟子》,9岁读《诗经》,10岁读《尚书》,11岁读《易经》,12岁读《札记》,学作八股文及试帖诗,13岁读《左转》,14岁读完五经,16岁从师太仓理学家王祖研读性理之学及古文辞,18岁通过科举入仕,先后供职于清廷户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商部、农工商部;1907年,他弃官从教,出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扩充和调整专科设置,使得学校与当时西方著名的高等工程学府“齐步”;1920年,他回乡创办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历任校长直至1950年该校并入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几乎在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唐文治“兴学办学”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推行“尚实”教育思想,主张教育以“正人心、救民命”为目的,贯彻“求实学、务实业”的宗旨,躬行实践远大抱负的同时,竭力践行他“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的教育思想.如强调道德教育,他说:“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夫人心正,而后有真正之学问,而后有真正之人才.”主张性情教育,教导学生“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存者神,所过者化”.再如1931年10月南洋中学建校三十五周年,唐文治为《南洋中学建校三十五周年纪念册》作“序”,云:“当今之世,学校之世,学校之需要者,莫入人伦道德,其悖乎道德者,皆伤世者也,然则职业教育为新民之始基,道德教育为新民之观成,吾与培孙先生及当世教育家共勉之.”等这些鲜活的教育思想,对于今天的教育改革与实践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作用.

唐文治办学之中,结识学界、商界名流,诸如盛宣怀、蔡元培、张元济等,使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先进思想之影响,抨击时弊,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坚持不懈努力奋斗.如甲午战争时期,他向清廷上奏《万言疏稿》,针砭时弊,抨击汉奸.辛亥革命爆发,他发动在校内捐助军饷,支援沪上起义军.“五四运动”时,北洋军阀镇压爱国学生,他挺身而出,致电当局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即使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险恶环境之时,他依然坚守传统,在桂林、上海两地兴复国专.他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弃传统文化于不顾,则是“数典忘祖”.为此,在他30年的办学中虔诚弘扬民族文化,编写教材,亲自授课,读书著作.如1919年6月,唐文治新编一批国文教材出版发行,包括《孝经新读本》一册、《大学新读本》一册,《论语新读本》四册、《孟子新读本》七册、《人格》一册,由苏州振新书社、无锡文华局出版.在教育教学中要求学生读经史子集、写文言文、懂诗词,为承传祖国文化遗产、培养一批国学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无锡国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当时国学教育的两大“重镇”.唐文治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其实质在于探索、寻求中国教育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道路的重大问题.

为此,读《唐文治年谱》在认识唐文治“尚实”教育思想的同时,不能忽视唐文治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卓识的学术思想.他认为,治学应融会贯通,尤其要注重道德修养.他常讲的四句格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不仅言传,更有身教,为后人树立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楷模.纵观唐文治学术研究,大致在于:一是对明理学进行系统的研究.出版著作有《性理学大义》、《紫阳学术发微》、《阳明学术发微》、《性理救世书》等.二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的研究.如《诗经大义》、《尚书大义》、《礼记大义》、《孟子大义》、《论语大义》以及《论性理学为孝弟慈之本》《论读经》、《论克己》等.三是关于教材教学法的研究.他独创了被后人称为“唐调”的“读文法”,并撰写《读文法》、《欧阳永叔秋声赋研究法》、《贾生过秦论研究法》等予以推广.四是关于抨击时弊与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研究.如《论阳明学为今日救国之本》、《致知力行救心救国》等.1945年,日本投降,时年81岁唐文治作《论世界之和与战》云:“余悲近时战事无所底止,爰作此文,迨脱稿,敌降,中日和平已实现,遂录之以为后世殷鉴.”唐文治一生足行万里,广结朋友,著书立说,致力于办学的教育实践与研究,呼唤“正人心、救民命”之精神,保持人的尊严,追求道德人格,发扬传统美德,实在难能可贵,为后人树立了一个高尚的道德标杆.


可见,陆阳编撰的《唐文治年谱》,对于弘扬教育家唐文治的道德风范、治学态度和学术思想,具有重要的积极推动作用.同时,对于学界研究唐文治及无锡国专,乃至于研究太仓地方史、晚清政治史、近代国学史,都是难得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一部好书.

编撰一本这样的书,实非易事,我对陆阳充满敬意.这部书按年纪事,起于1865年,迄于1954年.以人为系,涉及人物与事件,简约勾勒,线条分明.所采用材料翔实,来源丰富,涉猎于日记、书信、讲演、回忆录及后人的纪念文集等史料,细节真实,文风平实,感情真挚,再现了晚清到新中国之初的风云变幻和百态人生.可以说,这既是一个人的近代史,也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