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为庆祝中国成立90周年,2011年6月16日,由上海市政治学学会、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自觉与中国学派”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会议中心召开.
一、
开幕式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院长苏长和教授主持,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曹德明、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政治学学会会长桑玉成先后致辞.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在致辞暨主旨发言中就形成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认为,国际关系学科探讨的是世界是怎样的,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则要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及中国应如何做,它包括总体构建、战略思想构建和政策构建三个方面.如果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过去一度以引进西方理论为主,当前勇于理论创新、表达自己的见解已渐成风气.这种理论自觉的动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全面发展,对外关系的全面推进,中国正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行为体和国际关系重组的主要推动者.
杨洁勉提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自觉具有基础、目标和途径三重内涵.其基础纵向可追溯到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横向可联系到西方学派的引入.理论自觉的提升有助于本体理论的创新和分支理论的开拓,其目的在于深化认知,了解中国和世界将要发生的变化,减少国际关系演变的代价尤其是社会代价,增加对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贡献.有关方面应加强理论选择上的自主能力.鉴于目前难以产生完全符合客观现实的认知模式,传统研究与科学研究应共处共生,定性与定量研究应同时开展.理论自觉的主体有个体、群体、分类主体、社会主体等多重涵义,它们共存于一个宏大的社会框架中.有必要在依靠个人努力的同时实行集体攻关,加强理论自觉的社会性.中国学派的发展应吸取本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知识的精髓,具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际观,反映中国及发展中国家的特性；应依照循序渐进,逐步积累的原则,培育自己的基本理论、代表学者、著作和研究机构.
二、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金应忠教授主持了研讨会的上半场.上海社会科学院黄仁伟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伍贻康研究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俞正棵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朱威烈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刘杰研究员和华东师范大学冯绍雷教授皆从宏观层面上表明各自对相关问题的见解,给与会者以“高屋建瓴”的感受.
黄仁伟教授在题为《和平发展道路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学派的产生源于国内发展的需要,不同于基于对外征服和权力争夺而生成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核心概念和思维方式应同本国和平发展的道路相一致,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与世界上以往所有大国的崛起之路的本质性差别,要求中国学派摆脱反映美国霸权体系的形成及作为其理论抽象的西方主流学说的框架,应以诸子百家为重要的理论来源,表现自己深刻的文化底蕴；同时从“论持久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中国建党以来的理论性表述和“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国际战略观中汲取养料,并将改革开放后经济上打开国门,与国际接轨,建立地区机制和对全球体系的重组等方面的经验作为最重要的实践来源.中国特色理论的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可容纳不同分支,在同样的前提下形成不同的研究重点.
伍贻康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自觉与中国学派之我见》的发言.他追溯了从建国初30年中国特色的外交实践在统一部署下开展,相关话语属于和领袖；到20世纪80年代后一元化管理体制有所松动,民间性、纯学术性的观点开始出现,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尽管从引进西方理论起步,但也有学者从事极富开拓性的探索,及至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步入国际舞台中心,中国学者成为国家对外关系实践的参与者和话语的表达者,在国际社会中阐述具有本国特征的观点的演进过程.希望实事求是地总结新中国外交的成就,并参照通行的国际标准和其他学科的状况,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估,赋予它动力、目标和明确的方向,加速推动其进步.他认为不宜过早地谈论中国学派,以避免为增强自身信心而淡化其学理价值.要形成具有扎实基础,不仅得到自己,也为外界认可的中国国际关系学派必须把丰富的实践经验凝聚、升华为具备鲜明的本国色彩的理论体系,有公认的权威和稳定的核心人物.学界为此也需付出持之以恒的努力.
俞正棵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学派的建构：理论自觉与体制调适》的发言.他基于对中国亟需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战胜其成为世界性强国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从而赢得机遇,以及有理论自觉不等于理论本身业已存在的思考,剖析了开展理论创新的体制环境.由于学术资源归个别机构掌控,能够有何作为完全由其决定,只存在单一话语结构,许多学者从事科研工作更多的是为了生存而顺应某种需要并非出自本人兴趣,缺乏对治学最为重要的自由思考；且评价体系重数量而忽视质量,难免造成有学术罔子而没有学派、有强人却没有大师的局面.
朱威烈教授作了题为《从国际关系研究要结合问题谈起》的发言.他由20世纪前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切入,表述了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自觉应当以问题为导向的看法.当今中国所有的问题可概括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问题和改革开放中面临的、人民大众迫切关注的问题两大类,这其中包括学科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它们的研究没有标准答案.国际关系学者有必要结合自身发展和国家的需要,运用新材料、新方法进行论证和分析,得出新的观点,而不是沉湎于对西方既有结论发表感想.理论探讨须联系中国实际而非单纯地解读和诠释西方的各个学派,但不能因此拒绝对外来成果的引进.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是兼容并包,融会贯通.他呼吁学者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广泛运用多种来源的资料特别是所研究对象的资料；尤其是通过各种方式走出国门,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拓展自己的眼界.
刘杰研究员题为《中国式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语境和场域》的发言首先论证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自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转型中,其效果目前已得到较为成熟的显现,国内学界理当在以往有意无意地做出有关尝试的基础上,主动、积极地构建自己的国际关系学说.其次,这一使命的完成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概念.任何概念体系均体现一定的价值取向,当今传统文化处于破碎状态,以学理的方式形成理论性的概念任务艰巨.二是语境.目前大量的话语以英语表达,汉语在世界上传播的能力有限,且中国学者接受的多为西方教育,是在话语上处于弱势的情境中寻求理论自觉.三是场域.中国面对着整个西方集团的重重压力.他的发言意在提请正视建立和发展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些难点.
冯绍雷教授结合他在俄罗斯访学的所见所闻和从事相关研究的体会,作了题为《离合交错中的思想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言,力主从中学和西学两个方面实现国际关系理论与思想史研究的结合,以解决前述二者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相互融合的问题.政治学对自身的发展虽有所反思,却未曾涉及国际关系研究；而后者也与思想史和国内问题的研讨相脱节.建构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对国际关系学的反思,后者开始出现与思想史结合的倾向.纵观国际关系现实,欧洲的联合、前东欧地区的转型、利比亚事件等都是在一定思想的引领下发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有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如注重天人相和的“天人合一”；其以治理为本质的传统帝国资产不仅注重实力、均势,而且把道义基础放在突出位置.当前世界的政治经济中心正在向东亚转移,而中国并未做好相应的准备.2010年是“东亚合作年”,但效果差强人意,原因在于中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对“东亚”概念有各自的理解,这给中国提出了如何平衡与所在区域关系的问题.中国学界应吸收西方学术思辨缜密和体系严谨的长处,重视方法和文风,使本国的外交理念体现传统与现代的交融.
三、
从上述发言中不难看到,如何处理挖掘中国传统智慧的资源和从西方知识体系中获得启迪的关系是上半场会议中多位学者谈及的话题.
上海外国语大学胡礼忠教授主持了研讨会的下半场.金应忠教授、苏长和教授、上海社科院欧亚研究所的胡键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陈玉刚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的武心波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的汪卫华副教授等各位学者从不同的学术视角进一步深化了对会议议题的认识.
金应忠教授在题为《国际社会的共生性：国家的现实困惑》的发言中强调,要把国际社会作为国际关系学的逻辑起点,从对人的考量开始,以使之具有现实感.思想史上关于人性本善和本恶的两种观点相应地生成了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学派.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社会,关注局部问题特别是国与国之间的权力关系,崇尚“霸权和平”的传统理论显然与前者的总体趋势背道而驰.国际社会的许多政要和学者试图摆脱这一弱肉强食、欺诈霸凌的思路的束缚,中国的和平发展更需要与之决裂,创建自己的理论,以回答“中国强大了以后干什么”的问题.要求用全局的观点看待国家间关系,将和平同发展而不是权力相联系.中国的第三、第四代领导集体和众多学者迄今一直在不同场合强调把和平与发展提到事关全人类如何共同生存的高度来认识.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派应充分考虑人的共生性、社会性――人必须与他人、与自然共生,人的共生性塑造了社会.国际社会建立在人、社会、自然的共生性之上,由此衍生出的各种类型的行为体之间组合成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共生关系,构成各种纵向与横向、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的共生网络.它以各种物质和非物质性的、可再生的和不可再生的、原生性的和原生性集成的、实体性和虚拟性的资源为纽带.中国的历史发展艰难曲折,但中华民族传承延伸数千年而未分崩离析,依靠的正是其传统中君子之道、中庸之道、礼仪之道等公共文化资源的维系.一些国家以践踏别国的主权为代价使自身获益,很大程度上令世界迄今不得长治久安.吸收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传统文化精华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将有助于各行为体理解共生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将相互包容、照顾各自利益和彼此关切、顾全大局作为全球化条件下解决其主体性和共生性之间矛盾的重要手段,以携手建设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胡键研究员的《世界转型之辩与中国角色之困》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分别以俞正棵、倪世雄；王逸舟、秦亚青、叶自成；苏长和、门洪华、郭树勇为代表的中国三代学者的国际关系研究,认为中国学派仅仅是一个开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需要研究和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一目标应成为学界的共识.
陈玉刚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群体》的发言.他引用台湾大学教授石之瑜的观点,论述中国学术界在力图将本国经验纳入全球知识体系时的境遇.对“中心”的理解向来众说纷纭,西方曾在历史上作为其中心的罗马究竟由拜占庭还是神圣罗马帝国代表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中国中心”谈论的则是道统即文化体系的传承,担当了这一重任是满清、中国台湾地区抑或日本、韩国.然而“中国中心”最大的痛苦在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势.知识界为消解后者的影响付出了一系列努力：留学欧美的人士“重新在中国发现历史”,但其问题意识来自西方；海外华裔学者的中国学研究无需上升到理论层面,他们中个别人构建的中国本体文化体系未被西方主流学界接受；在台湾,老一代学者继承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受到海外归来的学者和民进党“去中国化”的冲击；就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而言,“中国中心”的构建存在着国情和传统文化两种导向,但前者在本体论上面临挑战,后者则回避现实.这些问题使目前中国各知识群体难以有效地解构西方学术霸权,确立自身主体地位.
苏长和教授在题为《中国制度的力量》的发言中,将制度作为解释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视角.中国是一个自我节制的大国,在漫长的经济史上,它有市场经济而没有资本主义,节制资本和避免其侵蚀国家权力,或保持强有力的国家力量引导资本的走向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思想及其实践的主流.新中国成立后,在制度的选择上与历史保持着连续性,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反对的不是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而是其发展的不受约束和漫无节制.中国运用几千年来创造和积累的有关大地域政治秩序组织的丰富思想资源和经验,参与了几乎所有全球和地区制度的设计和管理,在不挑战既有机制和不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前提下,对它们没有、不愿、不能顾及,但对地区和全球秩序至关重要的公共问题发挥治理功能,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这种对国际制度的“中国式改进”帮助更多的中小国家通过参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提升自主发展的能力,植入其中的理念反映了与国际社会共享的包容、对话、协商、、尊重、责任、均衡、有序、公平、持续、共生、和谐等核心价值观.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形成的灵活多样、议题交错、相互支持的各类小型多边体系既不违背现存全球性制度的总体原则,又与之保持联系和对话,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有利的地区支持.有鉴于国内与国际政治在其世界秩序观中的互补与配合,中国对压力的消化是推动国际制度与国内制度的共同创新,而不是向外部扩张和转嫁危机.它在制度创新上闯出的这条新路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经济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最大贡献.
武心波教授作了题为《文化自觉、中国意识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自觉》的发言围绕着文化自觉与中国崛起、理论自觉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建设展开.中国的崛起也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至少包含四个阶段.首先是主体的回归,即自我觉醒.其次是自我反思和自我发现,它包括对自身文明和他人文明的反思,以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通过在探索、思考和发现中的艰难跋涉,不仅了解自己,也弄清自己与西方有何不同及为何不同,中国所属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具有何种内在的逻辑体系等等.发现中国、反思中国、读懂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向世界解释和说明中国,这不仅是中国自己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求.近代以来中国和以它为代表的东方在世界话语体系中的长期缺失导致了人类所拥有的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的不完整.为此,对中国的重新解读应当站在东西方文化间对话的高度进行.人类文化的共性已经得到普遍的承认,但二者间的差异和隐藏于其背后的逻辑体系和其所覆盖的规律和原理还有待认识,挖掘和发现被长期湮没的世界的另一半,还世界以完整的面貌,这也构筑是和谐的前提.第三是理论自觉阶段.它意味着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自己活动的意义,并且有较明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第四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当我们弄懂了中国,并从文化的高度自觉走向理论的高度自觉,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构筑起了能与西方互动交流的完整的认知与知识体系时,我们便能更有信心地向世界完整、系统、全面、深刻地说明中国.他谈了对深化“理论自觉”讨论的认识：理论自觉是提高中国国际关系学理论地位的有效途径；理论自觉将使我们增强学术的主体性、反思性,从而使我们产生强烈的处在边缘、但是不甘边缘的动力；理论自觉使我们觉悟到,适合西方社会概括出来的那些话语,并不都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担负着理论创新的责任；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前提和学术体系；“理论自觉”还是形成国际关系学中国理论学派的巨大动力.他认为,打造一个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全新的中国国际关系学应是我们的不二选择.中国学术要走向世界,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前提和学术体系.依赖国外的理论教条,按照他人设置的特定话题和理论导向来增加本国的案例,只能使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严重的依附性,彻底丧失知识的生产和制造能力.
社会科学以把握一般规律、建立普世理论为追求,而经验证据往往来自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地方性知识,这是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矛盾.以此为背景,汪卫华副教授在其题为《重视区域的意向：zomia研究的启示》的发言中指出,该研究所昭示的对传统上排除社会文化因素的区域概念的重新审视可从三个方面拓宽研究者的视野：一是如何从特殊经验中发掘普遍意义；二是理论创新需要对基本预设提出挑战；三是要把多层次的区域研究带回有关国际关系的讨论中,以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导向回归扎实的国际问题研究传统,尤其要重视的是以多层次、多意向的区域概念研究跨越民族一国家边界的区域问题.
由于时间的限制,无论是发言的学者还是研讨会的主持人都显得意犹未尽,但会议所引发的思索和争鸣远未随着会议的结束而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