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与民盟共同探索中国特色政治的历程可分三个阶段.在新主义革命时期,与民盟在探索中国特色政治的问题上共同语言越来越多,民盟不断地向靠拢并最终接受了的领导；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与民盟在探索中国特色政治的问题上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但也有深刻的教训；在改革开放时期,民盟积极配合推行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共同探索并不断奋斗.历史证明,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既是中国的政治追求,也是民盟努力的目标,他们的共同奋斗必将促进并不断改善中国的政治建设.
关 键 词 ：；民盟；中国特色的政治
中图分类号：D66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4）01-0038-05
在“五四”运动推动下产生的中国,一开始就毅然放弃了西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企图,鲜明地表示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经过国共合作的北伐、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变和残酷的红色土地革命战争,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在探索中国政治的特色方面明确地提出了新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这是探索中国特色政治的科学理论,开始了号召并领导各党派共同为之奋斗的革命历程.中国与中国同盟共同探索中国特色政治的努力就是其中的典范.
一、
中国同盟（简称民盟）在其成立与奋斗的征程中也注意不断地探索政治的中国特色.民盟创始人张澜与沈钧儒都参加过反袁世凯的护国运动,尤其是沈钧儒还参加过1917年7月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1]51[2]47民盟早期领导人在苦苦追求西式政治的同时,也注意到中国的客观国情及其特性.早在1922年上半年,沈钧儒在出任《中华新报》主笔时就认识到：“吾国政府素重人治,而人民对于政治亦素尚感情,与欧美之一切归纳于法治者迥异”,“而我国则始终不脱专制惯习,对人观念太重”,“喜以全国之权寄之一人”,“故辛亥下半年,国人几视袁世凯即中国,卒之即以害袁,并以害国”.[3]1941年3月中国政团同盟成立时,被推选为常委会主席的黄炎培认为：“中国今后所需要的,乃是保育式的.”[4]1946年8月,费孝通也非常有感触地认为：“我不想低估中国人民的政治水平,但是受集权政府几千年的统治以后,他们一下子就能担负起现在公民的责任,监督政府,这是不现实的.”[5]157-158在认识中国国情的问题上,梁漱溟有许多深刻的体会与看法.抗战胜利后国共举行重庆谈判,梁漱溟认为建国的根本在文化,据此发表《中国党派问题的前途》,主张“并存而之用”.[6]1946年1月政协会议确定实行制政府,同年3月梁漱溟访问延安并与等领导人交谈,认为制和都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主张建立党派综合体进以组织一个强有力的超党派政府.[7]
在中国的号召和影响下,中国同盟在追求西式政治的同时,也在倾向并赞同的主张,这也是其探索政治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表现.抗战后期,沈钧儒景仰中国,他说：“现在人民的痛苦,真是如水益深,如火益热,惟才能拯民于水火之中.故我们必须跟着走,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2]228梁漱溟由于对国民党统治非常不满而经常去根据地巡视,他觉得只有领导人对他建立超党派综合体的主张表示尊重,因此他对的好感也与日俱增,很赞许地对他说：“梁先生,你是中间偏左的,希望你今后继续中间偏左.”[8]由于许多类似的民盟重要人士的推动,民盟开始整体倾向中国.1945年10月中国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会议通过的政治报告正式宣布：“拿苏联的经济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拿各种生活中最优良的传统及其可能发展的趋势,来创造一种中国型的,这就是中国目前需要的一种制度.”[9]同年11月,民盟一些重要领导人与达成秘密协议：双方合作,交换情报,民盟接受的财政津贴等.[5]139
民盟被迫解散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民盟领导人仍然在坚持斗争,但明显放弃了西式的政治道路,完全转向去借助中国的实力政治.发表声明,高度赞扬民盟,号召各党派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久,张澜便委派沈钧儒去香港恢复中国同盟.在中国驻香港机关的大力帮助下,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于1948年1月在香港召开.会议当天发表《紧急声明》：谴责南京反动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不接受民盟被迫做出的解散公告,正式宣布恢复民盟组织并继续为而奋斗.会议认为过去的中间路线与中间立场“已被彻底粉碎了”,民盟“必须采取人民的革命斗争”,民盟要站在“人民的的立场”即中国的立场上,积极支持中国“以人民的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反动的武装”,“我们要公开声明与中国实行密切的合作”,同时仿照在盟内“实行集中制”.[9]371、379、394、395这是民盟历史上一次重大的转折,标志着民盟已经完全转向中国的立场,把政治的希望寄托在传统实力政治的较量上.周恩来高度评价说：“民盟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成立总部,一直到现在,沈钧儒、章伯钧二位先生重新树起民盟旗帜,领导工作,大家一同努力奋斗.这个时期用一句话说,就是‘一面倒’,倒在新主义方面.”[10]1948年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5月6日,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盟与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一起连发两电,表示积极响应.[9]417-4186月14日,民盟发表了响应“五一”号召致全国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更希望各党派团体与一切社会先进同我们紧紧携起手来,共同为结束统治,实现人民的新中国而奋斗.”[9]4311949年1月14日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等八项和平谈判条件.1月22日,沈钧儒等到达解放区的包括民盟在内的55位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对的声明表示热烈拥护,明确表示“愿在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人民日报》1949年1月24日）1月27日和2月3日,张澜等两次以中国同盟负责人的名义发表声明,拒绝李宗仁希望民盟调解国共战争的邀请. 二
民盟在接受中国的领导之后,就意味着对原西式政治主张的放弃,转而寻求领导的中国特色政治道路.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张澜和沈钧儒代表民盟在大会上做了洋溢的发言：旧主义道路走不通,必须走新主义的道路, “我要赞许那个将要通过的共同纲领,这是新中国的一个人民大宪章”.[9]5831949年12月7日,民盟召开一届四中全会,郑重决定：“本盟接受中国的领导,与之密切配合工作”,“郑重地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国同盟的纲领”,“宣布本盟1945年临全大会通过之纲领停止使用”.[11]60、72此后,民盟一心一意紧跟向社会主义过渡.1953年9月,政协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周总理所做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民盟代表梁漱溟做了长篇发言,表示拥护总路线,但也直言：“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12]梁漱溟西式式的发言引起大怒,说梁漱溟反动透顶,是野心家,是伪君子.1955年1月开始大规模地批判梁漱溟,9月达到.尽管此事对民盟的理念构成很大的冲击,但民盟还是努力地去理解领导的中国特色政治道路.从1953年到1957年,民盟非常配合和政府的工作,也衷心拥护八大的正确路线.1956年1月周恩来在知识分子大会上正式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此后知识分子活跃起来,民盟盟员发展达三万余人.这一切给了民盟探索政治中国特色的巨大勇气与力量,也开展了相应的许多工作与尝试.
在共同探索中国特色政治道路的过程中,民盟也遇到了严峻的空前的历史考验.1957年4月27日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4月30日亲自动员各党派帮助整风.从5月1日到6月7日的这段时间里,各党派积极参与的整风,基本上是针对党政工作和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诚恳的批评和建议,但也有一些过激的言论,如“党天下”、“轮流坐庄”、“外行领导内行”等等.这些言论是和所不能容忍的.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点名批判“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民盟章伯钧与罗隆基构成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同盟,“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整个夏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13]实际上,所谓的“章罗同盟”根本就不存在.
据1958年1月统计,民盟内被定为的人数达3378名,占全体盟员总数的10.5%,其中民盟委员的三分之一、民盟常委的35%、民盟省市领导的30%、民盟县级领导的32%被划为分子.[2]305[11]608反右的严重扩大化不仅损害了社会主义,而且对民盟的发展构成了很大的挫折.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的批判民盟领导人吴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整个民盟被当作“反动党团”,从1966年7月至1978年5月民盟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民盟副主席高崇民、吴晗冤死狱中.[11]775、782、790这个时期中国政坛上充斥了许多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民盟政治理念的底线受到沉重打击,以至于费孝通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不无感慨地说：“以前的协商,实际上还不如叫传达.”[11]1248
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民盟积极配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宏伟的改革开放事业,共同探索领导的中国特色政治道路.1977年冬天,开始拨乱反正,肯定了各党派的历史功绩和积极作用,号召各党派恢复工作.随后民盟和大多数地方组织逐步恢复,同时根据1978年4月5日通知的决定,民盟常委会决定摘掉民盟原常委章伯钧、民盟原委员罗隆基的分子帽子.[11]7751978年2月,梁漱溟在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指出：“中国由人治渐入了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的前途所在,是任何人所阻挡不了的.”[14]但梁漱溟的言论遭到了持续几个月的批判.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梁漱溟以法治国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重视[15],中国开始了从人治转向法治的过渡阶段.
1979年10月,民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重申中国同盟是接受领导并拥护社会主义的政治联盟.1980年2月,同志在民盟和民盟北京市委会举办的迎春茶话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民盟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民盟盟员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知识、有学问、有真才实学”,民盟“作风比较好,比较诚实,比较正直”,民盟领导人张澜具有“顽强的精神”与“强烈的正义感”,这些优点“对许多人,对我自己,印象是很深的,勉励是很大的”.[11]829-830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法制建设有了明显的进展,与民盟开始了共同探索中国特色的高度的政治发展道路.1980年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通过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决议,明确提出：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各团体都有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平等的权利,都有权在政治上、组织上对自己的问题做出决定,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11]874这个决议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里程碑意义.1981年元旦,民盟副主席李文宜在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我们长期靠拐棍走路,现在则要独立地进行工作,有些不知所措了”,“这就需要我们解放思想”,“路却要我们自己走出来 ”.[11]876因此,会议做出决议：“根据政协政治决议精神,民盟同其他党派、团体地位是平等的；有权在政治上、组织上对自己的问题做出决定.”[11]888为了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规定中国与各党派相互关系的指导方针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一包含与平等精神的重要内容. 1983年12月,民盟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对上述十六字方针表示坚决贯彻执行,会议通过的民盟章程明确规定：“在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1]1013这些标志着民盟在摸索领导的高度的中国特色政治方面有了非常明显的起色.1987年10月十三大召开,制定并公布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框架,提出了领导的合作与协商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民盟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8年10月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通过的民盟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同盟是以中上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因此“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健全法制,厉行法治”,“坚持中国领导的合作制度,推进进程”,“推进政治协商制度,实现协商的制度化、法律化”,“提倡思想解放,独立思考”,“推进决策化、科学化,发挥知识分子在决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11]1298-1299这是民盟在探索领导的高度的中国特色政治方面的最大亮点,也得到了的高度赞许.
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征程中,与民盟一直在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1989年12月,根据十三大的基本精神,颁布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发[1989]14号）,2005年2月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这些文件明确指出：将确立和实行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视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在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平等的权利正式确立为中国和国家的基本政策.（《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1、2、5.）2009年9月,十七届四中全会再次做出庄严的决定：以党内来带动社会.在这种大好的形势下,民盟在协商、参政议政、监督与相应的政治理论方面加大了参与和研究的力度,形成了自己风格的探索体系和模式,尤其突出了本盟知识分子云集的智力优势与特点,许多提案和建议都受到了中国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采纳,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产生了非常广泛的突出作用与重要影响.
总之,与民盟在探索中国特色政治道路的过程中历经风波,在各个不同时期共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事实证明：西式政治因脱离国情而必然失败,个人独断与专制也会导致混乱与浩劫,只有走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才能实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最终目的,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要求我们要立足于优秀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在政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合的问题上加强自身建设与政治建设,走中西优秀政治文化融合并逐步提升内涵的政治道路,这也将是与各党派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不断推向高度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