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主持人的话:
本期“史论”栏目刊发的两篇文章注意的都是以往文学史论者较少探讨、然而却又是无法随意回避的课题,值得推荐.
张泉先生的《试论中国现代文学史如何填补空白》一文,关注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长期处于缺席状态的沦陷区文学.文章认为沦陷区文学具有边缘性和跨度大的特点,将其融入传统文学史的难度很大.他通过对现行大量现代文学史著作的比较、分析,指出了各自的利弊得失,并提出了个人的文学史观设想,资料丰富翔实,观点也公允客观,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另一篇杨乃乔先生的《第三文化空间,兼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命脉》,更是注意到了以往文学史研究者都不大注意到的马华文学.文章指出,长期以来我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其实只是一种国别文学研究,其诉求是把国际性作为自己学术追求的先锋性与当下性,而马华文学研究则是隶属于世界的华文文学研究,它的诉求是归返文化母体的中国性.据此出发,人们自然会生发出对传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疆域如何扩展的思考,其文章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
(程光炜 栾梅健)
马华文学是世界华人文学构成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当北半球的冬季在2009年的伊始坚持着最后的寒冷时,来自于赤道国度马亚西亚的一批华裔学者云集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在文化身份迷失的长久焦虑上,他们携着游子、离散、漂泊与边缘的文化压抑感归返于中华母体,他们带着民族、文化与地域归属后情绪释放的激动,热情地与来自于国内、台湾、香港、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地域的学者,就马华文学的多元文化生态与在地(local)语境书写交谈着、争论着等.在命题为“马华文学教学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张力对话中,与会的全体学者把马华文学的热带雨林书写、蕉风椰雨的诗意风情、中国文化的原乡意识、文化的乡愁情结溶入了中华母体的冬季.
对中华母体文化的血脉追踪是世界华文文学在长久的离散焦虑中命定的皈依.学术界公认,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中国性(Chineseness)一直可以溯源到1919年中国的“五四”文学运动,所以,马华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同步的受世界政治格局影响的发展命脉.在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让我们最为深思的是,国内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人力图在使自己的学术思考放大到世界时,他们把研究的国际性(internationalness)作为自己学术追求的先锋性与当下性,而马华文学本土的华人研究者虽然处在世界华文文学原生态的国际性中,却在外域的漂泊境遇中追踪着母体文化的中国性.思考到这里,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这两个学科概念重新获有了一个比较的判读:国际性与中国性成为栖居于中国本土与漂泊于外域之两类学者不同追求的文化价值观,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国别文学研究,它的诉求是研究的国际性,而马华文学研究是隶属世界的华文文学研究,它的诉求却在苦恋中归返文化母体的中国性,前者诉求的是学术研究从边缘挤向世界中心的国际认同,而后者诉求的是从边缘归返中华母体文化的认同,在马华文学研究的本土华人学者那里,中国是他们在文化血脉上依驻的中心.
在开幕式的致辞上,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提出了中国当代文学、世界华人文学、马华文学与比较文学之间的互文学科关系问题.陈思和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一旦因作者操用汉语走向外域书写,其就可能扩张为世界华文文学,其中包括马华文学,但是在学科的定义上,马华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已经无法归属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本质属性了.有人主张把马华文学带入外国文学给予其学科身份的定位,但是在中国高校的外国文学课程讲授中,马华文学又是长久的缺席,至少在国内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空间中还不可容纳外域的汉语文学书写这样一种门类.所以,陈思和认为,我们不妨把马华文学置放于比较文学的领地,在此我们可以为其获取一种恰切的学科身份归属.
哈佛大学东亚系学者王德威也在开幕式的致辞上提出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王德威认为,应该把马华文学置放在一个“广义的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中,给予其文化身份一种较为持久的定位.王德威认为,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以中国为汉语中心的学术研究,一直希望对世界各地以汉语――华文创作的文学归列出一张清晰且庞大的文学地图,这样可以使世界不同地域的华文文学都可以在这幅文学地图上找到自己所属的定位,如马亚西亚在地书写的华文文学就是马华文学,美国在地书写的华文文学就是美华文学等等.但是,这张世界华文文学地图是否其中又隐喻着一个可以被称之为“中心”的华文文学或汉语文学呢即这个被称之为“中心”的华文文学或汉语文学就这是中国本土的现当代文学.也就是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就是世界华文文学地图的“中心”,它是世界华文文学以汉言铸构的中华母体文化的“中原”.
需要提请学界注意的是,就陈思和把马华文学尝试性地定位在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领地,王德威为什么渴切地推出“广义的华语语系文学”这样一个学术概念,他实际上就是要把中国本土的现当代文学纳入到世界华文文学的地图中,并且使其成为外域世界华文文学在离散的书写中所皈依的文化中原.文学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及其研究眼光一定是决定文学研究主体向未来拓展的重要基点,王德威提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应属于“广义的华语语系文学”,并且,把其定位在世界华文文学地图的中心,这一思考在生成的瞬间即解构了长久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国别文学属性,使其走向跨民族、跨语言与跨文化的比较文学.本来王德威就是一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在这里想进一步提及的是,王德威关于“广义的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的提出是极有启示性的,但是,我想如果对这个概念再做递进一步的修辞表达,即“广义的世界华语语系文学”,这一概念的国际性本质就更为凸显了.另外,如果“华语文学”或“华文文学”这两个概念在此次国际研讨会议上成我们论讨的专属术语的话,那“华人文学”或华人栖居于海外用英语、法语、德语、日语等书写的文学读本,又应该被我们怎样判读说到底,这还是要纳入到比较文学研究的这样一门后设学科中来.
其实,中国现当代文学无论在创作还是研究两个层面上,其从来就不是文化孤立主义的单边文学.多少年以来,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研究定位于国别文学研究是一件在非常奇特的学术行动与学术事件中长久延续的不可思议.在全球化时代,学术研究需要一种国际性的学术视域,王德威让中国现当代文学进入“广义的世界华语语系文学”,并且毫无争议地占据汉语文学的中原地带,这让马华文学等世界各区域的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享有平起平坐的文化地位.无疑,这是一种对书写于世界各区域之华文文学的敬重,也更是在一种现下的国际学术坛论语境中所持有的对马华文学的敬重.
任职于台湾元智大学的新加坡学者王润华,从小生长马来西亚的橡胶园,在《橡胶园的国族寓言:新马华文文学的后殖义书写》一文中,他分析了早期马华诗人雷三车的诗作《铁船的脚跛了》,并且解读了雷三车在这首诗中所创造的象征英国殖民者对马来(西)亚进行掠夺的“铁船”意象.在王润华看来,这种铁船的操作行动及其功效就如同英国殖民者侵食马来(西)亚本土的图像.
早在1986年,还是那位最早到中国本土来宣讲后现代主义的美国学者杰姆逊,在《社会文本》这一刊物上发表了《多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一文,这篇文章曾在第一世界学人圈与第三世界学人圈激荡起诸种不同的回应.其实,我们的确应该区分出第一世界学者的阅读习惯与第三世界学者的阅读习惯,这两种阅读习惯是因为各自历史背景、文化语境及资源占有的差异性而呈现出来的价值判断上的分野.在《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一文中,刘禾对杰姆逊的第三世界与民族寓言给出了一个极为简练的总纳,杰姆逊提出关于第三世界文学的阅读原则不同于第一世界文学,一部第三世界文学就是一个民族寓言,用王润华的术语表达就是国族寓言.即便在第三世界文学的书写表象上,一眼看上去与民族及其文化传统没有直接关系的作品,如果我们沉入到作品结构及其人物形象塑造的潜意识深层,也可以见出其与民族、民族文化传统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血脉维系.第三世界华人处在资本与文化压迫中的书写,总是以个人的遭遇来隐喻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命运,并且让自己无尽地焦虑在对国家或民族充满着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紧张中.说到底,来自于第三世界的华文文学作为民族寓言最后不再是纯粹个人书写的话语,而是在资本与文化的双重压迫中,从个人放大出的带有焦虑与紧张情绪的世界性中国话语.其实,我们把杰姆逊的理论带入到世界华文文学或马华文学的领地,第三世界的华文文学及其国族寓言式的书写在这里更为浓重地彰显出来.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王润华栖居于外域为什么讨论“橡胶树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符号”,也就理解了王润华为什么不断地就以下的命题做深度的设问与思考:“寻找杰姆逊的民族寓言:解读新马一棵一棵的橡胶树”、“橡胶树上的刀痕:新马被殖民的诗史”、“戴着面具的殖义者”与“在后现代,橡胶树仍然发出恶臭的气味”等.“橡胶树”是马华文学铭刻在书写中的一个永恒地与国家、民族含有深度血脉维系的国族图像,也更是一个让马华写者可能投入无尽隐喻的国族寓言.
庄伟杰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华裔学者,在《马华文学的问题意识和价值探蠡》一文中,他把海外华文文学及马华文学称之为孤独于中华文化母体之外的边缘性另类文学,并把其称之为“第三文化空间”.因为马华文学尽管是汉语书写,但其既不是本土原创的中国文学,也不同于土著的马来文学,马华文学是在超越了语言、族群、宗教、社会与国家体制后的多元混合体,用霍米巴巴后殖民批评的主流术语来定义,就是“混杂”,正是这种混杂的文学构成了第三文化空间.马来西来拉曼大学中文系主任许文荣在《文学混血与文化认同――马华文学的个案》一文中认为,马华文学的混杂性是在文化内部的力量与外部的诸种文化冲撞中形塑的新范式,这种新范式的本质就是中国性、本土性与现代性的三性混血与杂揉.关于马华文学的三性混血,许文荣进一步给出自己的详细论述:马华文学的中国性不是像中国文学那样所获有的纯粹中国性,这种中国性是混杂着本土化和现代化的中国性,马华文学的本土性也不是像马来文学那样所获有的纯粹本土性,这种本土性是混杂着中国化和现代化的本土性,马华文学的现代性也不是像西方文学那样所获有的纯粹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是混杂着中国化和本土化的现代性,因此马华文学是三性混血的、具有国际互文性第三文化空间.
上述我们曾提及,马华文学在中华母体文化向心力的吸摄下,与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和批评有着血脉维系的同步发展命脉,较之于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古代文学,其实中国现当代文学所获有的中国性也是在中华本土性与西方现代性的混血中所重构的中国性,这种中国性拥有相当成份的外域文化侵入中国后本土化的他者元素.的确,这是一种被重构的中国性.但是,在马华文学的接受视域中,这种被重构的中国性已经被看视为自我文化心理归属的纯粹中国性了.对于马华文学及其研究学人来说,他们关于中华母体文化归属的渴望在一厢情愿中改写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所秉有的那种并不纯粹的中国性.台北大学中文系学者陈大为认为,马华文学的这种混杂无法以纯粹的西方文学理论为批评的准则,且使其划地自限.因此,对马华文学批评与研究所操用的视域及理论也提出了更为多元的诉求.
让我们所关注的是陈大为提交了《马华散文的跨领域思考与多元文类渗透》的论文.陈大为认为较之于马华当代文学创作的丰沛来说,马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处在长期的缺席状态,尤其是当代马华散文研究一直沉睡在无言的寂静中.马来西亚终年夏日的热带雨林气候及湿润的蕉风椰雨风情,让那些怀揣着原乡情愁的马来华人以散文的体式写就了大量的写意性与抒情性散文.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里,我不想启用让中国学界用俗了的“诗性”散文这个术语以替换“写意性与抒情性” 散文这个概念.有趣的是,现下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在惟恐不自我西化的国际性追求中淡化中国性时,文化边陲地带的马华散文书写却以回归中国性的执求,以抵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异域殖民文学与后殖民文学的影响.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年轻的马华散文写者何乃健即把中国道家哲学的思想融入自己散文构思的图景中,他的散文在庄周哲学的宏大意象中铸成中国水墨画般的大写意内视图像,何乃健的散文在情愫上是一种对中国母体文化的皈依,也是一种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拒斥,这种受中国道家哲学影响的散文在本质上是拒绝任何学者使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进行批评的.一种书写风格可以让在国际学界诸种横行霸道的西方主流文学理论失语,这是一种怎样的有效抵抗行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寻根文学,一批激进的作家在力图冲出中国长久以来文化自闭的阴影,他们以偏激的模仿性西化写作在打造自己文学创作的实验性与先锋性时,栖居于文化边陲的何乃健们却把内敛的中国道家哲学融入了自己的散文写作中,最终以中国性铸就了自己散文写作的实验性与先锋性.
复旦大学中文系学者李楠认为,在现下中国后数码科技打造的视图阅读时代,散文作为一种旧日的美文书写,是少数人文精神贵族赏读的文学形式.其实,递进一个层面说,现下中国的大众阅读是一个不需要散文且失落散文的时代.散文的书写以田园漫步的诗性节奏追寻心灵大写意的境界早就淹没在经济狂潮的若干次动荡中,后现代高科技社会的工具理性压制,及知识分子企望或已经蜕变为政府官僚所遭遇的焦虑,使现下的人文精神贵族迅速向少数族群递减,散文的抒情性与写意性已不再成为知识分子表达自己在这个时代获取利功与宣泄焦虑的美学原则.李楠认为,然而在马华文人那里,散文却成为他们在日常审美生活中奢望中华文化母体的心灵图景,在那里,散文不仅保守着一种简朴且纯然的唯美文学形式,而更是一批栖居在文化边陲地带的马华文人,以国际华裔公共知识分子的姿态瞩目他们的血脉与文化之源――中国.因此,在全球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景观下,马华散文的书写使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元素在其抒情性与写意性中不可遏止的出场,这也可以被读解为一种国际政治化的唯美主义原则.同时,李楠还在她的学术陈述中涉及了来自于马亚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的女性青年学者张依萍.
在《文字蘑菇冒现――扫描马华七字辈的文学场域》一文中,张依萍讨论了马华文学第三代七字辈作家及依伴他们成长的e世代文学场域.早期漂洋出海到马来西亚的华裔在异域的殖民垦拓中,已经繁衍到第三代了,作为现下马华文学族群的主流是出生在70年代的e世手,即所谓“七字辈”.马华文学的“七字辈”这个概念在中国当代文坛相当于“70后”查重复率的称呼.张依萍认为,马华文学的“七字辈”查重复率在心灵与记忆上是“伤痕”缺席的一代,因为他们在成长的历程中没有经历第一代遭遇家、国、历史与文化罹难的悲痛场景,也没有体验过第二代反殖义与反帝国霸权在心理上留下阴影的遗绪,即便是“五字辈”在1969年所经历的“513事件”和在1987年经历的“茅草行动”,在“七字辈”的记忆中也没有任何现场感.90年代的大学校园生活是推动他们成长与书写的单调语境,大学校园管理制度的严格与板刻使他们没有机会走向社会,所以他们没有介入激荡的多元政治、多元文化、多元宗教信仰的冲突中,也没有机会使他们卷入国家意识形态与世纪经济风暴的动荡中,用张依萍的描述来说,他们只是孤独于高校校园中,空虚于无以名状的苦闷和乏味.就我个人来看,他们是因“伤痕”的缺席而莫名苦闷的一代.
中国曾经历过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那个十年是距离这个民族现下最为切近的苦难记忆.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学以脆弱的文学表现形式负载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梦醒的悲恸,也正是因为这场浩劫,其给中国那个时代的所有现场经历者留下了苦难的“伤痕”.日本学者厨川白村认为“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我不知道这句来自于东洋的经典文学理论表达还可以怎样翻译,但私下以为我们还可以给出“文学是苦难的象征”这样的理论表达,“苦闷”远不足以让人于在世存在的境缘中,以文学的形式在一种张力与神圣中打造出在历史上被后来者以无尽的阅读所拥揽的经典.文学经典是在“苦难”生成的.无论是马华文学的“七字辈”查重复率,还是中国本土当代文学“70后”的查重复率,均以一种在后数码时代――e世代无病的苦闷写照了自己的文学身份与自作多情,并为自己在不需要文学的读图时代获取了一方文学地盘.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想垮掉且没有垮掉的一代,也是想没有垮掉似乎已经垮掉的一代.这是马华文学“七字辈”查重复率与中国当代文学“70后”查重复率所共有的二律背反身份,这也是他们的国际性所在.
较之于张依萍思考的“七字辈”,复旦大学中文系学者杨乃乔提交了《诗者与思者:――海外漂泊的华裔诗人林幸谦及其现代汉诗书写》的论文,论文介绍了马华文学创作族群中一位“六字辈”作家――林幸谦.林幸谦是出生于马来西亚森美兰州芙蓉镇的华裔年青诗人,在马华文学创作族群中,林幸谦属于“六字辈”.林幸谦曾以流浪的身份起身于马来西亚,跋涉于台湾,辗转于香港,现在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任教.林幸谦是一位学院派诗人,他的汉诗书写在诗学倾向上表现一种理论的自觉,作为诗人的他是被祖辈放逐到中华文化的边缘地带,所以,他命中注定只能以一种追诗的狂欢把自己破碎在文化的乡愁中流浪、追思.
在分析林幸谦《海外人》这首诗中,杨乃乔认为,林幸谦把自己及漂泊在海外的华裔隐喻为失落中华文化母体之根的“中国孤儿”,无疑林幸谦是中国人,汉语诗歌对林幸谦这样一位在海外漂泊的文化孤儿来讲是母语诗歌,正如诗人自己在《诗质之城》所吟唱的那样:“借自他乡的母语/连结句法松散的文字/为我解说秘密/企图让诗句安居” .林幸谦每一次操用汉语进入诗性文本的书写都是为了拥入中华文化母体,为了证明他的文化身份,林幸谦也是在汉语书写的有效档案文本中,使自己个体的记忆与中华民族集体的记忆进行互动.严格地说,林幸谦是漂泊于海外中华文化边缘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汉诗书写者,因此,林幸谦不仅像每一位海外华人一样对文化孤独感有着深切的体验,并且不同于其他海外华裔诗人的是,他在诗学理论上是自觉的,表现为一种学院派的汉诗写作方式.其实,对于林幸谦这些才情出众的海外漂泊者来说,只有诗才可能是他们随时安栖的家园,因此,在漂泊的马华诗人及世界华裔诗人那里,诗沉重得让人不可掂量.但是,张依萍带着女性的委婉,以一种隐喻的力量告诫与会的学者,在马华文学领地,较之于“七字辈”作家,“六字辈”作家是老去的一个族群,她认为这篇关于林幸谦现代汉诗研究的论文,再度“出土”了林幸谦.在张依萍和其他与会学者的对话及交流中,她热情地递上自己刚刚出版的散文与诗歌的合集,此时,我们突然发现张依萍隶属马华文学领域的“七字辈”.
在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温任平是马华文学族群中的重量级作家与批评家,他提交了命题为《90年代马华文学论争的板块观察》的论文.温任平在这篇论文所投入的思考,让我们归返到上个世纪90年代关于马华文学的“中国性”与“断奶论”的大论讨中去.
温任平在讨论中为马华文学正名与定位时,提及新加坡大学教授杨松年在马华文学史料学研究上的一个重大发现.杨松年发现依之在1917年11月15日所刊发的《新华侨》上,发表了一篇命题为《富》的白话小说,这一小说的发现使白话语体创作的马华文学比中国本土1919年的“五四”运动还要早了两年.文学史料学上的考据与发现往往可能会带来学术观点上的巨大调整,杨松年的发现至少为林建国、黄锦树等一批学者在一种高调的姿态中,讲倡马华文学在传统上与中国文学的“断奶论”提供了佐证.这种在文学发生的源头上阻断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血脉联系,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中引发了一场级别较大的学术地震,当然震中就在马亚西亚.的确,马华文学不是马亚西亚的国家文学,马来文学才是本土族域的国家文学,但是,马华文学在文化传统上是中国文学的支脉吗“断奶论”者在质疑着.美国华裔学者周策纵也为此提出了“双重传统”(double tradition)论,他指出包含马华文学在内的世界华文文学,其不仅承继着自先秦以来的中国文学传统,并保留着其栖居异域之地的本土文学传统.也就是说,在马华文学的正名与定位中,马华文学的“中国性”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南洋色彩”的文化心理倾斜.这无疑是喧嚣在马华文学研究中的去中国化言论.思考到这里,我突然在自己的记忆中寻检到一位颇有才气的文学批评者在私下对我的设问:难道中国情结就应该是马华文学书写中的一种原罪意识吗难道现下世界华文文学中的“中国性”不应该是复数的“中国性”――“Chineseness-es”吗的确,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一旦被带入到国际文化平台上来展览,问题必然会复杂化起来.
需要提及的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学者张业松提交了《关于台港暨海外华文作者的文学身份本地化》的论文, 用张业松的观点马华文学,马华作家偏居在马亚西亚,作为与马来国家文学同场竞技的书写者,他们也无可遏制地进入非本地作者“文学身份本地化”的进程中.张业松关于“文学身份本地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中有着重要的启示性.不错,在这里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有趣的学术表达,无论马华文学是离散于外域的华裔操用怎样的汉语所完成的华文书写,其还是姓“马”的华文文学.因此,马来西亚的在地华文文学作者必然要遭遇“文学身份本地化”的进程.
我们注意到,温任平在批评及文化的价值取向上是拒斥马华文学“断奶论”的,他认为90年代的林惠洲、林幸谦、黄玮胜、田思、何乃健、陈大为与钟怡雯等作品中的中华性或中国性并没有因为时移世易而褪色.在温任平的文章中,还有一个学术观点比较吸引我们的眼球,即马华文学体系中存在着一个经典缺席的现状,当然“经典缺席”这个术语首先是在黄锦树关于马华文学的思考那里出场的,温任平认为马华文学中的经典缺席已经成为这个时代马华文学创作及批评族群中普遍存在的焦虑.的确,无论在怎样的文化心理倾向上,无论马华文学的在地研究者把马华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历程捆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时间维度上,较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形成背后所沉积的文化传统及民族历史的厚重感来说,马华文学在品质上必然是经典缺席的审美叙事,因此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钟怡雯是马来西亚女性华裔,现任教于台湾元智大学中语系.她的思考话题给来自于海内外的与会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内现当代文学批评曾在上个世纪8、90年引进了西方现代主义理论与后现写作技巧论主义的强式话语,在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上曾追寻理论的思辨性与思想的深度感.进入21世纪,后数码高科技打造的视图文化转型为当下大众的主流阅读语境,与此同步,现当代文学批评在行动中以消解理论及思想深度感而转向文学鉴赏式的平面描述,这种文学鉴赏式的平面描述也迎合了读图时代的平面化文学研究.实际上,在央视《百家讲坛》频繁出镜的国内学者,已经在这个层面的意义上推动了学术大众化、学术平面化与学术媚俗化的生成与发展.然而让我们惊诧的是,外域马华文学研究者却依然处在一种理论批评的深度感与思辨的张力状态中,他们在一种相当的深度感与思辨性中言说着自己的文学批评话语.就是这位作为马华文学族群中的女性优秀作家――钟怡雯,在她提交的《历史的反面与裂缝――马共书写的问题研究》一文中,无尽地流露出一位在形貌上看似柔美且在骨子里充溢着理论强势话语的女权主义批评者气质.
在钟怡雯的陈述中,她使用了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海登怀特的元历史理论,并以此、分析马来西亚领袖陈平、张佐等撰写的纪实文学书写类型.在海登怀特的元历史理论看来,历史是历史书写者用语词构建起来的文本,历史在文本化后不可遏制地形成隐喻性语言,因此在对历史的书写中渗透着主体对历史的诗意性想象与合理性虚构,历史正是一种在诠释与编织中延展的叙事.所以历史借助于语言转型为文本的延展过程就是诗性的过程,史学最终也走向诗学,历史诗学也因此而生成.钟怡雯正是以西方历史诗学理论为透镜,来判读陈平以个人回忆书写的《我方的历史》这部纪实文学读本.钟怡雯认为“我方”是马来西亚领袖书写历史的一个视角,由“我方”视角完成的历史书写,其既表现了属于国家民族的大历史,也是众多个人以生命体验所建构的历史,这种历史是“人民历史”与“国家历史”的对话,同时也呈现出与国家历史不同陈述的“史实”.在这里,我们获取了一个崭新的历史观念:“我方历史”就是相对于“国家历史”的“人民历史”.钟怡雯在讨论马华文学中的历史传记文学时,在她的书写中,满溢着一位深受西方女权主义强势话语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所持有的批判态度.钟怡雯的文笔修辞、理论学养及人格力量,很容易使在场学者联想起那几位在西方学界以高调宣讲解构主义、后殖民批评、性别身份、政治立场及女性公共知识分子什么的强势女权学者,如克莉斯蒂瓦及斯皮瓦克等.
实际上,新历史主义批评及历史诗学理论在上个世纪80年代被借渡到国内学界以来,很少被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主流学人在准确的理论构架中有效地使用过,因为他们忙于批评而懒 于阅读理论,这不能不说是现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缺憾.而无论如何,西方的历史诗学与在地的“马共书写”于钟怡雯的思考及研究中,整合为一种第三文化空间的学术表达.
的确,来自于马亚西来的这批马华文学研究者,在批评话语的出场中,他们把玩着一套套相当准确且丰富的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理论术语,并且也都能够操用着流利的学术英语陈述着自己.无论如何,他们这种“三性杂混”的关于马华文学研究的学术把我们驱赶到上个世纪国内现当代文学批评的鼎盛期――80年代,当然也把我们带入了90年代前期一批国内主流人文学者抵抗经济大潮的批评张力中.不幸的是,在经济与科技越发达的区域、民族与国家,其人文精神越发淡化,这是一个显明存在且让人无可奈何的事实,人文理性终于被科技理性解构了,e世代最终取代了人文世代.反思人类文化发展史,文学思潮及文化启蒙运动往往都是崛起于学科技术及工业文明走向发达之前的蒙昧时期,人文精神的高涨必须是以呼唤大众启蒙且承认大众需要启蒙为前提的.
思考到这里,我们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判读马华文学在地研究族群中所持有的这种人文张力,这究竟是一种滞后,还是一种前卫或是一种游离于边缘地带的华裔族群在企盼归返母体文化的焦虑中对一种民族精神的守护
此次在复旦大学举办的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上,云集的优秀学者来自于多科学,如马华文学、世界华人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等,还有多位学者就马华文学在马来西亚本土的教学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如来自于马来西亚本土的廖冰凌、郭莲花、谢川成、胡月霞、王介英等位学者.因此我们在有限的文本叙述中无法一一陈述他们的学术观点.但是,从这种多元学科云集一域的学术现象来看,文学研究的科际整合已成为现下国际学界势不可阻的学术生态.的确,文学及其背景文化在两种以上语言、民族、国家与地域的碰撞中,其必然在交汇中形成一方崭新的第三文化空间,当然这里“第三文化空间”不再仅指马华文学,而是指涉更为宽阔的多元文化对话的场域.然而在学科理论上,对于这种交汇的第三文化空间之文学研究给予自恰性诠释的就是比较文学.也正是在这个意思层面上,苏源熙把比较文学定义为后设学科和反学科.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接轨形成的交集也是其发展的必然命脉.
在《新鲜的噩梦织就的精美尸体:论大脑模仿病毒、麻疹、自私基因》(“Exquisite Cad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are: of Memes, Hives, and Selfish Genes”)一文中,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与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苏源熙在讨论“比较文学的胜利”这个主题时,提出两个重要的学科术语:“一位比较文学者没有经过特别的语言与经典的训练,他将无法从事这项工作.从管理的术语上来讲,我们的学科是设立在民族语言与文学研究传统中的一门后设学科,甚或是其中的一门反学科,比较文学无法从民族语言与文学研究的传统中分离出来,但是在其学科目的上,比较文学又与他们是截然不同的.比较文学占据于第二楼层,没有它自己的楼梯.达向那里的唯一通道就是一种民族语言.”这两个重要的学科术语即是“后设学科”与“反学科”.关于这两个术语的详细定义,苏源熙在这篇用生物学符号学理论给出怪异性命名的文章中并没展开论述,但这是一篇很好的讨论比较文学与国别文学、世界文学互文关系的文章.在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把这两个术语带入到马华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两方学科领域中,给出我们的进一步论述.
众所周知,马华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在学科分类上都曾隶属于国别文学.比较文学的确是崛起于国别文学之后的新兴学科,用苏源熙的理论概述,其占据于学科研究的“第二楼层”,本身并没有自己的语言.在比较文学研究中,能够达向“第二楼层”的语言依然是民族语言.的确,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崛起且展开研究的前提必须是国别文学及书写国别文学的民族语言.在语言、民族、文化与学科的跨界交往中,由于国别文学及其文化背景越过了自己的疆界,影响了其他族民、国家及地域的文学与文化,比较文学必然以其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性质承揽对两个以上跨界的国别文学进行研究.所以,较之于国别文学,比较文学的确是后设学科.毫无疑问,先国别文学,后有比较文学.但是,由于比较文学是把两个以上具有互文关系的国别文学整合在一起,进行汇通性研究,被进行汇通性研究的国别文学在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意识中,其以原有的时空概念所限定的学科边界逐渐消失,也就是说,马华文学现象、中国现当代文学现象等都可以被纳入比较文学中进行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边界也必然在无限地扩张,最终马华文学现象、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等都可能融汇在比较文学研究中,走向学科边界的消亡,与此同时,比较文学也因为自己学科边界的扩张与其一同消亡.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边界意识是最为淡化的,而其强化的是他的国际性与全球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文学是一门解构研究边界的学科――反学科.在全球化时代,当国别文学走向比较文学时,当比较文学再度扩张为跨文化研究时,狭隘的学科意识将不复存在.其实,斯皮瓦克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撰写了那篇著名且危言耸听的读本《一个学科的死亡》,斯皮瓦克投诸在这部读本中的理论隐喻在于:比较文学正是因为其学科边界的消失而走向死亡,但是,这种因学科边界消失走向“死亡”的学科,恰恰是在最大的空间中承载了尽可能多的国别文学研究.这就是比较文学在隐喻中走向“死亡”后的涅.就我看来,斯皮瓦克恰恰是在“一个学科走向死亡”的宣称中,为比较文学给出了最为宏大的定位,那是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或人文学科研究归向的一个总体普世境界.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在命题为“马华文学教学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为什么来自于马华文学、世界华人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多方领域学者,可以恰如其分地在一种具有普世性话语的舒展与紧张中交流着、对话着等.说到底,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进入了比较文学研究或跨文化研究的无界领域.
注释:
(1)马华文学虽然是用汉语写作,但在语言的表述及翻译的修辞上呈现出于国内学界的差异性,如马华学者把“local”翻译为“在地”,而中国学者翻译为“本土”.
(2)按:“铁船”是英国殖民者早期在马亚西来所使用的一种开采锡矿的机器,这种机器的外形象一艘船,操作时可以在水上浮动行驶,以便把水底含有锡矿的泥沙挖掘出来,然后用水流的冲刷对泥沙与锡矿进行分选.
(3)《诗质之城》林幸谦撰,见于《原诗城体》(手稿)林幸谦著.按:《原诗》是林幸谦即将在香港出版的另一部新诗集,该诗集收入了林幸谦近年来用汉语书写的新作,共分为《原书》、《城体》、《原城》、《体论》与《原诗》五个部分.注意,诗人在这里把中国大陆隐喻为自己远离的“他乡”.
(4)温任平在这篇文章中也指出,“断奶”(weanling)在英语语境中是一个可以被引申且给出放大性隐喻的术语.如“自力更生”、“不依赖主体/母体的心理倾向与行为取向”都可以操用“断奶”这个术语给予隐喻.温任平认为在马华文学批评中“断奶”这个术语的操用及提出,很容易被认同为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切断了所有的血脉关系,难道一个孩子要茁壮成长就必须着母乳不放吗
(5)国内学界部分学者主张把“femini”翻译为“女性主义”而不是“女权主义”,以在汉语术语的修辞上求得表达的含蓄、温柔与委婉,使“femini”的汉语翻译在性别上向女性弱化而减少男性化的强权色彩.其实,这个术语在英语书写的字面上并没有“男性化强权色彩”提取的视学效果,因为英语是声音使用意义出场的书写.在汉语翻译上的修辞性选择反而暴露了使用这个术语之女性学者的内在隐情.就“femini”这个英语术语本然所含有的内在意义来看,我们建议还是把其翻译为“女权主义”.因此,本文使用“女权主义”这个术语.
(6)[美] 苏源熙(Haun Saussy):《新鲜的噩梦织就的精美尸体:论大脑模仿病毒、麻疹、自私基因》(“Exquisite Cad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are: of Memes, Hives, and Selfish Genes”),见于[美] 苏源熙(Haun Saussy)主编:《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Baltimare, The Johns Hopkings University Press, 2006,p. 11.)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