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资治通鉴》第五十卷专门有一段提到了一个叫黄宪的普通百姓.黄宪是个牛医的儿子,家境贫寒,一辈子什么官也没当(不是当不上,而是有机会却不愿当).光说黄宪的名字,今天的人们肯定感到很陌生,但说到陈蕃,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就知道,这是东汉后期的大名人.黄宪和陈蕃是老乡(同为汝南郡人氏),年轻时,二人一同受到汝南郡“组织部长”袁阆(也是个很有名望的人)的举荐.而在此时,黄宪的声望比陈蕃还要高得多.以陈蕃这等“性气高明”之士,尚且对人说道：“如果几个月没看到黄宪,卑鄙可耻的念头就会重新在心里萌芽.”太原人郭泰游历汝南,拜访当地“组织部长”袁阆时,当天就告辞了,而拜访黄宪时,却住了几天才走.其他一些名人,凡是见过黄宪的,无不从内心折服.
什么官也没做的黄宪,凭什么受到那么多人的推崇(比当地领导还有魅力),并且在的史书上留下一笔只能说,是道德的力量使然.
古代的有志之士,追求的是“三不朽”,即《左传》所说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复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所谓不朽”.后人对“立德、立功、立言”作出阐述：“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用科学家何祚庥院士的话来说,立德就是做人,立功就是做事,立言就是做学问.
中国虽然是个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但在古人所提倡的“三不朽”中,排在首位的却是立德.做官嘛,充其量是“立功”的一部分内容,只是“其次”而已.不过,书上说归说,现实当中,更多的人看重的只怕还是“立功”――几千年来,“立功”才是多数人孜孜不倦的追求.活跃在二十四史中的人物,多数还是“立功”的,“立德”、“立言”者所占比例极小,甚至可以说只是一种点缀.而常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人士”,所取的价值标准又何尝不是以“立功”为主这也难怪,“立功”者,当世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百年以后,成就大的可载入史册,差一点的至少可以在自家的族谱里占个好位置；“立言”者,当世所得的实惠虽不如“立功”,但声音可以流传后世,身后的影响力不可估量；而“立德”呢,很有可能是帮了别人苦了自己,什么“好处”也得不到,万一没被“记者”们发现的话,身后连“虚名”都留不下一个.于是,面对现实问题,人们当然更看重排名在后的二“立”了.
当然,在具体的历史时段和具体的人群当中,“例外”的情况也是有的.以东汉后期为例,淡泊名利、重视道德的“硬骨头”在该朝应该算较多的,经常可见不惜冒犯龙颜的直臣如李固、陈蕃、李膺等；民间也自有道德的力量在彰显着,这个时期著名的隐士也是较多的.黄宪以一介平民而备受推崇便是一例.道德的力量还在另一个平民王烈身上体现出来.《资治通鉴》第六十卷讲述了北海人王烈的几件事情.王烈年轻时便很有名望,受到乡人敬重.民间发生争执,人们去请王烈做仲裁,有的人走到半路或只看到他的住宅便返回,向对方表示退让,为的是不想让王烈知道他们有过纠纷.王烈和黄宪一样,也不肯做官,甚至为了摆脱的推荐,故意去做生意(这在当时是最没地位的行当)以贬低自己.黄宪、王烈这些人的行为,放在物欲横流的年代,有几人能理解并当回事
立德者被人推崇,可见还是有人认识到了道德的重要性；史书记载其人其事,则说明在史学家心中,“德”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毕竟,做人做事做学问,做人应当是第一位的,只有把“人”做好,后面的事情才有立足之本.在道德建设被人忽略的年代,宣传“立德”的典型尤为重要.用现在的话来说,报纸要把版面让给群众,其中就应当包括把相当的篇幅让给无职无权的有德之士,在舆论上起到良好的倡导作用.――当然,还原道德应有的地位,绝不仅是传媒的事情,这里就不展开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