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当我们满怀豪情迎接建国60周年,当中华民族昂首阔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我们怎能忘记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中国人民遭受洋人欺侮的日子.不说别的,只说旧中国华商保险公司与洋商保险公司斗争较量的桩桩件件,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弱国无外交的缩影.
旧中国的保险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机萌芽的,到1949年,经历了30多年的磨历劫难.这期间主要是与帝国主义和写办官僚资本主义所进行的压制和反压制、歧视和反歧视、排挤和反排挤的斗争.最后的结果不言而喻,贯穿华商全过程的全是悲壮和伤痛.
准确地说,旧中国的保险业萌芽于1876年.在此之前,中国人无保险：有保险,那全是外国人操纵和掌握的.大约在1876年,中国商人(即华商)不甘心白花花的银子流入洋商的口袋,于是萌生了办保险的念头,并联合起来办起了仁济和保险公司.这个公司成立后,即遭到了洋商和洋务派官僚的压制.他们为了独占中国保险领域,下发昭示,不准民办保险公司营业,只准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于是民办和官办、华商和洋商进行了反复较量,并延续到民国成立.中华民国成立后,广州一批民族资本家与一些保险从业人员联合起来,陆续办起了诸如羊城保险公司、香安保险公司等一批势力较强的保险公司.这下可惹恼了外国保险公司,他们自觉联合起来,利用自己强大的资本势力,疯狂压制华商保险公司,华商保险公司终于抵挡不住,败下阵来.
华商保险公司所以失败,一是洋商资本雄厚,势力很大.以1936年的数字为例：当时中国资本的保险公司有40家,共有资产仅6286万元法币,而总公司设在上海和香港的20家外国保险公司,他们的资产达200多亿,此外还有129家总公司在国外的外国保险公司.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华商和洋商保险公司的实力差距更加拉大了.当时上海38家华商保险公司资本总计为3600多万元法币,而英国伦兰一家公司的资本就达8200多万元法币.当时洋商保险公司和华商保险公司相比,火险承保能力和水险承保能力分别要大10倍和60倍.二是在实际营运中,中国官僚与洋商勾结,给华商保险公司设下了许多不合理的条款.比如,当时上海对于保险就有一条不合理的条款,规定重大保险只准在外国的保险公司业务；规定江河,沿海物资运输业务,必须由外国保险公司垄断.在保险费率上也存在对华商保险公司的歧视,如：倘有华人住在租界以外的地方,必须加收25％的保费,如果投保者是外国人则不加.即使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华商保险公司还是与洋商保险公司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是在共保问题上进行了斗争.自华商保险公司成立以来,洋商保险公司就横竖瞧不起,坚持凡洋商保险公司承保的业务,不承认华商有共保之权：凡华商保险公司承保的业务,有超出自己所能承保的限额需要分出时,洋商公司不肯接受其余额的分保.这完全属于不平等条款.对此,华商公司与洋商公司进行了反复的交涉和斗争.同时,华商利用本国民众愿意向本国保险公司投保的有利形势,团结一致,奋力抗争.使自身实力不断扩大.洋商最后不得不退让.他们先是部分退让.到最后终于全部接受了华商的要求,于1924年对章程进行了修改,在章程的“不得与非会员公司共保险”这一规定后面补上了“中国公司除外”的内容,使得华商公司在这个问题上有了比较平等的待遇.
二是围绕中文保险单问题进行了斗争.洋商公司在中医药大地上办公司,却规定华商公司的保险单必须用英文印制,否则,洋商公司不接受分保；同时,他们还在英文保险单上规定,凡保险与公司有争论时,一律以保单中的英文条款解释为准.这完全是强盗逻辑,是在公然挑衅中国的主权与中国民族文化,华商当然不会答应,经过与洋商多次斗争,华商公司终于获得以中文译文解释为准的权利.
三是与变相控制进行斗争,随着华商保险公司的阵营越来越大,洋商自知已阻止不了,于是他们改变策略,由昔日对华商的歧视、排挤、压抑,逐步改为合作.然而：在合作的后面,他们则以老师自居,摆出一副教育学生的样子,说什么保险必须有理智的经营,小能冒险,业务范围要广,限额要低,额可以由他们协助再保险,企图通过这种手段牢牢控制华商保险公司.对此,华商与之进行了斗智斗勇,最终也没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然而,毕竟当时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华商再怎么抗争,也无法改变洋商保险公司的霸主地位,始终逃不脱自己被人控制、遭人宰割的命运.华商在旧中国的被压迫历史再一次说明一个道理：贫弱之国无外交可谈；贫弱之国也无实业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