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作为与新中国一同成长起来的作家,王蒙显然具有强烈的政治情结.他认为,“既然我们的社会充满了政治,我们的生活无处不具有革命的信念和革命的影响.那么,脱离政治,就是脱离了生活,或者是脱离了生活的激流,远离了国家、民族的命运亦即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所以,他热衷于政治并且积极地关注和参与政治,文学创作中也留下了政治的深刻痕迹.
本文拟从政治文化中强烈影响着文学的“政治泛化”、“工农兵中心”和“苏联影响”三个关键方面,来分析前王蒙与政治之间复杂的精神联系.
一、
中国在政治上取得全国性政权后,立即着手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建国初期的全民学马列活动,1951年夏秋至1952年冬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年4月开始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954年秋冬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5年发生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1957年的反右斗争等,都是采取政治运动或政治斗争的形式,清理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的思想观点,以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一次又一次严酷的政治运动,使政治在文艺领域取得了强势地位.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斗争的意识,阶级立场的问题被广泛引用到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之中.
这一时期,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文学从属于政治”、“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理论传统得到极大的拓展和强化.党的方针政策成为作家创作的金科玉律,成为批评家评判作品的理论依据,政治斗争的需要成为文学的核心价值,政治概念、政治术语大量进入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话语体系,政治上正确与否成为文学生命力的第一保险系数.
面对政治对文学艺术的绝对领导地位,像沈从文、巴金等旧时代走过来的作家,他们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沈从文还一度精神失常.“尽管他力图按照‘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新标准,写出‘和过去大不相同’的作品,但一旦真正在创作中实践,却非易事.”他明确意识到了“自己过去的用笔方式,已与当下的现实要求不符”.而对于和新中国共同成长的作家们来说,他们没有旧时代的思想包袱,不存在“涅”前的精神煎熬与痛苦,也不存在个人习惯了的表现方法与时代语境的冲突,他们就是新时代的产儿,是新政权的歌手.以李准为例,1953年他发表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准确、及时地揭示了农村土改后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对以宋老定为代表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进行了批评,指出了只有互助合作才能使农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他在这篇小说中设置的父与子对立,走资本主义道路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冲突；开创了此后不少作品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构模式.李准的这个文本是按国家的政策观点来进行艺术构想的政治文艺一体化的产物,是那个时代的典型文本.
王蒙同样有着强烈的政治意识.在他的创作中,日常生活写作在数量上远远少于政治生活叙事,在影响上也小于政治化了的文本.如,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既是郑波、杨蔷云等先进青年知识分子成长历程的史诗,也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中国的颂歌,政治意识十分强烈,政治倾向非常鲜明.他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有着鲜明的政治主题：反官僚主义.小说的主人公“林震是新社会培养起来的新人”,他“爱生活,爱党,爱同志,爱美,并为了他所爱的而斗争,自然地融合于他的血肉之中,而且带有他自己的年轻人的特质”,他“不容许党的机关有缺点”,表现了可贵的政治责任感.
然而,细读王蒙这一时期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与李准式文本的不同之处：把文学与政治的“从属关系”改写成“对话关系”.这种对话是文学与政治的双向交流,它以确认文学存在的独立性为前提,同时,也认同文学与政治的互渗互动；对话双方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又是我是我、你是你的关系.对于这一点,王蒙有过明确的阐述；“我也坚决反对用政治说教代替文学,反对离开了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观察、体验和表现去表现政治,反对把直接影响政治作为文学创作的首要目标.”循着这种对话关系,我们可以在《青春万岁》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发现几组重要的话语主题：建设新社会的崇高理想与日常生活的凡俗性；集体生活、集体主义价值与家庭生活、个体价值；青春的热力、革命的与现实环境、年轻人的知识、经验及能力.当然,这种对话是隐含在郑波、杨蔷云等的社会活动与文化学习,苏宁、郑波的家庭与她们的班集体生活及个人发展,林震的单纯、热情与刘世吾的世故、冷漠等日常生活中.这种对话关系增强了文本的开放性和艺术张力.
在与政治的关系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王蒙被补划为界,其创作前后有着相当的差异.1958年前,他的创作对于图解国家方针政策、满足一时政治任务的要求,保持了相当的戒备,表现出对文学独立精神的坚守.1958年后,他主动融汇到主流意识形态“共名写作”中的取向十分显明.他“不顾一切地,尽全力地往好的思想主题上靠”,“坚决地从生活细节中提炼,组合,绝对地构成符合一切口径、有利于正面宣传鼓动、令各方面看了乐得合不拢嘴的新篇章,新故事,新人物,新作品”.这从他的短篇小说《眼睛》和《夜雨》中可以看出来.《眼睛》写大学毕业生苏淼如在镇文化馆做管理员,思想落后,最后受到回乡知青林燕子的感染,提高了思想觉悟.《夜雨》写回乡知青秀兰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在新婚前决定拒绝到城市里结婚,坚决留在农村生活劳动.对于这样一种转变,作者说,“这里固然有气候的原因,也有我自己的原因”.
在遭到政治的打击后,反而更加贴近意识形态机构所要求的政治倾向与政治思路,这种现象在王蒙、在前许多作家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心理意味,确实是颇为发人深思的.
二、
工农兵文学在理论上和创作上的肇始其实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时,明确指出：“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在这里宣告了主要为工农兵怎么写作的方向.在的倡导下,延安解放区出现了“工农兵文学思潮”.赵树理、李季等人的创作为工农兵文学提供了范式.1949年新中国成立,工农兵走上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理所当然地,他们也要求占领中国的文艺舞台,颠覆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统治多年的历史.周扬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新的人民的文艺》报告中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是惟一的方向,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主要为工农兵的方向变成了文艺为工农兵是惟一的方向.工农兵文学的主流地位在对电影《武训传》、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后,得到了巩固.这一时期,工农兵文学在创作上有了很大的收获.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
随着政治上工农兵地位的中心化,工农兵文学逐步演绎成一种意识形态,构成前我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工农兵文学要求作家把深入工农兵生活作为创作的源泉,在这个理论的倡导下,自1951年后,赵树理一直住在故乡太行山区,1955年周立波举家迁到湖南益阳农村深入生活.
这种工农兵文学的具体特点包括：作家、艺术家只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被“工农化”了以后,才能成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内容上,以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为主要题材,强调阶级斗争；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强调理想化的艺术效果,否则是丑化劳动人民,歪曲工农兵的历史；风格上倡导大众化的审美趣味.这一系列规约,既是为谁写,也是怎样写,还是写什么；它既是文学创作正确与否的尺度,又是评判作品价值的标准；它操控着作家的人生态度和价值选择.
1958年以前王蒙的文学创作中,知识分子形象居于中心地位,工农兵形象处于缺席的状态.《礼貌的故事》(1952年)中的我和李清,一个是初一年级的学生,一个是高三的学生；《友爱的故事》(1955年)中的我和刘明都是小学生；《小豆儿》(1955年)中的我(小豆儿)是中学生；《青春万岁》(1956年)中的郑波、杨蔷云、袁新枝、周小玲、李春、苏宁、呼玛丽等都是高三学生；《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1956年)中的林震原来是小学教师；《春节》(1956年)中的我是大学生,沈如红是教师,《冬雨》(1957年)中的我是教师.以上所举作品中的主人公的身份分为两种,一是教师,二是学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王蒙表现出了对知识分子写作的热衷.对于作家来说,探索生活,就要探索人的精神世界.王蒙把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作为自己的考察重点,剖析他们精神世界中的幻想、追求、真诚、失望、苦恼和自责,赞美他们的热情快乐、单纯透明和充满理想,激赏他们的独立人格、担当意识和批判精神,真实地纪录了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和精神景况.在知识分子作为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的时代,在工农兵文学为中心的时代语境中,王蒙的知识分子写作,王蒙对知识分子的艺术设定,与工农兵文学的要求有了一些不谐和,原本应该接受工农兵的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安然处于话语世界的中心位置,并左右着话语主导权,这多少有点轻漫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农兵文学.难怪乎,王蒙在写完反映中学生的《青春万岁》以后,准备再写一部反映大学生生活的作品,“团市委领导王照华同志说,不要老写小资产阶级了”.我们不妨把这句话看成是那个时代对作家的忠告和劝诫.
经过1958年的反右斗争,王蒙从“少年布尔什维克”变成了反党反人民的“分子”,个人身份、角色意识、生活情境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经过反复批斗和劳动改造之后,他适应了抬城砖、挑洋灰、背篓子,学会了批判、斗争、认罪,他甚至觉得“体力劳动有益身心健康”.此后,在他的短篇小说《眼睛》(1962年)、《夜雨》(1962年)中,工农兵形象缺席的问题得到了“补救”,社会主义新人占据了文本的中心位置,前者是回乡知青林燕子,后者是回乡知青秀兰,尽管二者仍然有着知识分子的背景,但她们已经是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新生力量.特别是在《眼睛》中,大学生苏淼如失去了话语权的优势地位,成为农村知青林燕子征服、改造的对象,并最终臣服.王蒙“回到了人民队伍中”,融汇到了那个时代“共名写作”的合唱里.尽管这种写作不是自来的涌喷,不是写作,但毕竟“过去只会写城市,写‘小资产阶级’的王某,现在也能勾画两下农村的牧歌了”.
也许,这中间有王蒙为迎合主流意识形态而走向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的因素,但更多的也许确实是因祸得福,因为人生的失意,反而走向更为广阔的生活天地,使自我作为一个作家的内涵变得更为丰富了.
三、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关 键 词 .唱苏联歌曲,看苏联电影,读苏联小说,男人戴鸭舌帽――苏联人的工作帽,女人穿“列宁服”等等,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时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被中国青年奉为偶像.“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已把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段保尔的名言被中国青年奉为人生准则.苏联是那个时代人民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刊发的“十年来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一文中提到：“仅从1949年10月到1958年12月止,我国出版的苏联(包括俄国)文学艺术作品三千五百二十六种,占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总数的65.8％；总印数八千两百万零五千册,占整个外国文学译本总印数的74.4％强”.由此可管窥当时中苏文化交流之盛况.1960年代,由于苏联以“老子党”自居,要求中国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加之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中苏关系交恶,“反修防修”又成为那时政治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中国社会到处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反修防修意识”.
王蒙是唱着《喀秋莎》、《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士敏土》成长为“少年布尔什维克”的.他说,“我是在天真的童年、少年时代毫无保留地,以全部心灵接受了苏联的影响尤其是苏联文艺的影响的.保尔柯察金直接影响了我的生活道路选择.《喀秋莎》是我第一个学会的苏联歌曲,我的政治意识,青春觉醒,阳光感受,献身愿望都来自这首像‘明媚的春光’(出自‘喀’的歌词)一样的歌”.的确,在王蒙的人生理想、政治态度、生活观念和文艺素养等许多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处处浸淫着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和文学艺术的因子,苏联是王蒙透骨入髓的初恋.苏联给予了王蒙成功的喜悦,也让他遭受过巨大的困顿.“对于中国革命认识得、设想得太苏式了,尤其是太受苏联文学一主要是法捷耶夫、爱伦堡、西蒙诺夫他们一影响了,这是我的一个原罪,是我的不足,是我的各种坎坷、遭受指责也遭受误解的一个根源.”王蒙的反思是真诚、深刻的.
苏联文学对王蒙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巨大、深刻而全面的.在王蒙文学创作道路上,苏联文学是他的精神导师.他说过,“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中的许多人,特别是我自己,从不讳言苏联文学的影响.是爱伦堡《谈谈作家的工作》在五十年代初期诱引我走上写作之途.是安东诺夫的《第一个职务》与纳吉宾的《冬天的橡树》照耀着我的短篇小说创作.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帮助我去挖掘新生活带来的新的精神世界之美”.在王蒙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时,作者一遍又一遍地读《青年近卫军》,画出它的结构图,以弄清法捷耶夫是怎样妥贴地将众多人物安放在鸿篇巨制之中.《青年近卫军》中的在同一场景中,对比地写出不同人物的言语、动作、情态,以刻划人物的个性的表现方法,被作者巧妙地运用到对李春、袁新枝、郑波,杨蔷云的刻划上.作者写她们在教室里学习时,神态各异、性格纷呈：“如果说李春做功课的时候像写学术论文一样的‘气魄宏大’；如果说袁新枝做功课的时候像给自己讲故事一样的轻巧灵活；如果说郑波做功课的时候像耕牛拉犁一样的埋头苦干；那么,杨蔷云做功课的时候,忽而像唱歌一样的自在,忽儿像打架一样的凶猛”.《青年近卫军》第六十三章,法捷耶夫在写完青年们激烈的抗争,将要写他们被处死的时候,突然插入了作家本人的一段亲身战斗经历的叙述；《青春万岁》在写完郑波、杨蔷云等的学习生活,将要毕业、惜别的时候,第三十四章作者笔锋一转,插入了他自己作为区团干部的亲身经历.这些深刻的影响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它既是时代语境的历史安排,又是王蒙的自主选择.《青春万岁》1956年定稿,因为政治环境的多变,迟迟未能出版.到了196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以后,《青春万岁》出版的事又被提了起来,前提是要作者把太多的写到苏联文艺作品对于那时中国青年的影响的地方删一删.然而,政治环境可能因突发的政治事件而急剧变化,但文化对一代人精神成长的深刻影响却已经无法抹去,甚至随着历史的远去,文化的烙印愈来愈清晰.
苏联的文艺方针政策、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在1950年代也被作为中国的范本.甚至有人对我国设立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这样的组织持异议,其理由就是苏联没有.早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批评“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的糊涂观念时,就是以苏联的创作为例证的.他说,“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这个回答本身就隐含了一个前提,那就是苏联文学创作不可置疑的正确性和普泛意义.1956年1月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小说组召开作品讨论会,讨论了苏联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和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等作品,大家在发言中明确肯定了苏联作家大胆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勇敢“干预生活”的精神.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无疑受到了“干预生活”文艺思潮的影响,更直接地说,他受到了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启示.小说的主人公林震刚出场时,口袋里就揣着《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这本小说.当林震在工作中感到困惑的时候,小说写道：“他判断不清究竟怎样对.是娜斯嘉的‘对坏事绝不容忍’对呢,还是刘世吾的‘条件成熟论’对.”当他在区委常委会上给韩常新和刘世吾提意见,未受区委书记的重视时,他回到办公室打开抽屉,翻开《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上面写着：‘按娜斯嘉的方式生活！’他自言自语：‘真难啊！’”刘世吾在批评林震时,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一到新的工作岗位就想对缺点斗争一番,充当个娜斯嘉式的英雄”.从以上梳理来看,娜斯嘉充当了林震精神道路上的向导.然而,面对复杂的生活景象,林震又开始质疑娜斯嘉过于理想化.林震对待娜斯嘉的矛盾心态,让我们窥视到了王蒙对尼古拉耶娃的超越.当然,我们还可以从两部小说的主题、人物关系上来考察《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影响.两部小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反官僚主义；两部小说事件发生的环境：基层组织；两部小说有两组类似的人物关系：前者是阿尔卡琪与娜斯嘉的对立关系和恰理科夫与娜斯嘉的对应关系,后者是刘世吾与林震的对立关系和赵慧文与林震的对应关系.
在这里我们仅仅从艺术的角度分析了苏联文学对王蒙精神生活和艺术表现的深刻影响,其实王蒙创造林震式的人物及其生活方式,也体现了作者的生活态度和对社会的理解与批判,这是思想层面苏联文学对王蒙的教化.在这种影响中,王蒙没有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他在谈及林震这个人物时,明确说,“我无意把他写成娜斯嘉式的英雄,像一个刚刚走向生活的知识青年能够像娜斯嘉那样.那似乎太理想化了”.
少共情结与为真理献身的政治理想,反思意识与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苏俄情怀与文学独立精神的追求,这是王蒙前呈现给我们的主要文化特征.
四、
除了以上所述的文化语境因素,从王蒙亲身经历来说,他的政治情怀包括成为前后的变化,也是势所必然的.
王蒙作为14岁入党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对于新中国的热爱、对于政治的热情自不必说.他五十年代最为重要的作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遭遇,就足以使形成并巩固以上所述的他与当代政治文化的联系.
王蒙1956年9月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最初,王蒙因一鸣惊人而志得意满,“看到作品引起这么大动静,看到人们争说‘组织部’,看到行行整齐的铅字里王蒙二字出现的频率那么高,我主要是得意洋洋.”等到李希凡在《文汇报》发表《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直指作者的阶级立场,“是用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的偏激和梦想,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反对官僚主义,还是用无产阶级的大公无私的忘我的和科学的‘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反对官僚主义在这样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上,我以为作者王蒙同志是和他的人物林震一致的.”王蒙感到了政治上的险恶和舆论的压力,特别是有人把他的小说和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一样,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样当成毒草时,在批评他的作品同时对他本人的政治面貌下判决时,他惶恐不安,只能小心应对,只有从洋洋自得转向诚恳检查自己忽视了先进思想对创作的指导作用,“以为有了生活真实就一定有了社会主义精神”,“以为有了现实的艺术感受就可以替代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在王蒙的文学生命和政治生命的节骨眼上,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讲话使王蒙化险为夷,遇难呈祥.这样,王蒙没有因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篇小说而被划为,相反,1957年“五四”,他还被评为北京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这就是王蒙刚刚进入文坛所遭遇的政治文化处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高度政治化.“文学被看成是政治的风雨表,小说即政治,文学即政治,如果谁想偏离那时政治所规定的小说模式,就不能不遭到政治审查式的文学批评.”这一时期,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中心和焦点,文学紧紧依附于政治.像王蒙这样,一部作品和作家的命运,最后得靠最高政治领导人来裁决.作家这个群体,由于亲眼目睹旧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对新政权、新政治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期待,尽管他们在接受新的意识形态的精神历程中,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被组织化和政治化却是高度一致的.
所以,王蒙受到批评和政治上的贬斥之后,反而让自己的创作更为“组织化”,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