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中国经济政策研究的困难在于,现有的理论框架大多基于欧美经济,与我国现实有一定差异,若生搬硬套就可能得出误导性的结论.
7月8日,美国财政部公布关于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的半年报告,报告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称人民币汇率“重新回到一种更加灵活、更加市场化的汇率制度”.
就在7月,世界顶级学术期刊《美国经济评论》刊出一篇封面重点论文,题为《中国式增长》,论文的撰写者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年轻的教授宋铮和他的两位外国同事――美联储明尼阿波利斯分行高级经济学家Kjetil Storesletten和苏黎世大学宏观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Fabrizio Zjlibotti.
经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正副两位院长的推荐,本刊对宋铮教授进行了专访.
中国政府没有操纵人民币汇率
新沪商：指责中国纵人民币汇率的声音,总是不绝于耳,虽然这次美国未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但西方国家利用人民币汇率对中国施压,已经成了惯用招数.你们的研究是从什么方向得出与这相反的结论的
宋铮：过去二十年间,中国积累了超过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少西方媒体、学者甚至政府机构据此指责中国纵汇率,破坏自由贸易,过去两年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更进一步把这场争论推向了.西方世界的媒体和政客们公然批评中国的贸易顺差,认为这是导致他们国内企业经营困难和失业问题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种观点不仅可能引导贸易政策走向极端,陷入互相报复的恶性循环,而且从理论上讲也是错误的.针对中国操纵汇率的指控基于一个简单的论断,即贸易顺差本身就是汇率出现偏差的证据,只要让市场决定汇率就可以恢复贸易平衡.
新沪商：这一看似显然的论断其实缺乏必要的理论依据.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名义汇率,而是实际汇率.
宋铮：虽然中国贸易顺差已经持续了近二十年,人民币真实汇率却没有多大波动.根据斯坦福大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的计算,这些年来人民币真实汇率没有任何变化.如果真实汇率确实被低估,从理论上讲,我们应当观测到通货膨胀,因为扭曲的汇率会增加对非贸易品的需求,并刺激工资上涨.
然而,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基本上没有经历过严重的通胀压力.1997年至2007年,中国平均通货膨胀率与美国同期水平大致相等.另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在此期间中国工资的增长显著落后于产出的增长,致使劳动收入GDP占比下降了至少5个百分点.所有这些证据都在质疑汇率操纵及其对于贸易顺差的作用是否真实存在.
最近,经合组织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海尔姆特莱森在一篇报告中指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即发展中国家非贸易品相对偏低),是导致诸多学者判断人民币被低估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总结道：“根据回归拟合结果,结合中国收入水平,2008年人民币仅仅被低估了12％.”需要注意的是,在莱森的报告中,12％绝对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数字.他强调,“2008年印度和南非(这两个国家都存在贸易逆差)的汇率低估程度更为严重”.
总而言之,虽然有理由相信人民币真实汇率可能在未来几年里升值(通过通货膨胀或者调整名义汇率),所谓政府对于名义汇率的操纵不可能成为中国二十年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
巨额贸易顺差从何而来
新沪商：那么你们研究的结论是,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究竟从何而来
宋铮：我们相信答案在于实体经济的结构性特征,而非名义汇率刚性.让我们先从国际投资的角度看看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贸易顺差意味着本国用“多余”储蓄(即减去国内投资的净储蓄)购写外国资产.也就是说,贸易顺差等价于净资本流出,中国正在为全球经济输出资本.这个从经济学入门教材中得到的结论看起来让人感到惊讶和困惑.
宏观数据和企业数据都表明中国的投资回报率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过去十年间更是实现了惊人的年均6％的增长.为什么中国的储蓄非要投资回报率接近于零的美国国债投资国内市场显然可以获得高得多的收益.解开这个“谜题”是理解中国巨额贸易顺差形成机理的关键.
我们的研究表明,不需要任何汇率操纵,一个简单的结构性机制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的贸易顺差.除此之外,我们的理论还解释了中国自1992年以来在各个方面呈现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特征事实,包括高速经济增长、稳定的投资回报率、大规模资源重组、劳动收入GDP占比的下降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
新沪商：你的理论是什么
宋铮：我们的理论建立在两个基础检测设之上.首先,企业之间的生产效率存在差异,私营企业生产效率相对较高.其次,金融市场存在不对称的融资壁垒.国有企业融资比较容易,而效率较高的私营企业融资却相对困难.
这两个检测设其实是关于中国经济的两个“常识”,很多研究都表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生产效率和融资能力方面的差异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比如就资本收益而言,国有企业仅有私营企业的一半；而就银行贷款和政府资助占投资总额的比重而言,国有企业却高达私营企业的三倍以上.
新沪商：你提出了一个重要理论命题,请详细分析.
宋铮：我们在论文里论证了两个核心命题：(1)第一个“常识”(即私营企业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2)第二个“常识”(即私营企业融资能力相对较弱)导致了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
首先来看第一个命题.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一大特征是资源的大规模重组.企业微观数据表明,制造业私营企业(规模以上)职工占私营和国有企业(规模以上j职工总数的比重从1998年的4％上升到2007年的56％.这一趋势也可以得到宏观数据的佐证：同样的私营经济职工比重从1992年的7％上升到2007年的54％.
就资源重组的绝对规模而言,中国私营经济雇佣的职工数量在1992年至2007年间上升了近1.3亿人,相当于整个美国经济的就业规模.私营企业的迅猛发展当然与1992之后中国政府推行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有关,但私营企业相对较高的生产效率和投资回报率却是背后真正的推动力.2007年私营企业的年资本利润率达到32％,超过国有企业近一倍.资源(包括存量和增量)大规模流向私营经济因此也就水到渠成了.
第二个命题是理解中国贸易顺差的关键.虽然私营企业效率较高,中国金融机构显然更偏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私营企业融资困难一直是阻碍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私营企业往往只能依靠留存收益、企业家个人储蓄和一些非正规渠道为运营和发展提供资金.在大规模资源重组的背景下,国有和私营企业不对称的融资能力可以为中国的贸易顺差乃至资本输出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由于贷款主要面向国有企业,而1992年以来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导致贷款的“有效”需求大幅萎缩.
与此同时,中国居民储蓄增长很快,城镇居民的家庭储蓄率从1992年的17％上升到了2007年的26％,而银行存款迄今为止依然是中国居民储蓄最主要的方式.因此,一方面是逐渐萎缩的贷款,一方面是日益增长的存款,这就形成了1994年以来持续累计的存贷差.到2007年底,中国银行业存贷差总额已接近GDP的一半.
大家知道,中国银行业资金用途大致可分为发放贷款和持有外国资产.如果资金出现剩余,唯一的出路就是持有外国资产.从宏观数据中可以看出,银行存贷差与外汇储备不仅同步增长,而且两者在数量上也非常接近(2007年存贷差GDP占比和外汇储备GDP占比分别为48.5％和44.2％).
新沪商：是否可以得出一个推论：资源重组规模越大,顺差也就越大
宋铮：是的.我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在中国,私营企业比重增加越快的省份,贸易顺差也会越大.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的命题.
学术研究需要质疑精神
新沪商：有理有据驳斥中国纵汇率论,以及橡究中国贸易顺差真相的研究,并不少见,你们的论文被《美国经济研究》采用,必有独到之处.复旦经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在向我们推荐的邮件中说,你们用西方接受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深刻阐述了中国贸易失衡的内在形成机制和人民币汇率无法改变这种经济结构的道理、能谈谈这项研究的过程吗
宋铮：这项研究的起因最早可以一直追溯到10多年前.那时我在复旦读研究生,导师袁志刚给我们出了一个题目：中国养老保险体制应当采用现收现付还是完全基金制度中国政府和学界的专家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完全基金制.
袁先生站在反方,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两种制度的优缺点,指出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应当采用现收现付,利用代际转移提高中老年人的福利水平.他特别强调,实行完全基金制的前提是养老基金可以投资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资本市场.如果养老基金只能投资于国内发育不健全的金融市场,势必造成资源配置的更大扭曲.
我完全赞同袁老师的分析,因而也就对另一方的声音感到困惑.
我发现,支持完全基金制的专家学者大都引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Martin Feldstein1998年发表在《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Review)上的一篇短文,并以此为主要的理论依据.Feldstein的论点很简单,中国实际资本回报率非常高(15％以上),明显超过经济增长率,所以代际转移不如直接投资,完全基金制因而优于现收现付制.但是,这篇文章没有说明养老基金如何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中国实现比经济增长率更高的收益率,而这正是袁志刚反对完全基金制的关键.
新沪商：疑问是研究的起点.
宋铮：带着很多类似的疑问,2002年我从复旦转入伦敦大学学院(UCL).研究生项目主管安排刚加入UCL的Fabrizio Zilibotti做我的指导老师.由于家庭等原因,Fabrizio很快离开伦敦.之后,我跟随他来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在那里我认识了Fabrizio的好友和合作者、对养老保险研究颇有造诣的KjetilStoresletten.
有一次我把自己对中国养老保险问题的想法说给他听,并告诉他Feldstein的分析.他听完哈哈大笑,说Feldstein一定会这样讲,因为他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支持完全基金制的“”.开完玩笑,Kjetil对我的想法认真起来.
可贵的是,他像一个中国人般地思考,感觉这是个非常严肃和重要的问题,事关数亿中国城镇居民的福祉.就这样,Fabrizio、Kjetil和我开始了一项漫长、至今尚未完成的课题,从金融市场不完善的角度探讨养老保险制度对中国的影响.
新沪商：关键在于要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
宋铮：中国经济政策研究的困难在于,现有的理论框架大多基于欧美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现实有一定差异,如果生搬硬套的话就可能得出误导性的结论.所以,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收集数据、整理文献、对比中国经济与欧美经济,努力构建一个可以刻画中国经济基本特征的理论分析框架.
这项基础工作于2008年初完成.我们的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多个至关重要的宏观经济特征,包括高投资率下保持稳定的资本回报率、高投资回报率下的巨额贸易顺差、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和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
此外,这个模型非常简单,任何一个一年级的经济学博士生都可以看懂.当时Fabrizio说,“Wehe a diamond in our hands！”于是,我们三人决定把养老保险暂时放在一边,集中力量写一篇解释过去近20年来中国宏观经济的文章,这就是《中国式增长》(Growing like China).
新沪商：袁志刚教授对您这项研究的评价极高,认为是严正地回答了人民币汇率政策绝不是中国外汇储备高企的原因,而且这样的答案是与关联储的经济学家等一起经过科学的论证得出的,其力量自然胜过那些带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所谓大人物所写的耸人听闻的“奇文”.是这样吧
宋铮：2008年底,我们把文章送给《美国经济评论》,到2010年4月被正式录用,总共只有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在此期间,我们在美国和欧洲的不少顶尖学校(主要是我两位合作者)和国际学术会议宣读了这篇文章,引起很多听众的兴趣,其中不少人之前对中国经济一无所知.
新沪商：中国经济的全面崛起,大概也为这项提供了良好的背景.
宋铮：中国经济问题上升为当代经济学主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可能的趋势,而这在几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质疑的声音当然也不少.有趣的是,这类声音更多来自于学界以外.
我们文章的一个结论是中国贸易顺差是结构性问题,与汇率操纵没有必然联系.这与时下西方主流媒体的观点冲突,有时也给我两位合作者带来一些小困扰,比如有一些言论批评他们的研究品格,甚至质疑他们已被中国政府洗脑.
中国经济学家的严峻使命
新沪商：袁志刚告诉我们,以国际上能够理解的现代经济学语言解释中国经济中所发生的事件,消除误解,应对指责,还事物的本来面目,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赢得一个好的国际环境,是今天中国经济学家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使命.从您个人的感受出发,复旦为青年经济学者提供了怎样的成长空间
宋铮：我在复旦最大的感受就是学术自由.我的同龄人在其他学校为终生教职而竭尽全力发表论文,而我却可以享受完全属于自己的时空,尝试各种各样的想法,发挥自己的极限.
除了《中国式增长》之外,我在复旦的四年没有发表过论文.在有些学校,或许第三年我就已经被解聘了.我还要感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一辈的学者,比如华民、张军、石磊、李维森和殷醒民等.他们对中国经济的研究热情一直在感染年轻人,催促我们加倍努力.因为他们的存在,让经济学院成为一个有独立精神的学术机构.
我过去的导师、现任院长袁志刚倡导“现代经济学本土化,中国经济问题国际化”.我觉得这两句话最能代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所有教师共同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