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夺取金牌总数第一；田径、三大球等高含金量项目的表现,尽量好一些；这样具有重大意义的目标,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为此,需要切实改善体育行政管理.
关 键 词：北京奥运会,体育行政管理,二元训练理论,一元训练理论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7)02-00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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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夺取金牌总数第一；田径、三大球等高含金量项目的表现,尽量好一些；这个目标,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金牌不是评价奥运会的唯一因素,却无疑是主要因素之一；高含金量项目水平对评价体育强国更有重大意义.）历史上曾经百多年饱受屈辱（包括“东亚病夫”的蔑称）而当前正在崛起中的中华民族,能够在奥运大平台上展示出这样的软实力,对于人民增厚平等和自尊感,以进一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增强与各国人民的友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这是百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体育为国立功,此其时矣!能不能做到,就在于能否理顺关系,团结和协调全国的有关力量.作为体育战士,就像研制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一样,这是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即使需要克服再大一点困难,花尽最后一点精力,也是心甘情愿的.在这样的形势下,能否做到、做好,关键就在于体育行政领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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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体育运动发展百来年,运动成绩水平有了大幅度进步.促使成绩水平进步的主要原因有二：人力和物力的投入；训练方法的改进.
运动竞赛的胜负,基本上由投入和训练方法这两大因素决定之.“投入”的对立面,就是“投入不足”；如果不存在“投入不足”,就看谁的训练方法更先进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训练方法决定了运动成绩水平.刘翔的辉煌和中国田径大多数项目的沉闷,首先就在于,各自所采取的训练方法大不相同.在这里可以看到：训练方法的能动性和重要性.
几十年来,中国的体育运动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在体制上,中国主要靠国家行政,西方主要靠社会.在大量的低含金量项目上,中国夺得了国际优势；这主要靠“充分投入”,超越于西方的“投入不足”.在高含金量项目上,西方基本不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中国在训练方法上的落后,就暴露出来了.高含金量项目成绩水平的差距,从根本上看,主要是训练方法的差距.新中国建立已近六十年,训练方法的差距,不能继续简单地归结于历史原因,而应该主要地归因于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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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坛与中国体坛,在行政管理上存在明显区别：国际体坛的训练工作,理论对于实践,虽然具有影响力,却并无行政约束力.中国体育行政所认定的训练理论,对于训练实践,却具有很大的行政约束力.
国际体坛与中国体坛训练理论的核心内涵：“运动成绩由体能＋（加）技术构成”,这是全面化的“二元理论”.“体能与技术是同一本质的不同侧面,两者不能彼此分离”,这是专项化的“一元理论”.不同理论决定了不同的训练方法、特别是训练大方法.
半个世纪以来,国际体坛与中国体坛领导层所认定的训练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就是“二元训练理论”.同时,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开始,在中国民间,还逐渐孕育出系统形态的“一元训练理论”；而国际体坛则尚无.
由于行政管理方式上的不同：国际体坛的训练实践中,存在着进化运动（主要由于教练员对训练工作具有充分的自主权）.中国体坛的训练实践,则基本上不存在进化运动.
无数事实表明：国际体坛训练实践进化运动的发展走势,是从“二元训练理论”潜在地趋向于“一元训练理论”.而中国体育行政却仍然持“二元训练理论”.这就在相同理论认识的掩盖下,运行着相反的实践动向.不但如此,中国体育行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对民间的“一元训练理论”萌芽,还进行了有规模、有声势的“大批判”；这就更加加大了对于训练进化运动的阻断力度,加深了与国际训练实践相反的发展动向.
上述差异,就使中国体坛的训练方法,对国际体坛处于“被迫尾随”的局面.这在高含金量项目上,尤其明显.时间的流逝导致积重难返,以至于不得不采取引进洋教练的办法.由于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认识,而引进的选择和实行也难免认识的影响（如期望被引进者“态度谦虚、便于领导”等等）；所以,这种引进,只能缓解、并不能扭转“被迫尾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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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者不弱,弱者不来.对于奥运赛场来说,胜败可能就在毫厘之间.对于赛场上的中国选手,增强一点就可能获胜,坑害一点就可能落败.（对于小胜、大胜、惜败、惨败等等等结果差别,也存在着类似问题.）
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体坛无数实践事例证明,“二元训练理论”可以坑害选手,“一元训练理论”可以增强选手.（刘翔的扬威全球,中国足球的屡战屡败,就是最鲜明的例证.）对于业外人士,不能苛求辨别这一点；对于体育岗位上的领导,若始终不能辨别这一点,将无以对历史交代.能不能辨别,对备战北京奥运会是现实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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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元训练理论”的原创者之一,几十年来,我从未停止过一次次向中国体育行政领导进行申述.因为,作为已被打入另类的“一元训练理论”,在体育行政未解除批判态度――在实践者存在害怕沾边的条件下,是不可能获得与“二元训练理论”平起平坐的学术竞争地位的.而人为制造着的这种学术壁垒,对中国体育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这些申述,绝大部分杳无回音.少数几次,有好心的领导答复我：交给“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去了.于是我们看到,在创新训练理论与训练实践者之间,横亘着不止一道闸门：体育行政、以及为行政决策怎么写作的“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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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有关部门我以为是体育的学术庙堂.它能够促使训练方法进步吗?能够欢迎或至少是容忍新生的“一元训练理论”吗?让我们来看看历史和现实：
第一,在新中国体育史上,从朱建华、崔文华到刘翔等有哪一桩重大成功,是在中国体育学术庙堂的经典精神（“二元训练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有哪一桩不是反映专项化征途上的里程碑――突破“框框”取得的?突破谁的“框框”?不就是“体育学术庙堂”自己的“框框”吗?
第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元训练理论”在中国民间刚刚萌芽的时候,不就是由体育学术庙堂打头,才搞出来这次“大批判”,欲一举浇灭这个“星星之火”的吗?四十多年来,不断地打击压制“一元训练理论”的多少次申述努力的,不仍然是这个学术庙堂吗?
第三,由“二元”走向“一元”,虽然是国际体坛训练实践进化运动半世纪来的发展大趋势.但是,在国际体坛理论界,迄今尚无成形的“一元训练理论”呈现（主流理论仍然是“二元训练理论”）.在这样的学术形势下,中国体育学术庙堂,谁敢为了国家利益而不顾眼前得失,主持正义,揭竿而起,欢迎创新理论呢?更何况其背后,还存在着深刻的学术“范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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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创新,必然激起是是非非.这是否能由原来的学术权威进行公正的判断呢?
库恩引用大科学家普朗克“悲伤的”话语说：“一个新的科学真理的胜利并不是靠使它的反对者信服和领悟,还不如说是因为它的反对者终于都死了,而熟悉这个新科学真理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托马斯．库恩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36页.）库恩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艰巨研究中得出：具体的认识,是与认知思维的“范式”密切联系着的.沉陷在旧“范式”中的、过时的“科学家”,即使已经接触到了新鲜的事实,也不可能认同创新的科学真理.科学创新,首先要突破认知思维的旧有“范式”.
可见,依靠原来的体育学术庙堂权威,来推举创新的训练学理论,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我国体育学术界的独特问题,而是世界科学界认知运动中的一项普遍规律.
四十多年来,“一元训练理论”得到无数的、显著的实践事实的证实和支持,却不能获得我国体育学术庙堂的认可,这正好证明了库恩的结论.同时说明,“一元”、“二元”两种训练理论,并非简单的、浅显的认识区别；在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范式”鸿沟,它们是不可通约的.
体育行政对于训练理论的重大论争,需要从“范式”演进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对待.对于创新理论,不能漠不关心,不能下意识地拒斥,更不应该简单地交给学术庙堂包办,而应该敏锐地尊重训练实践的判别.科学真理是必须依靠实践、而不是依靠原来的学术权威来进行识别判断的.只有实践,才是最公正、并负有最高判断责任的法官.实践标准,这是进步的动力.这就需要给予创新和实践相互间,结识、结合、互动的自由和方便；需要给予、而不是扼杀有关的条件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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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创新、特别是封闭实践者对于创新思想的可能接触机会,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严重失误之一；允许、欢迎并鼓励理论和知识的创新,藉以尝试解决实践难题,这正是现代文明的伟大内涵之一.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精神状态,需要改进和改革.
中国是有着五千年文明传统的古国（考古新发现又前推了几千年）.这是同它的优秀的民族精神状态分不开的.中国儒家,主张仁爱、教化、威权、宽容、自强、贡献社会,在这样的精神主导下,历史地成就起伟大的民族.但是,我们民族的精神状态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失误.“唯上、唯书”,讲究大一统,就是一个突出表现.创制,被规范为“上面”的事情.这就严重地抑止了创造性、特别是中下层的创造性；严重削弱了核心竞争力.
《论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认识民众也是知识和智慧的创造性源泉,缺乏思想.这与“唯上智与下愚不易”是一致的.久而久之,这就不仅是“认知”问题,也是“秩序”（面子、排场）、甚至是“政治秩序”的问题了.结合着对“内圣外王”的讲求,不但是创造性,甚至连知识,也似乎变成统治者和上层的专利了.并认为：若民间搞起创造性,就有“僭越”的嫌疑.若允许、鼓励创新争论,就会予人以“乱糟糟”的印象,予人以社会不稳的危险印象.
这与所有权问题是一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物质财富都归属于最高统治者.他可任意地予取予求（没收）,而民众和臣下的财富,均须仰赖于最高统治者的恩惠,是不具有法律保障的.郑和下西洋,秉承的完全是皇帝的意旨；这与哥伦布的自主创新,并且同国王签订有规定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协议,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其后果也就完全不同了.
在欧洲中世纪,也存在过与中国传统相似的问题.所以,哥白尼等科学家,正是由于其发现、发明、创新,遭受了残酷的惩罚.然而,经过政治和社会变革,西方的这类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经过文艺复兴等文化运动,群众思想也已基本解放.这就进入了现代社会：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从蒸汽机到电算机,风起云涌；从《国富论》到《资本论》,都可以自由出版流行.这就出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空前涌现的历史时代.作为下层职员的亚当•,斯密,可以被英国首相尊奉为先生；革命导师马克思,可以被西方社会评价为千年知识分子的首席.
在我国,面临任何难题,群众总是盼望圣人和救世主的出现,而不是解放自己的创新精神去解决.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但是,其制造业内容,却主要是仿制和组装型制造,而并非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制造.其要害,就在这里.
党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一个伟大的召唤.这既是重大的经济改革和建设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改革和建设问题.陈云同志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15字箴言的核心,就是要改革民族的精神状态,使普通人也能够焕发出自由的精神,进行独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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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工作由认知、操作、反馈观察三个环节构成.反馈观察就是再认知,三环节实际是两因素.
历史上,训练工作表现出经历训练、经验训练、科研训练三种状态：“经历训练”就是第二次照着第一次重复,徒弟照着师傅重复.“经验训练”就是重复中有改进,而并非简单的重复；它的持续运行,就会演化成训练方法的进化运动.“科研训练”就不是谈重复,而是按科研规律,进行训练工作的认知和操作；这就有可能实现训练方法的改革和跨越.三种状态的区别,是由认知状态的不同所决定的.
从大面上看去：国际的训练工作,主要处于“经验训练”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其所称道的“二元训练理论”缺乏科学性,从而缺乏由理论认识指导训练革新的机会；另一方面是由于其训练理论不具有行政约束力,允许实践中存在进化运动,这就可以在经验中进步（不顾与其所称道的训练理论是否相背）.我国的训练工作,主要处于“经历训练”状态.其所以如此,主要由于在行政干预下,“二元训练理论”具有极强的行政约束力.
然而,同时我国民间,还存在“科研训练”的星星之火.例如,六十年代的南京体院体操班；又如,崔文华、刘翔等训练工作之辉煌成功.这些训练,与“一元训练理论”是符合的,与“二元训练理论”是抵触的.在民间一隅逐步系统发展的“一元训练理论”,是我国的一项独特优势.若把它贯注到大面训练的“认知”环节中去,有可能将“经历训练”改革为“科研训练”.这就可以争取到更多一点的“增强”,更少一点的“坑害”.对于备战北京奥运会来说,这是不容忽视的.
当前我国训练方法发展的关键,在于坚决贯彻“政业分开”,解除对训练创新的束缚.这就是：行政管理尊重创新和教练员自主权,取消阻碍创新的行政干预.例如,训练工作是否需要由行政来规定方针?如果说需要,这只能是目标性质的方针,这就是“身体健康”和“更快、更高、更强”这样一类.而不能制订限定着训练方法,却反把目标蒙蔽的“方针”.训练工作属于复杂巨系统,它十分需要多环控制,使各个环节均具备自主的灵活控制能力.如若全国统一限定（规定）训练方法,就把单环控制强加给训练工作,使方法凌驾于目标之上；除非聪明的教练员在“下有对策”掩护下进行自主调节,就必然会导致落后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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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的各种机具装备,迅速地发展着“工作能力”：像“万吨水压机”,突出表现了某种单一的“能力”；像“无人驾驶作战飞机”,突出表现了复杂的“智能型能力”.这个“智能型能力”是以机具内部的智能化为前提.
运动训练所发展的“体力”,由于是由人体所发出的,其本质都属于“智能型能力”.不仅是对外反应,而且同时是内部调整改善.不光篮球、足球等项,表现出非常复杂的“智能型能力”,即使是赛跑、举重等项,所比赛的也都是复杂的“智能型能力”：刘翔比赛能力的“智能型”,十分明显；王军霞之被称为“东方神鹿”,崔文华之被称为“笑面虎”,从群众的称谓中,也均透露出其能力的智能性质.即使是人体一条腿的蹬伸,均需要生理、生化和组织结构等等层面的无数种因素在空间上、时间上的复杂配合.竞赛中胜出的能力,就反映了这种配合的更高的巧妙性；训练,就在于如何智能地提高这个巧妙性.这就需要多种多样的知识和智慧（特别是科学前沿知识和哲学智慧）之富集、综合、研究.“三从一大”单一强调对于训练耐受性的无节制的蛮拼,排斥多侧面、多层次知识和智慧的选取、富集、运作,这是非常不符合人体特性的.堵塞、排斥多种相宜措施,促使整体向低智能型偏转,阻碍运动能力的可能发展高度.退一万步说,“三从一大”即使作为可供选择的训练方法的一种,其选择,也只能由单个教练员自己作出,而不能由行政、特别是总局这样的国家一级的体育行政来规定.以免排斥了创新所必需的每个教练员的自主权,从而消失了灵活性、智慧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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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创新的推行和流行,要求创新思想和实践者相互间,自由方便的：结识、结合、互动的可能和机会.这就需要方便地跳越原学术权威,而不是支持原学术权威构筑更坚固的闸门.如果创新观点任由原学术权威给予封杀,那么,出现活跃的创新局面是不可能的.过去半个世纪里,我国体育行政所主导的训练工作的凝滞状态,就已经充分地给予了证明.
我对备战奥运会的具体训练情况缺少了解.但是,仅仅从媒体报道的无心透露中,就可以看到,众多的国家队仍存在由于“二元训练理论”而自我坑害的情况.如果能从“一元训练理论”给予改革,将会有效、有力、现实地提高各自的成绩.“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国家利益就是召唤,不容许以自谦来回避.为此我写了：《迎北京奥运训练方法紧急献策》,力求说清楚两种理论在具体训练方法上的不同表现,急切地盼望能够到达各位教练员的手上,以供自由选择,提供结识、结合、甚至互动的机会.该文虽蒙《体育与科学》杂志刊载,但是,我担心刊物的印数有限,而训练实践群体又缺乏阅读风气,相互间本缺联系.若非体育行政有意搭桥,这个《献策》根本无法及时地、广泛地到达训练实践群体的手上.机缘尽失,“供自由选择”就无从谈起.同时,也无从消除害怕沾边情绪.若能由国家体育总局作为参考观点予以印发,表明体育行政对于“双百方针”的醒觉,对于学术创新的态度转变,表达出对创新尝试的鼓励和支持.不仅对这件事情有益,还会有效地激发训练实践群体和科研队伍的广阔的创新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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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还需要负责任地抓好宏观调控,注意解决宏观调控缺失的有关问题.例如：
1、鉴于体育总局对训练理论和训练方法的信息,非常闭塞梗阻,影响工作.谨建议总局设立关于训练理论和实践的信息网站,包括信息流通、历史信息、信息分析等分支,为领导了解情况以及与多方面的沟通怎么写作.
2、孙海平教练突出的创造性成功经验,不仅需要从训练方法的角度,而且非常需要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给予总结和推广.梁松利等自由教练,训练出了世界水平的成绩,这也是超越干预,发挥教练员自主权的成果,显现出训练进化运动的可喜迹象；同时,也显现出市场经济的某些特点.这些,都需要及时、深入地总结,以改善宏观管理.
3、“一元训练理论”强调“运动训练全周期”,重视前期（童少年时期）的正确培育；“二元训练理论”则无视之.
《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7期朱步冲报道：1月28日,21岁的埃塞俄比亚女运动员特鲁纳什•,迪巴巴以14′27″42的成绩,打破室内5000米世界纪录,轻松夺得波士顿室内田径邀请赛冠军,其姐姐获得亚军.其另一位姐妹则获得2006年全国3000米铜牌.她们的家乡比库齐,诞生了包括“男子5000米和万米世界纪录保持者凯内尼萨•,贝克勒等众多高手”.这是地处海拔3000米的一座小镇,交通闭塞,10年前才开始用上电,年人均收入不到100美元（迪巴巴现在年收入达100万美元）.迪巴巴从14岁开始训练,现在,比库齐至少有200名青少年进行田径训练,其中接受纽约一家运动基金会帮助的有25人.从报道中可以看出,作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的埃塞俄比亚,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田径运动当之无愧的霸主”,是和先进的“前期培育”,并得到国际帮助分不开的.这种成功经验（训练的、就业的、经济的）,值得从宏观管理的角度予以吸取.
显然,比库齐的田径开发,注入的人员和资金都非常有限.具有比库齐相似条件的地点,在我国并不稀缺.如果利用派遣志愿者、或特选工作人员的方法,去进行开发,并不困难.（若从本地培养教练员,则更易坚持.）问题在于,体育行政在管理环节中,是否给予关注,并且是长期的（非短期的、或时断时续的）给予关注.
我国的各个运动项目,均需要重视落实“从娃娃抓起”的精神,在“前期培育”的正确性这一点上,展开与强大对手的竞争.为此,需有重点地建设好各自的、必要的“前期培育”基地,以引导群众性童少年体育运动的广泛开展,并有力地促进全民健身事业.
4、防止“骏马绝种”.“骏马绝种”是与“鞭打快牛”性质相似的现象.中国男子跳高原来有多名运动员成绩在2.30米左右,朱建华打破世界纪录以后,各省市竞相放弃男子跳高项目,以致跳过2.25米的运动员都难觅了.现在刘翔打破世界纪录,这样的现象要防止重演.应该反过来前赴后继,掀起大家更加抓好跨栏项目的局面,促使技术和事业涌向新高度.这就关系到行政管理的科学和艺术问题.（通过加权奖励等等办法,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5、接力赛4×100米,是一个“门面项目”.2006年多哈亚运会上,泰国夺得男子冠军,显得很突出.这个经验,同样值得从行政管理的角度,予以重视.如果能够吸取这个经验,那么,我国在北京奥运会上夺取这个项目的决赛权（第八名）,并非不可能.为了在一年半的期限内争取到这种跨越式的进步,不仅需要重视,还必须引入竞争机制,准备至少不止一支的接力队伍,并适当安排多次交锋机会.这就需要坚强而细致的行政管理工作.在人员众多,而各省市均具有较强行政能力的伟大祖国,可供为之选择的管理方法,还不止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