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本文主要讨论传统文学观念在近代引进外国小说时所起的作用.梁启超等人继承“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思想,赋予了外国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及侦探小说以开启民智、改革社会政治的重大使命,使外国小说受到了文人读者的普遍欢迎.梁启超等人对外国小说作家身份地位的渲染,也激发了近代文人翻译外国小说的热情.本文认为,林纾以古文翻译外国小说,对国人了解外国小说的艺术成就、并最终接受外国小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 键 词：传统文学观念；外国小说；接受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0)01-0067-8
只要简单回顾一下近代中国翻译外国小说的历史,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国人主要是将外国小说作为启蒙宣传的载体、开启民智的工具、变革社会的利器来看待的,社会政治变革的需要成了翻译外国小说最初的推动力.可以这样说,近代外国小说翻译的兴盛与外国小说被国人的接受,是由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一手造成的.这是我们今天研究者的共识,无须多言.问题在于,传统文学观念到底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对近代中国接受外国小说发挥了作用译者面对外国小说时,译什么,怎么译,传统文学观念在其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作深入的思考.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近代”,主要指戊戌维新前后至辛亥革命前的一段时间.
一
小说在我国一直被贬为“小道”,属于“君子不为”的范畴.因此,梁启超等人以小说来作为改革社会、新民救国的工具,首先要改变人们对小说的偏见,提高小说的地位.因此,梁启超等人在译介外国政治小说的时候,便借助外国权威来建立小说的“正统”地位.梁启超信誓旦旦地告诉读者,外国政治小说巨大的“载道”价值：“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由于梁启超在维新变法期间形成的舆论领袖的崇高威信,他的思想主张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当时对外国小说几乎无知的读者对他的宣传更是信之凿凿.外国政治小说因同时具备了“政治”和“小说”两个元素,最适合译者直接“发表区区之政见”,成为翻译的首选对象.除此之外,外国的科学小说(又称科幻小说)、侦探小说也被引进到中国,并被当作了强国保种的两味“神药”.
在今天看来,上述几类外国小说大多缺乏形象化和抒情化的文学特色,艺术价值并不是很高.然而,当时的国人对外国小说的关注往往不是出自审美性的追求,文本的政治社会功能被摆在了首位,小说的优劣是以政治社会功效为标准来评定的,读者对外国小说实际上进行的也是一种社会政治性的阅读与接受.
不仅如此,那些被近代译者认为开启民智功效颇著的各类外国小说,如军事小说、探险小说等,其中所蕴涵的社会功用价值都得到了充分甚至是过分的发掘.如军事小说是“专以养成国民尚武精神,其取材皆出于译本”,冒险小说是“以激厉国民远游冒险精神为主.”即使是那些政治社会功效不大的外国小说,也被译者“因文见道”地发掘出它们潜在的社会政治价值来,并利用给译文作序跋的方式导引读者去加以领会.当时的小说理论家相信,有什么样的外国小说,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影响与效果.孙宝在《忘山庐日记》中的说法具有很好的概括性：“观西人政治小说,可以悟政治原理；观科学小说,可以通种种格物原理；观包探小说,可以觇西国人情土俗及其居心之险诈诡变.”“由此推之,演义侠小说,足以生人之奋往心；演言情小说,足以生人之羡慕心；演探险小说,足以生人之冒险心；演民族小说,足以生人之种族心；即演一切之政治、宗教等等小说,亦足以生人一切政治、宗教心.”近代译者在为其所译小说所作的序跋中,总是念念不忘引导读者去发现、关注小说中的政治社会意义.有些译者觉得外国“大政论家”在小说中发表的议论,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他们就干脆在译文中加入自己的见解,新造出原作中并没有的人物来发表译者的“区区政见”.这类“政治化改写”在当时可谓司空见惯,毫无疑问地超越了原作文本的范围.但读者对此并没有表示异议,相反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予以接受.
在梁启超等人大力宣传并身体力行的示范下,外国小说的翻译风起云涌,蔚为壮观.整个社会对外国小说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小说有开通风气之说,而人遂无复敢有非小说者.”外国小说不仅在中国文学中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而且比起国人创作的小说来,数量有了明显优势.林纾说：“方今译小说者如云而起,而自为小说者特鲜.”“迩日竞尚小说矣,竞尚译本小说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近代短暂而兴盛的翻译外国小说的背后,实际上是那些期望社会变革的译者与读者的共识――借助外国小说“支配人道”的不可思议之力,来达到改良政治与变革社会之目的.
我们注意到,近代国人对外国小说的提倡与接受,实际上又与对中国传统小说的批判与否定联系在一起.梁启超刻意制造了三个对比：中国传统小说的著者多为市井俗民,外国小说的著者皆为硕儒通人；中国传统小说的内容不出“诲淫诲盗”两端,外国小说都是与政体、民智息息相关的政治议论；中国传统小说是“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外国小说则对国家政界日进极有裨益.梁启超在这里抨击古代小说,并与之划开界限,用意是将我国古代小说的位子腾空出来,引进外国小说：“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也就是说,外国小说更适合于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急切需要,更能有效地为现实怎么写作.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不仅对传统小说的评价有失公允,而且也说明梁启超等人对外国小说的鼓吹,更多的是出于功利主义的政治理性的考虑,显示出他们内心所坚持的,仍然主要是儒家的传统文学观念.而在这种功利主义文学观念的遮蔽下,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与侦探小说被当作了“外国小说全体之关键”,受到了国人普遍的认可,甚至连外国二三流的小说家及其作品也因所谓的政治社会价值而受到了称颂.
二
传统文人对外国文化一直都存有很深的偏见.即使到了战争之后,古老中国落后挨打、不得不承认西方船坚炮利先进的时候,他们对其文化依然不屑一顾.自与西方通商以来,从事翻译者颇受鄙视,“其人率皆市井佻达游闲,不齿乡里.”这种观念在当时文人中是很普遍的.尊贵如出使欧洲的外交使臣郭嵩焘,尚且被当时的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遑论与“蟹行文字”打交道的一般翻译者了.
但是,梁启超等人将外国小说家的身份都渲染为“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却极大地提高了近代外国小说翻译者的身份与地位,这对于当时译者接受、翻译外国小说,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梁启超在介绍日本政治小说家柴东海、末广铁肠、矢野龙溪等人的时候,都刻意地给他们标注了“皆一时之大政论家”的头衔,他还特地注出矢野龙溪“今为中国公使,日本文学界之泰斗,进步党之魁杰也.”在梁启超的宣传与引导下,近代文人也纷纷接过他的话语,竭力抬高外国小说家的地位.我们在当时的小说论著中可以轻易地看到,涉及到外国小说家身份的文字,几乎都是“美国硕儒”“法国小说巨子”、“英国文学巨子”、“瑞士文学家”,等等.总之,“率皆名公巨卿,魁儒硕彦”,甚至对外国小说颇为了解的林纾也不含糊地说：“小说固小道,而西人通称之日文家,为品最贵.”
外国小说家的地位如此崇高,对社会的作用是如此巨大,这样的宣传对于外国小说的译者来说,无论是对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还是对他们的职业、生存,都有着很大的意义.在这样的文学氛围之下,谁不愿意“广译东西之书,以饷士林”呢即使是那些曾经对小说不屑一顾的正统文人,在时代风气的熏陶与感召之下,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吾国人亦知小说之重要,不可以等闲观也,乃易其浸淫‘四书’‘五经’者,变而为购阅新小说.”以至出现了：“一般无意识之八股家,失馆之余,无以谋生,乃亦作此无聊之极思,东剿西袭,以作八股之故智,从而施之于小说,不伦不类,令人喷饭.其尤黠者,稔知译书之价,倍于著述之稿也,于是闭门杜造,面壁虚构,以欺人而自欺焉.”近代刊出的许多翻译小说,既不标明原文的出处,更不交代作者的情况,这类作品大都属于托名译本,实为创作.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固然有“八股家”们谋生的考虑,另一方面则表明国人对外国小说的认同与接受,他们对外国小说的喜爱已超过了对本国小说的兴趣,外国小说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
从实际效果来看,翻译外国小说不仅能体现译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当时的报刊基本上都设有翻译外国小说的栏目,大量刊登外国小说来吸引读者.近代译者在翻译外国小说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场所与施展才华的舞台.
而当时的外国小说读者,又多被启蒙思想家们认定为愚昧无知、思想僵化的民众.面对这些芸芸众生,近代外国小说的译者肩负起了启蒙者与拯救者的重任,这让他们感到了传统文人的社会责任感与居高临下的成就感.小说家们再也不以“稗官”自处了,他们从梁启超等人对日本、欧美小说作者显赫地位的介绍中找到了自信.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四民(农、工、商、士)社会解体过程中,多数文人的心态是失意、悲观甚至是绝望的,但似乎只有小说家是例外,原因即在于他们自认为有唤醒民众、开启民智、拯救天下的责任与能力,他们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依然能够行使传统文学观念赋予他们的“教化”民众的权力,他们用这种身份认同代替了传统文人经济天下的角色定位,并化解了科举制度废除后传统身份丧失与政治、社会、经济地位沦丧所造成的心理危机,热情洋溢地投身到翻译外国小说的事业中去了.
三
当然,国人对外国小说的偏见并非梁启超等人登高一呼,马上就能消除.即使到了民国初年,对外国小说存有偏见的也大有人在.因此,近代翻译外国小说的时候,译者们依照传统文学观念对外国小说的主题、结构、人物、语言等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造,对原文本涉及到的道德、文化风俗、审美观念等,都作了迎合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的处理,以此调整读者对译文的反应.近代译者这种翻译策略的选择,同样保证了国人对外国小说的接受.
首先是对外国小说中属于意识形态内容的“修正”.林纾翻译的《黑奴吁天录》涉及到宗教问题,他就和友人将其删节,“是书言教门事孔多,悉经魏君节去原文稍烦琐者,本以取便观者.”后来遇到这种情况,许多译者便擅自“凡删者删之,益者益之,窜易者窜易者,务使合于我国民之思想习惯.”除了删减原文,在译文中加入译者文字的也不乏其人.吴趼人就建议友人周桂笙在翻译《毒蛇圈》时加入原文所无的“妙儿思念瑞福一段文字”,以便让译作更有现实针对性：“近时专主破坏秩序、讲家庭革命者,日见其众.此等伦常之蟊贼,不可以不有以纠正之.特商于译者,插入此段.”相反,林纾在翻译《迦茵小传》的时候,没有将这部小说的蟠溪子和包天笑先前译本所故意删节的女主人公未婚生子等情节删除掉,结果遭到了寅半生等人强烈的谴责.这些都说明在中外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国人对有悖于我国传统道德的外国小说的排斥.许多译者在遇到相似问题时变得相当谨慎,往往对这些问题先加处理,以免引起读者的不满.
其次在表现形式上,将外国小说翻译成章回体是当时最为普遍的做法之一.梁启超在翻译《十五小豪杰》时,“纯以中国说部体段代之”,不仅不觉得于原文无损,反而更好于原作,简直就是点铁成金.鲁迅翻译《月界旅行》,也是将原作二十八章,通过“截长补短”的手法,变成了十四章.外国小说的心理描写与环境刻画,也大都被译者删除了,或者代之以中国传统的小说描写方法.至于人名、地名的翻译,在不少译作中也被彻底地中国化了,正如吴趼人所指出的那样,小说重关目情节,“凡人名皆改为中国习见之人命字眼,地名皆借用中国地名,俾读者可省脑力,以免艰于记忆之苦.”经过如此的脱胎换骨,国人读到的许多外国小说实际上只是其故事情节.无怪乎许多人感到外国小说篇幅单薄,没有味道,不值一读.
众所周知,早期译者多是传统文人,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较深,他们翻译、评论外国小说作品时,必然要以中国的传统道德标准去进行衡量.西方的宗教观、观和中国具体国情不合,其文学作品必然与中国文化有冲突的一面.特别是在清末,教案时有发生.因此,面对外国小说中的宗教内容,译者不得不考虑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及国人的接受能力.更何况不少译者还带着文化上的优越感和现实中的挫折感这样矛盾的心态在翻译外国小说,对外国小说作居高临下的删改,不无对现实中受到西方列强欺凌的恣意报复之意味.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译者翻译外国小说的一种动力源泉.
四
可以明确地说,近代虽然翻译了众多的外国小说,但其中有文学价值的一流作品并不多.而真正开始从文学的角度评价外国小说,并使国人认识到外国小说艺术魅力的人是林纾.没有大量的林译小说向国人展现外国小说本身的艺术成就,仅仅靠梁启超等人数量有限、缺乏美感的政论文式的“政治小说”或“科学小说”,很难想像外国小说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征服传统文人.如果说梁启超等人从理论上让国人接受了外国小说,那么,林纾则从具体翻译实践中,进一步使国人认识到了外国小说的文学成就,并真正接受了外国小说.
早年的林纾是梁启超启蒙维新思想的积极拥护者与实行者,也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最早响应者之一.林纾翻译外国小说,创作了大量的序跋,因文见道,借题发挥,希望对中国有所裨益,显示出积极变革现实的热情.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实,无庸多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林纾以著名的古文家的身份,用古文翻译外国小说,并倡导学习外国小说,这对于国人接受外国小说的意义却是非同一般的了.
我们知道,林纾在给自己所译的外国小说作序跋的时候,时常将外国小说同在中国文人心目中有着崇高地位的司马迁、班固、韩愈、归有光等古文大家的创作相提并论,甚至毫不含糊地指出,外国小说的文学价值有时超过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大师.他在评价《黑奴吁天录》时说：“是书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法,有不同而同者.译者就其原文,易以华语,所冀有志于西学者,勿遽贬西书,谓其文境不如中国也.”他称赞英国小说家哈葛德的《斐洲烟水愁城录》道：“西人文体,何乃甚类我史迁也！”外国小说因为“伏线、接笋、变调、过脉”等笔法“大类吾古文家言”,所以价值就很高,就值得学习.林纾翻译外国小说,并不是照搬西方文体,而是融入了他个人的文化理解,把外国小说纳入到了中国文化的语境之中,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自己既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立场.他用古文家的笔法、章法来衡量外国小说的创作方法,用备受国人尊崇的古文规范来评价外国小说的文学成就,以独特的古文话语体系,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人读者阅读心理习惯的迎合,极大地促进了国人对外国小说的接受,并且使读者意识到外国小说与我们的文化、文学有着较为一致的价值取向,从而放弃了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心理.正如林纾的高足朱羲胄所称颂的那样：“自先生称司各德、迭更司之文不下于太史公,然后乃知西方之有文学.由是而曩之鄙视稗官小说为小道者,及此乃亦自破其谬囿.属文之士,渐乃敢以小说家自命,而小说之体裁作风,因之日变,译世界文学之风亦日炽.”
林纾用古文翻译外国小说,对国人接受外国小说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近代真正阅读外国小说的读者,其实主要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这些读书人由于自幼接受私塾教育,受到古诗文的长期熏陶,已经养成了较为固定的思维模式、阅读习惯和语言表达方式.这些具有民族性的特点和习惯,使他们面对异质文化时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抵触情绪.尤其是在语言方面,从汉到晚清,文言一直被认为是文学的正宗,口语只能存在于俗文学中,不登大雅之堂.这些都是传统读书人固守的文学准则,短时间是很难改变的.
林纾用古文翻译外国小说,元形之中化解了译文读者和原文作者在语言运用方式上的紧张,使国人能够以一种熟悉和舒适的方式去阅读、接受相对陌生的外国小说.也就是说,林译小说在保持了外国小说基本韵味的同时,也契合了特定历史条件下接受主体的审美心理.这就在无形中增加了译文的可理解性与可接受性.林译小说的成功,与林纾使用译文读者喜闻乐见的、符合他们语言表达规范的言语形式有极大的关系.林纾借助于古文这一得心应手的工具,依靠其“清腴圆润”的译笔,使外国小说博得了国人的欢迎,扭转了国人的文学观念.也正是在林译小说的示范、影响之下,我国的小说创作与翻译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当然,由翻译外国小说连带而来的域外文学思想与美学观念,对我国传统文学思想观念的冲击与改造也是非常明显的.这是需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限于篇幅,在此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