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裔文学中的家园政治

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英语文学与文化研究学者萝丝玛丽玛瑞戈莉乔治（Rosemary Marangoly Gee）女士于1996年首次从后殖民批评的角度提出两个命题：1.“所有的小说均指向恋家症”①（All fiction is homesickness）,2.“所有的恋家症均指向小说”②（All homesickness is fiction）.即是说,后殖民文学作品中的家园因子与生俱来,不可忽视.她认为,在殖民语境下,“‘家园’、‘家国’概念”已经在殖民者、被殖民者、新近独立的民族及移民用英文撰写的小说中,被重新予以追宗溯源”③ .而对于到底什么是“家园”,她说,我的“家园”概念旨在颠覆那种充塞着“父权制等级”,“性别化了的自我认同”,“居所意义”,“慰藉意义”,“养育意义”,“保护意义”的私人化领地④.即,家园不是一个被定型的、扎根的、稳固不变的场所,它是一个“选择性包容与排他模式”⑤（a pattern of select inclusions and exclusions）：

诸多包容（inclusions）建立于学习而来（或传授而来）的亲缘关系意识之上,此番亲缘关系意识被扩展至那些被认为拥有共同血液、种族、阶级、性别或宗教的人士身上.成为其中一只之资格由关爱、恐惧、权力、、控制力所构成的粘接链来维系着.群体的家园（homes）呈现于地理的、心理的、物质层面上.它们是那样的一些被置身于家园中的人们和失掉家园的人们所认同的地方；它们是充满暴力和养育意义的地方.这是一个流动之域,它通过多姿多彩的方式展现自身,并且它的每一次“重新发明”（reinvention）似乎均遵循着基本的包容/排他模式.家园是一个可以逃至其中也可以逃离出来的地方,其重要性就在于它并非人人均能平等拥有,是人人为之不懈奋斗并被建构为少数人的专属领地（exclusive domain）的充满之地（the desired place）.家园不是一个中立之所,而是一个共同体.这些共同体不是“逆向建构物”（counter-constructions）,而是家园的唯一延伸物,它们在较大层面上“供应”着同样的慰藉与恐惧.⑥

由以上引文可知,乔治女士眼中,“‘家’的方位不再是与生俱有,而是建构而来,个人必须积极争取归属于某一社群”⑦.很明显,“家园”昭示着主体――地位（subject-status）之动态建构问题,因为“家园等同性别/性行为 、种族、阶级一起,扮演着主体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决定性因子（ideological determinant）.‘家――国’术语本身就表达了一个对主体的存在来说必不可说的复杂难解的意识形态集合体：‘归属于何处’（belonging）的观念与‘拥有家园（a home）和自身居所’（a place of one‘s own）的观念,合二为一”⑧.这一切显然导向了一个主体意识强烈的命题――“家园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home）.这里的“家园”与“民族、“国家”、“祖国”、“故土”、“故乡”等几乎同义.这种重新找寻栖身之所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困难重重,始终处于持续协商、不断变更之状态中,“不但受到自我主观意识的影响,也深受移民地外在政治文化脉络的左右”⑨.同时,这种“移民属性并非以本质或纯然性予以界定,而是以相同中必然伴之的异质性及多元性予以界定”⑩.以移居的政治与经历（the politics and experience of location）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当代文学书写”即“移民文类”（Immigrant Genre）就是旨在“寻求可令自我感到‘安居’(at home)的所在”.作为“移民文类”重要支系的华裔美国文学更是如此.

不同时期的美国华裔文学创作均在文学中表达着挥之不去的故国情结,无论是早期的《金山歌谣集》,还是留美中国学生的创作,20世纪四五十年代移民华人的创作,甚至80年代的新移民华人创作,都显示出无法遣散的家园意识.这些美国华人,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在美国社会里挣扎生存,经历了极为特殊的心路历程.可以说,他们从到达美国的第一天起,就在种族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开始了遥遥无期的自身归属和文化认同的忧虑.作为炎黄子孙,中国和中国文化是他们在异国生存的主要精神资源和文化财富,但同时,也是他们在美国主流文化面前受到排斥,感到屈辱和自卑的根源,因而滋生了一系列“家园政治”议题.这体现在“他们在有关中国的叙事里骄傲和屈辱、自大与自卑、认同与拒绝等一系列复杂矛盾的因素”上,“作为弱势的社会群体,他们通过记忆、传说、想象等方式产生的对‘故国’的叙述,一方面体现了在主流文化挤压下为保留自己的声音与尊严,力图抗衡美国社会中的种族偏见和文化误解的努力；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在接受了某些西方社会观念后,开始取用观察中国的新观点,和他们力求融入甚至取悦美国主流文化的心态”.

美国华裔文学的家园想象主题至迟可追溯至19世纪中后期流传于旧金山一带北美华人中的《金山歌谣集》（Songs of Geld Mountain: Cantonese Rhymes from SanFransisco Chinatown).这本至1911年才正式编辑出版的北美华人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含808首诗,与“木屋诗抄”一样凝聚了早期华人在“新大陆”的人生体验,以及他们在、排华风潮中艰难求存的生命感悟.4年后当地发行者又推出了含832首诗的《金山歌谣二集》,两集之和为1640首歌谣,系当时海外最具代表性的华人民歌汇编,也是今天的学者们研究早期华人移民问题的宝贵文献.在这些歌谣中,民族主义情绪几乎随处可见：“只为衣食穷,/挺身来吕宋./番奴掠劫屡行凶./问天何事厌黄种./族途中,无钱身难动./深惜华侨遭劫重,/那知方许望族东.”在他们笔下,“故国”虽遥不可及,但却是一种精神寄托,可以帮助他们度过难熬的时光：“寄居人篱下,/苛刻加./无辜被拘禁监衙./羁留异地怜孤寡./归去里,免受他强霸./外国世界虽乐也,/故园风景却繁华.”这是一段身陷“囹圄”的中国人的血与泪的控诉,在异乡,“寄人篱下”,受嘲弄,任人宰割,令人焦灼,只在“故园”的想象中才能给人慰藉与力量.然而,歌谣的作者们并不甘心逆来顺受,与这些屈辱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是通过对祖国文化予以再现而表现的“复杂的主题”：“留笔除剑到美洲,/谁知到此泪双流?/倘若得志成功日,/定斩胡人草不留.”这里,中国古代文本传统中的番奴/华夏、蛮夷/豪杰、东方/西方等固定表达（stereotype）被歌谣作者予以表征化地挪用,以此将自己想象为华夏英雄好汉,期盼有朝一日国富民强,定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报仇雪恨.“家园”在此被早期华人建构为“复仇”之,旨在逆境中不断地建构自己的主体,实现文化身份.颇有几分悲凉!当然, 在这种建构自我的同时,他们开始遭遇着“残酷的美国化”.

不过,随着这些华人在北美居住时间的延长,从事工作的多样化,以及对美国社会的深入了解,这种家园（传统）“认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微妙变化,特别是在1847年容闳（1828-1912）等三人首次前往美国留学揭开了中国留美运动的序幕之后,更是如此.战时,出现了一批华人知识分子,“他们面对美国社会的和对中国的无知偏见等通过对社会文化活动的主动参与,让美国民众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所了解”,英语自传体写作随之产生.第一个用英文写作的华人李恩富（Yan Phou Lee, 1861-1938）于1887年发出的《我在中国的孩童时代》（ 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是第一本华裔自传.李恩富是经容闳建立的“中国出洋肄出局”选拔并于1872年公派到美国的留学生之一.由于“对于美国社会中流行的对中国的偏见深感沮丧”,作者在书中对中国文化作了百科全书式的说明,涉及哲学、教育、文学、宗教、庆典、家庭、饮食、消遣等方面.其中一段对中国餐桌礼节的描写颇为有趣：“长辈没有落座之前,小辈不能就座；大家都落座后,小辈须用眼色询问是否可以开始用餐,长辈严肃地点点头表示同意后,大家开始用餐.饭前先上汤,此后大家都右手执筷,左手端碗,把碗举到嘴边,再用筷子把饭拨进嘴里,间或从公用的菜碟中夹一块鱼、肉,或疏菜.不过,大家都只能从最靠近自己这一侧的碟子里夹菜,要是把筷子伸到碟子的另一边就是违反了礼节.先吃完的人要对其他人说一声‘慢慢吃’,这便是我们说‘对不起’的方式.每餐之后,中国人都会洗手洗脸.”李恩富之所以在此不厌其烦地描写中国人的此类繁文缛节,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美国,华人“古怪”的文化和行为比廉价劳工的问题更让美国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特别是那些有可能成为他的读者的中产阶级白人.他还在书中阐释道,中国没有社交舞会之类娱乐活动的原因是“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在意时间”,并说“跳华尔兹舞时,把手搭在姑娘腰间这种缺乏教养的举行,中国绅士们更是不屑一顾”.第三,他强调中国文化对教育的关注和对老师永远的尊敬.第四,他述说了中国文化中晚辈对父母的孝道：“我在地上给母亲磕了四个头.母亲看上去十分欢喜,但我能察觉到她在强忍着泪水.”总之,在李恩富眼里,中国文明比外国文化更优秀,更加富于人情味.这种想象的家园/故土,尽管不乏“东方主义”之嫌,是“排他性”的,但它是在新的语境下建构新的自我之场域.《我在中国的孩童时代》出版后,深得美国读者的喜爱,它的出版商波士顿书商随即出版了一系列美国亚裔作家的传记丛书.

随后,一个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孩子李周（Lee Chew）于1903年推出的《一个中国人的故事》（The Bibliography of a Chinaman）也是最早出现并影响较大的自传体短文,它讲述了作者青少年时代在中国的经验,以及17岁后只身一人赴北美闯荡,尔后生意上大获成功的故事.在李周笔下,“故乡的日子就好像是一首宁静优美的田园牧歌”：他们的村子大得就像一个市镇,“不算妇女孩子也有五千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田产,他父亲的房子比美国的房子还要高大结实”.家园是一个暖意融融的空间,相反他笔下的美国“这片土地充满着罪恶,上面所有的人都多少带有精神病”.与此同时,他的叙述充满着矛盾：对故土的温情回忆,伴随着对中国农村的封闭、贫困的无可奈何；对北美政治的仇恨,伴随着对在美的个人奋斗和劳动的强烈兴趣.李恩富的老师容闳于1909年推出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又译《西学东渐记》）,“重要性无庸置疑,因为在美国早期出版的华人英文作品里,它是唯一被翻译成其他文字（中文和日语）的著作,并于1978年再版”.该自传与前面两部自传相比,在写法上显得更为成熟,在对中国故土的描写上不是一味地唱颂歌,仅作乌托邦的想象,而是对故土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中国早已远远落后于西方.美国社会的神奇之处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深信唯一能拯救中国的出路,就是让中国的年轻人接受美式教育,因为这种教育能使他们学会用的原则来改造中国.”显然,在他笔下,“家园/故土”被建构为一个充满恐怖与落后的并需不断重建的共同体.他语气平和,完全没有他的后辈们动辄流露的那种情绪化的爱国主义,而是表示出对故土命运的深切关注.这可视做中国早期现代性追寻的话语,同时,虽然他过分提倡“美国化”,但这是以“华人在‘美国大熔炉’里应该有一席之地,得到与其他移民同等的待遇”为前提的.这也就是他后来力主我国派出首批赴美留学生之原因,开创了我国官费留学的先例.尔后的一个世纪,“中国留美运动更在庚子赔款的返还中获得进一步推动”.

胡适、赵元任、梅光迪、陈衡哲、闻一多、梁实秋、冰心、徐志摩、林徽因、林语堂等人均在美国留过学.他们的身上承载着浓郁的思乡情愁.胡适1910-1917年期间留学美国,他为数不多的留美日记中就反映出对家园的深切关怀与思念：“1912年十月十日,今日为我国大革命周年之纪念,天雨朦胧,秋风萧瑟,客子眷顾,永怀故国,百感都集.欲作一诗写吾悠悠之思,而苦不得暇.”这一段日记是写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之后,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但中国仍是“天雨朦胧,秋风萧瑟”,“悠悠之思”中,忧国、思家、伤怀、内疚等复杂的情感跃上心头.当然,胡适并未自我沉沦,而是将此化做早日归国报恩之行动.所以,对他来讲,归去是必然的选择：“况兹佳节欢儿女,冬青照座喧笑语.伤哉信美非吾土,何时拂衣归去来?”“人言此地好,景物佳无伦.信美非吾土,我思王仲宣等安得双仙凫,飞飞返故园.”这足以说明,由于受“家国同构的传统思维”影响,胡适总认为美国不属于自己家园的土地,在那里从未有居家扎根的愿望,总想早日回来对祖国母亲尽职尽责.这里,回望家园在胡适那里成为一种义务和崇高.而在1914-1922年期间同样在美留学的闻一多那里,“信美而非吾土”之矛盾和感慨表现得尤为强烈和明显.他刚到美国时,强大的工业化程度令他震惊,而这一切又伴随着美国人对艺术的欣赏力度.这些均令闻一多感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强烈反差,因此内心深处升腾出一种故土情结：“归家近于情绪,留学出于理智,情绪与理智之永相抵牾,此生活之大问题亦即痛苦之起源也.”此番“恋家症”又给他滋生了几番孤独,他的《太阳吟》一诗就表现了这种孤独：“太阳啊,奔波不息的太阳!你也好像无家可归似的呢；/啊!你我的身世一样地不堪设想!”而他著名的《七子之歌》更加强烈地表达了此番渴望回到母亲怀抱的呼唤：“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被掠去的孩子虽然无助孤苦,但他们对故土依旧怀着永远的情感,对祖国母亲的思念与期望同样有着难以抹去的深沉.因此,他提前回国.然而,令他失望的是,那不是他想象中的祖国：“我来了,我喊了一声,迸着血泪：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家园的固有秩序被打破――军阀混战,党派林立,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固定的居所已被解构为一个充满裂变的空间.闻一多几乎不敢接受这样的事实,所以他心生疑问：究竟何处才能寻到其正的家园?无疑,由于深受家国同构传统思想的影响,胡适与闻一多的家园建构实际上是“民族――国家”建构,凸显了我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对祖国那一往情深的爱与关切.

20世纪四十及六十年代,由于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及美国政府对亚裔和华人移民政策的调整,中国第二次留学/移民出现.张爱玲、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陈若曦等均为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经历了政治变动、国家更迭、放逐他乡的命运遭际,对故国的情感复杂至极,既有离别后的思念,也有因失家离国的悲伤而付出的拒斥谪居国文化的心态,故无家可归成为他们这一代人多舛命运的隐喻.张爱玲的小说《怨女》、《半生缘》,白先勇的小说集《纽约客》都明显地表现着“回不去了”的主题.在《怨女》中,张爱玲强调了银娣与夫家在地域、风俗、方言、肤色等方面的差异,即文化冲突.银娣由贫穷嫁到富有的姚家,身份地位上颇遭白眼,作为文化上的弱者被强者征服,令她觉得耻辱.这与作者本人的经历何其相似!张爱玲从古老的国度来到美国,下嫁给一个落魄的老头,身份地位上颇为尴尬.并且,作者本人的晚景较之银娣更加凄凉,连亲人的消息都无从获悉.所以,她对家园显然是陌生的,迷失的,不敢奢望的,在孤寂中只能“回不去”, 永远地“回不去”.《半生缘》中她更以曼桢的口气发出“我们回不去了”的叹息,这是一种家园的失落和诀别.白先勇的小说集《纽约客》中的《谪仙怨》、《谪仙记》、《芝加哥之死》等篇也表现了这一切.关汉魂、李彤他们所拒绝的不仅是残酷的现实,也包括“母亲冰冷的尸体”,台湾不是家乡,美国也不是托身之地.他们均曾经有过燃烧的青春岁月,关汉魂有过心爱的人,而李彤曾是个被宠坏的公主,生活优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关汉魂取得博士学位,但爱人嫁作他人妇,母亲离开人世；李彤则在国破之时失去了双亲,双亲的去世象征着家的失去.两部作品的结局是,关汉魂既不回地下室,也不回台湾,而是选择投河自尽；李彤则干脆将一缕孤魂抛在威尼斯.过去与现实之间均无从选择,回去又不可能,留下则充满着凄凉和孤寂,唯有通过死亡获得解脱.总之,无论是张爱玲,还是白先勇,内心世界里都揣着一份对过去的深深眷恋.这种回望负载着末世贵族的悲凉,负载着异乡飘零的痛楚.

於梨华、陈若曦、余光中三位台湾留学生作家,也是六七十年代出现在北美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中的重要成员.与出生于美国、受教育于美国用英文写作的华裔作家汤婷婷等不同的是,他们的文化动力几乎全部来自中国.他们是一群在传统文化摇篮里诞生的孩子,也是从中国文化母体里分离出来的“边缘人”,用生命深深地体验着在北美求学过程中的奔波、失落、尴尬等文化归属问题.於梨华这位“长期以来扬名于美国的华语文坛”的作家,出生在大陆,1953年赴美留学,出版作品达15部之多,既有长篇,也有散文及短篇故事集,被誉为“留学生文学之先驱”.《又见棕榈,又见棕榈》（1967）是於梨华的第三部长篇,也是她最出色的长篇,80年代初在内地风靡一时,被誉为“当代留学生文学的奠基之作”,名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百强”.它以在台湾长大的学生牟天磊去美留学和回台探亲的故事为主线,描写了他在美期间经历的孤独和苦闷,以及回台后体会到的不能与亲友沟通这一新层次的失落.牟天磊这一人物形象所代表的“无根的一代”和“失落的一代”,是作者对六七十年代留学生形象的概括和总结,并指出了它产生的文化、政治、历史等方面的原因.牟天磊由于对美国人极端地蔑视,长期以来,总将自己退守于一个狭小的中国天地里,想家时听的是台北西门汀的什锦面、小笼包和水煎饺.他不去观光,不去社交,不去了解美国的民俗与风情,在偌大的美国社会里坚守着一道传统中国文化的防线,抵御着外部文化可能的渗透.书中有一个具有家征意义的思乡情节最具说服力：牟天磊在他住的地下室里反复地聆听古曲《苏武故事》.这支古老的曲子把他一次次带回到遥远的中国,让他回忆起“小时候,他母亲在灯下一面缝衣服,一面哼‘牧羊北海边,雪地又冰天等梦想旧家山’等他坐在一边,一面听,一面做功课的情景”,而每次都有“手指挡不住,掌心盛不住的眼泪匆促地奔流下来”.此番家园想象的寓意在于,主人公留美的孤独恰似千百年前西汉苏武在匈奴境内的流放,“在细节上使人物带有了一种伟大的‘历史感’,让天磊这个独自漂泊的留学生拥有了传统文本里英雄人物肉体受难和精神超越的双重意义等他在生活中是可怜的孤独者和零余者,但在精神世界里却承担了作者要他表达的文化悲壮美的历史责任”.不过,这也导致了牟天磊这一形象塑造上的不足,“作者将中西文化的差异加以绝对化的处理,无论现实情况如何,坚持不让主人公背离传统、数典忘祖等加重了牟天磊这个文学形象深刻的矛盾”.聂华苓的另一长篇《桑青与桃红》（1970）也是一部典型的家园想象小说,通过主人公的漂泊流浪贯穿了不同阶段动荡中国的书写.作者巧妙地选项取了4个空间位置进行重点描述：瞿塘峡、北平、台北和唐勒湖.4个场景分别与抗战、解放战争、台湾岛戒严、美国的麦卡锡时代联系在一起,反映桑青在不同时空中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她逃亡到美国等发现自己仍受困于身份、名字和行为的意义追问中,于是她性格分裂,桃红变成桑青,抱着无所畏惧的心态永远在路上漂泊游荡”.这似乎隐喻着作者本人在美国的无家可归,正如聂华苓后来公开所说：“到哪儿去呢?不知道.我是中国人,在爱荷华找不着住的地方!”简言之,在聂华苓笔下,“家”总被建构为“无家”的孤独与恐惧.而另一位从台赴美的小说家陈若曦,原名陈秀美,英文名Lucy,与聂华苓、白先勇不同的是,她没有经历过从大陆到台湾的变迁,而是一个在台湾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心仪大陆,以至于1966年与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丈夫取道欧洲回到祖国,后来经历了“”痛苦,报效祖国之理想破灭,1973年离开大陆,开始了漫长的漂泊之旅,并于1979年在美定居.陈若曦1974年推出的小说集《尹县长》是被著名美藉华人中国文学学者夏志清当年誉为“最好的两篇”小说之一,甚至说“仅凭《尹县长》里的六篇,陈秀美在当今文学界已有其独特的地位”.白先勇、叶维廉等人认为其中的《尹县长》是“作者写得最好的一篇小说,几乎做到完全客观、冷静”.《尹县长》这篇小说写的是大陆“”时期知识分子和积极分子的命运.“在‘’时期,思想行动毫无自由,知识分子受的灾难可说比‘红五类’的贫农、工人更大,后者饥饿（《值夜》里的小偷）,而知识分子的悲剧是整个身心的折磨.只有听从上面命令,‘依样画葫芦’,‘永远紧跟’才能生存下去,虽然有时仍免不掉飞来横祸”.作品中展现的“十年浩劫”令人震惊,体现了身处异国的作者陈若曦对故国的强烈批判意识.显然,对于有着特殊的大陆境遇的陈若曦来讲,故国的想象远非聂华苓那样的乌托邦式的,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式的.尽管该小说与她后来的其他“”小说相比,情节上存在着“粗糙和隔膜”的缺点.在陈若曦的影响下,白先勇、於梨华、聂华苓等一批没有“”经验的海外华文文学家也开始在小说中书写“”,反思“”对中国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体现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关注祖国命运的可贵的责任感.

黄玉雪（Jade Snow Wong）、雷庭招（Louis Chu）、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谭恩美（Amy Tan）、赵健秀（Frank Chin）、伍慧明（Fee Myenne Ng）等一批严格意义上的美国华裔作家――在美国出生、长大,对亚洲人生活无实际感受和记忆,用英文描写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和体验――建构着一个个色彩斑斓的“想象的故国”（imaginary homelands）.在他们的笔下,中国既是荣耀、资产,也是耻辱、包袱.黄玉雪（1922-）于1945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推出自传体小说《华女阿五》（Fifth Chinese Daughter）,并于1989年重印.她在1945年的原版序中首先述及故事的中国情结――这本自传“虽是‘第一人称单数’的书,但其中的故事都根据中国习惯而以第三人称写出”,并以中国传统诗文及家书为例,说明“即使以英文撰写,一本以中国人所写的‘我’书,对于受过中国礼教的任何人来说,都是异常地不谦虚”.她还在1989年的重印本序言中一再指出,此书的“第三人称单数叙事风格植根于中国的文学体裁（反映出漠视个体的文化）”,内容上也在于“为美国人创造出对于中国文化更佳的了解”.《华女阿五》“仔细记录了1920至1940年代一位美国华人女孩的前二十四年”：如何从旧金山华埠的华人家庭出发,接受父母的传统中国式教育,如何学有所成,如何在二次大战期间献身工作,并因征文首奖而为新船举行下水典礼,重新发现华埠的种种事情,最后在华埠独立开办陶艺店并从事写作,以促进中美文化的相互了解.在小说中,中国对于女主人公的影响随处可见：“在玉雪五岁之前,她几乎都在中国人之间生活,因为她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家里,黄家生活虽然无忧无虑,但却墨守成规；虽然庄重严肃,却也适得其乐.她所碰到的几个问题都是些中国小女孩的行为举止是否得当的问题.”父母除了给她教导传统的中国生活规范外,也借着说故事、读写中文等方式来传授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并要求她上当地华人学校.此外,全书中有大量的对于中国婚俗、烹饪、节庆等方面的描写.当然,全书涉及了不少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如她与父母的不和谐或抵触等.这或许就是黄玉雪本人想象故土的特别的方式：一方面建构了一个只属华人的“专属领地”（exclusive domain）,一方面也对故土文化进行批判――主人公最后的独立即是明证.《华女阿五》出版后影响很大,被誉为华裔文学的开山作之一,汤婷婷对此赞赏有加,称作者黄玉雪为“美国华裔之母”,是“在写《女勇士》之前等唯一的美国华裔作家”.而雷庭招（1915-1970）的长篇小说《吃一碗茶》（Eat a Bowl of Tea, 1961）则呈现了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纽约华埠单身汉社会,他们大都从事餐饮及洗衣业,生活于狭小的圈子之中,闲暇时间大都花在访友、看华文报、打、饮茶、聊天、看戏、赌马、嫖妓上.中国文化的很多持质,如父母重男轻女,爱面子,重视宗族,讲究义气,父亲有责任照顾子女、为子女找对象,子女报以孝顺,夫妇有情,男主外、女主内,长幼有序等等,均在此一一呈现.凡违反这些伦常原则,个人、家族的面子就会丢失,华埠社会也会出现混乱.换言之,在这些人的想象中,故土“中国除了是金山客找寻‘理想的’传统或妻子的故乡之外,还提供了家庭、亲属、社会、人际等方面的为人处事之道,使华埠社会的成员有个依循的标准”.显然,这一华埠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吃一碗茶》中那富于象征意义的“一碗中药苦茶”,仍建构了一副来自故土中国的灵丹妙药：主角王宾来的性无能,服了几周的中药苦茶后重振雄风,全书就此结束.它似乎喻指：“如果移民先驱为了要使在美国立足所做的牺牲不致白费,那么一个时常怀有敌意的社会所配给他们的处方就不得不吞下.”

他们的后辈汤婷婷则于70年代后以《女勇士》（The Women Warrior）、《金山勇士》（Chinaman）、《孙行者》(The Tripmaster Monkey King) 三部令人瞩目的小说中的“故国”想象进行华人自我属性建构,来回答“我是谁?”、“中国是什么?”这两个长期困扰20世纪海外知识分子的问题.特别是其中的《女勇士》和《金山勇士》,被视为“用英语写下的有关中国人在北美漂泊的史诗”,成为当今美国大学英语系里选用、讲授得最为广泛（远远超过海明威和福克纳）的当代文学教材.而“个中作者想象中国的方式等以出诸互交（intertexts）的方式更为凸显”.首先,《女勇士》和《金山勇士》的书名就大有文章可做：首先,“女勇士”指涉我国的巾帼英雄“花木兰”；“Chinaman”这一另铸的新词隐性地抗拒着美国社会对于华裔人士在美国历史上所起用之轻视.第二,一些内涵丰富的字的互文,如《女勇士》中的“报”字将“报导”与“报复”故意混为一谈,“报导罪行”即“‘报’复目的”（The reporting is the vengeance）.第三,《女勇士》中提到中国古代妇女自称为“奴”（sle）,并称由此可见身处重男轻女的中国父权社会里女子的地位与“奴隶”并无二致.以上这些,虽有失实之处,但当置于全书脉络时,便发挥着原先在中文里不可想象的艺术效果.第四,较长的互文方面,《金山勇士》中运用了《镜花缘》、“杜子春”、屈原的故事以及类似《聊斋志异》的鬼故事,作者对它们进行了改造和颠覆,以此强调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流放主题以及所谓“强制性静默”（imposed silence）.《女勇士》里的“白虎”采用花木兰故事时,除了描写奇女子的特立独行、骁勇善战外,更多地为了实现作者自己的特定叙事目的：“以报导来报复”.“胡笳十八拍”（A Song for a Barbarian Reed Pipe）意则采用蔡琰的故事来呈现流放、压抑、沉默之困境和以语言打破困境的努力,以此寻求自我.总之,在汤婷婷的“讲故事”（talk-story）中,把讲故事、民间传说、下意识梦幻当做社会“正史”的对立面,用大胆的想象和“以错纠错”的方式,重建古老中国的英雄传统.

后起之秀谭恩美（1950-）于1989年推出的长篇小说《喜福会》（The Joy―Luck Club）的“肇因”之一也是“为了保存等中国的记忆”,以便“在美国文学中寻找一个声音”（Finding a Voice in American Literature）.它有关中国的部分,也像其他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一样,大都表现在老一辈的际遇、思想观念、言行举止以及他们对于子女的期望与教养上.但与她的前辈们的作品有一点不同的是,她笔下的华人父母并非要求子女将中国牢记于心,而是更多地要求子女把根扎在美国,早日进入主流社会,所以,华人家庭里的冲突来自父母望子成龙的期望对子女产生的压力.赵健秀（1940-）于1991年推出的长篇小说《唐老鸭》（DonaldDuck）中主人公的有关梦、遗忘、记忆等身份认同方式,也与他想象中国的方式息息想关.作者本人甚至主张“以《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的中国古典小说来建立中国文学的英雄传统等以此作为华裔美国文学等的重要资源”.另一位华裔作家徐忠雄还在1979年出版了一部名字就叫《家园》（Homebase）的小说,将思乡、怀旧与身处异国的华人移民思想感情,以及第四代美国华裔家庭中父子冲突与妥协的结果,巧妙地交织在一起.

20世纪80年代以后赴美的一批以查建英、严力、严歌苓、哈金等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以独到的方式表现了一种特有的“飞散者的故国审视”,“”成为其中的重要题材.当然,他们对“”的表现手法和间接表露出来的很多观点有片面、偏激甚至错误之处,笔者不敢苟同,但毕竟是一段有关“”的文学书写,对于研究我们民族的心灵史有着重要的价值,不应该被忽略,我们可以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严歌苓自己亲口说过：“‘’与移民其实都是戏剧性的生活,也只有在戏剧性的环境里,人们才会出乎意料地把平常不会显现的人性,不会做的动作一一反映出来.”因此,在她笔下,“”成为一种遥远而多姿的风景,带着朦胧记忆的美好和特定时代的印记,和残暴在语言的掩饰下不再令人战栗,原有的政治权利意识受到淡化,并时常成为展现人性扭曲、变形的场域.她的短篇小说《白蝶标本》通过8岁小女孩穗子的眼光来看“”：穗子生活在作协大院,跟着别人去看跳楼,剪了辫子学革命,认为革命多么美好；同时又在她崇拜的名旦朱依锦身上看到了世界的可怕和颠倒.朱依锦年轻漂亮,天仙般的模样,但成了“反革命”后戴着高帽、挂着破鞋游街,不得不吞服安眠药.未遂后,她被人送到医院抢救,可怕的命运就此开始：被剥光身子躺在床上供一批接一批的人围观,没人感到羞耻,甚至医院里的瘸子为了围观朱依锦可以从一楼爬到六楼；电工可以检测装抖落棉被上的烟灰,得以偷窥她的肉体.只有小孩穗子感到羞耻,感到不便,静静地以各种方式尽力保护着“朱阿姨”的尊严.对比之下,童真世界那么富于怜悯、屈辱和爱,成人世界那么虚伪、无情、木讷,明哲保身,落井下石.严歌苓的“”叙事以温情的基调展开对故土人们心灵的批判,呼唤家园中美丽人性的复归.《扶桑》、《天浴》、《人寰》、《第九个寡妇》等小说无一例外地呈现出这种特质.

严力的《石雕的故事》也是间接的“”叙事.他的回望时常呈现间离效果,是回忆儿时对院里分开的一对男女石雕产生的幻觉：由于父母在不同地方工作,小孩将此对男女聚合的梦相转移到一对分开的石雕上,幻想着风雪交加的晚上男石雕走过去给女石雕戴围巾.然而,这些梦想都没有实现,“”开始后,男女石雕被红卫兵砸烂,唯一记录男女石雕相聚的相机也被毁坏,孩童的梦想破灭了.这里对“”压抑人性一面的批判,与严歌苓一样,均因为远隔重洋,以一种不露声色的客观、冷静的方式进行着,播撒着一种不涉情感的潇洒和超脱.

这批优秀的留学生作家与他们的前辈相比,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能够从整个人类文明和世界“地球村”的角度来看待他们脱离文化母国后的“国际化”生存体验.如严力在他的小说《我在散文的形式里》,通过一段对自己“家”的描写,对“我的”话语“位置”（position）进行了形象的阐释.他说他自己在上海住了十几年,在北京住了二十几年,纽约也是十年以上,三个地方都是他的“家”.但他的“家”究竟在哪里?他说的那个“家”是否存在?显然,它不是客体,而是一个主体现象层面的建构物,他虽不能同时居住,但可以同时成为它们的“主人”,并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观看外界风景.这种生活面前的“多视角”,会带来一种超越单一视野、单一文化和单一族群经验的眼光,使作者能够自信地以“主人”姿态向读者讲述人生和历史的意义.严力认为,20世纪末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应该具有多重“家”的胸怀.无疑,作家对“家”的建构充溢着世界性的文化视野.

哈金也是众多新移民作家中不断回望故园的重要作家.哈金本名金雪飞,1956年出生于辽宁,1985年赴美留学,1988年以后开始用英文写作诗歌、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于1999年获得号称美国文学诺贝尔奖的“全美图书大奖”,他是50年来步汤婷婷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二位华人作家.他的作品已于2002年开始有中文译本.与用汉语写作的严歌苓相比较,哈金的回望与严歌苓有所不同,脱离了自我,更紧密地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同时“断了中国情结,个人观察和感受则有可能趋于平静”.哈金的着眼点置于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他获美国1999年国家图书奖的小说《等待》以简洁、平实的写实风格,描写了一个发生在祖国大陆的故事：军医孔林的幸福生活延迟了18年之久,他的软弱决定着他的命运.他与妻子淑玉的婚姻不幸福,一直在酝酿离婚,但遭遇阻力.妻子不愿离婚,并坚持忠贞的观念,还希望为孔林生下儿子以传宗接代.而他的恋人吴曼娜的勇敢与孔林的退缩形成鲜明对比,但因为特殊的身份限制,爱的在孔林那里得不到回应――军人和传统的贞节观影响着他的行为.最后在做了一个尽职尽责的丈夫和父亲之后,林孔还是离婚,开始了一种梦寐以求的新生活.可是进入衰老阶段的孔林根本不能适应与吴曼娜的那种飞扬的夫妻生活,又陷入了新的困窘中.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吴曼娜生完孩子后因病离去,淑玉则等待着与孔林复婚.然而,人生有多少个18年可以“等待”?漫长的“等待”中多少青春、生命、耗尽!这无疑是对中国人那种“将就式”婚姻观的回望与批判.我们在此看到的是人的悲哀：无法主宰自己,无法主宰幸福,被动的人生中充满着悖谬与错位.哈金的短篇小说集《新郎》中的很多作品也充满着与故国文化相连的悲剧韵味,如《光天化日》、《新郎》、《破》、《葬礼风云》等.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它们是以作者生活过的内蒙古佳木斯为原型创作的.

总之,美国华裔文学为我们进行了色彩斑斓的“家园”想象：1.故园给人慰藉与力量；2.“家园”系“复仇”之,人们可在逆境中不断地建构自己的主体,实现文化身份；3.中国是“排他性”的,因为中国的文明比外国文化更优秀,更富于人情味,是建构新的自我之场域；4.家园是一个暖意融融的空间；5.“家园/故土”是一个充满恐怖与落后并需不断重建的共同体；6.家园是“民族――国家”,凸显了我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对祖国那一往情深的爱与关切；7.家园是无家可归、命运多舛的隐喻；8.“家”是“”痛苦,令人震惊,有待批判；9.中国既是荣耀 、资产,也是不快、忧伤.飞散者们可以自由频繁地出入“家园”,他们内心深处的那种凄凉无助已渐渐淡化,更多地是以一种跨民族的、跨文化的视野审视故园、批判故园、反思人性、表现人性.美国华裔作家笔下的家园/故国从来就不是那个固定的抽象符号,而是充满着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与“世界性”密切粘连着、互动着、协商着、碰撞着.他们试图以此达到在西方社会定位自我、找寻自己精神世界里的情感家园的现实目的,并实现一种与西方人平等交流、消除种族隔阂和文化偏见的良好愿望.毋庸讳言,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现代性”话语、民族主义叙事和中国如何参与全球化文化对话有着重要意义.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⑧Rosemary Marargoly Ge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第1页,第199页,第2页,第9页,第222-237页,第 1-30页,第2页.

⑦⑨冯品佳：《书写北美/建立家园：穆可杰的家的政治》,见台湾大学外文系《中外文学》1997年第12期.

⑩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onathan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0,第222-237页.

[11]Barbara Harlow. Resistance Literature .省略.省略/old/zhoukan/shidaishuanti/00071.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四川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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