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李大钊一生极为关心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当前有关论述李大钊的经济思想的文章中,多侧重阐述李大钊的思想演变过程和他对未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构想,很少谈及李大钊如何以某一经济现象来论说其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各种变化.新发现的李大钊《茶贸易与蒙藏之关系》演讲记录稿,使我们看到李大钊是怎样通过对茶叶贸易这一典型个案分析,将其对于社会生活影响做出了全面、精彩的陈述.
关 键 词 ：李大钊 ； 演讲稿； 《茶贸易与蒙藏之关系》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X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2-0193-02
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 年第1 期（总第225期）第60—62页,作者张建军以《新发现的李大钊一篇讲演稿及其解读》全文刊登了李大钊的《茶贸易与蒙藏之关系》演讲记录稿.这是该文作者查证、研究《盛京时报》时,对李大钊散佚文献资料的新发现,为我们全面研究李大钊的经济思想提供了帮助.
这篇讲演稿,署名李守常,投稿于《盛京时报》1923 年12月7日、8日第7版.这是一篇经听众整理的李大钊的演讲记录稿,全文1 721字,未经李大钊修改润色,文中还有一些错别字和疏漏.其中内容对茶叶贸易这一经济现象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一、揭示出传统的经济活动中的物流思想
茶叶贸易与蒙藏民族关系密切,历史悠久,研究这一经济现象通常我们会说,这是由于蒙藏民族的生活中,对茶叶需要的迫切,也是汉族经济生活中输出茶以进行商品交换、发展对外贸易.对此,李大钊在文中归纳为四点：“一、塞外民族需茶甚切；二、茶富于保存性及搬运性,将茶制成砖,可以当做货币用,流行甚远；三、塞外民族与汉民族接触,故容易发生关系；四、汉民族亦努力输于塞外.”[1]李大钊明确地提出茶“物流”的主要要求：为满足蒙藏民族对茶的需求,茶的运输、储存、保管、包装、流通加工等活动,甚至可以以茶砖作为货币来参与交换,以最低成本,通过运输,实现茶由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在李大钊的归纳总结中,可以看到中国古老的茶叶贸易,恰恰反映了传统的经济活动中物流思想的雏形.
二、从营养均衡的角度来阐述茶叶贸易的重要性
文章在讲述关于蒙藏民族生活中何以对茶叶需要迫切时,李大钊强调指出,是由于“他们食的食品,都偏于动物性的食品,使保健温量的摄取困难,又易生坏血病,因此需茶甚切,为之调剂.”接着他援引了《宋史·职官志》：“元符末,程之邵言,戎俗食肉饮酪,故茶贵而病于难得.” 和《明史·食货志》：“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 李大钊的这次讲演是在1923年,人类对坏血病的认识直到1911年医学界才明确认定坏血病是由于缺乏维生素C（又称抗坏血酸）产生,所以,李大钊指出蒙藏民族的饮食习惯容易引发坏血病,饮茶有助于预防坏血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知道,茶里面含有600多种化合物,一类是人类必需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等；一类是药用成份：茶多酚,光纤化合物等,目前已经测出11种茶多酚衍生物.而在藏族日常饮食中,通常以牛羊肉奶及奶制品为主,粮食以青稞为主,膳食结构中最欠缺帮助消化的饮料.茶的芳香族化合物能溶解脂肪,有助于消化肉奶类食物,使得藏族人民接触到茶,即被它的芳香和助消化功能所吸引.高原的气压较低,喝茶还可以增强血管的抗压能力.把茶砖砸开后放入水壶,加清水煮沸后,加入食盐、牛奶、羊奶或酥油,制成酥油茶.一日三餐,家庭主妇每日都要准备这种奶茶.同样,蒙古族人民喜欢喝砖茶,制成奶茶上桌时,还要搭配奶皮、奶豆腐等茶点.李大钊从营养均衡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茶叶在蒙藏民族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由此论述了茶叶贸易在中国各个朝代都能够与蒙藏之间得以发展的缘由.
1.《宋史·职官志》引文为：“元符末,程之邵言,戎俗食肉饮酪,故茶贵而病于难得.”原文见《宋史》第一百二十、职官七：“元符末,程之邵召对,徽宗询以马政,之邵言：‘戎俗食肉饮酪,故贵茶,而病于难得,原禁沿边鬻茶,专以蜀产易上乘.’诏可.未几,获马万匹.”
2.《明史·食货志》引文为“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因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易马法,用治氏戎.”原文见《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茶法》：“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
三、茶叶贸易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茶叶贸易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的中国商人是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在与蒙古毗邻的边境,向土耳其输出茶叶.隋唐时期,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特别是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茶叶以茶马交易的方式,向西经回纥（维吾尔族祖先）、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及阿拉伯等国输送,向北是通过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国及欧洲各国.
关于“汉民族何以输茶与塞外民族”,李大钊讲了四点：（1）裕财用,政府专卖课茶税于茶商；（2）充实军马及农马；（3）促茶叶的发达；（4）坚结外族的隶属关系.其结果可“使其不得与第三民族接触,于是汉民族可以与塞外民族感情融洽,且因其仰给于我,亦可以控制他.”在这里[1],李大钊阐明了茶贸易对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促进茶叶发展、巩固民族关系的作用,并明显地把“以茶易马”的关系作为一个方面提了出来.因为随着茶叶贸易的发展,以茶代绢,目的是为了缓解绢马贸易的沉重负担；而把重点放在对边疆民族的融洽和掌控方面,以解说政府何以对茶叶实行专卖,不予开放,并严禁茶商进行私自交易.从而引发出茶贸易的效力有影响于政治、文化、经济三类事实.即“（甲）政治的：（1）补充军马充实国防；（2）藉此控制外族.（乙）文化的：（1）播传汉民族之文化；（2）示恩于塞外民族.（丙）经济的：（1）裕国用；（2） 厚民业,茶叶可发展,农马可充足；（3）发达金融.”[1]这就深入分析了茶叶贸易对蒙、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影响,当然这只是“利”的方面；在“弊”的方面也有：“（1）招番人之侵入；（2） 倘一旦其他供给茶的国出现,则藩属的关系动摇.”的实[1]际危害. 那么,茶叶贸易对边疆民族“利”、“弊”如何呢?李大钊则指出了“利”在于：“（甲）政治的：引起其南进的雄心,扩充自己民族的政治势力.（乙）文化的：（1）调剂偏食动物性食品的弊害,减少坏血病,增进民族的增殖幸福；（2）接触中国文化,增大开明的机会.（丙）经济的：增进马业.”[1]而“弊”则在于：“（甲）政治的：（1）充实中国的军备,危及自己的国防；（2） 依茶贸易的办法,受制于中国,失民族经济之独立,在政治上成了中国的隶属；（3） 茶缺乏,则不得不诉之武力.（乙）文化的：增大为中国文化的征服的机会.（丙）经济的：破坏民族经济的独立.”从而[1]进一步印证了社会上政治、法制、、哲学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的论说.
四、茶叶贸易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地位的变化
历史上物质生活化最快的是经济现象,经济现象发展变化是历史上根本性物质变化.茶贸易同样是动态发展变化的.李大钊在讲演的最后分析了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现状,“蒙古方面,农耕渐盛,交易发达,易得植物性的食品,茶渐失其必要性”.而茶的输出,不再由政府专管,而是由中国商人及俄国商人等由海参崴,经中东及西伯利亚两路,分配于蒙人,“于是由政府专卖茶之事实,遂遭打破,且由中蒙关系移而为俄蒙关系.”[1]西藏方面,1896年,英人从中国将茶株引入印度,采用种植园管理、机械化生产和先进运输,用印茶仿制西藏饮用的砖茶,并利用不平等条约向清政府施压,获得向西藏输茶,加之印度茶价低廉,遂逐渐占据西藏茶市,“1906年,驻藏大臣报告：‘由江孜商埠输入西藏的印茶,使四川茶商的损失甚巨,不下百万两’.” 因此,李大钊说：“西藏方面茶的贸易,我国又支持不住了.” 从而得出中国的茶叶贸易原有的政府专卖局面的被打破,中国茶市场被英、俄帝国主义所逐步占领的结论.
这篇演讲是很有针对性的.经查证：在李大钊此次演讲之后的两年,即1925年左右,印度茶已经占据了西藏茶市场的大部分,李大钊在1923年的演讲中所预料的中国茶叶贸易的发展趋势是十分正确的.这是在李大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之后,进一步提出了以经济现象为中心考察社会变革,指出了经济生活是一切社会生活的根本条件,“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惟一的物质的要件.”[2]李大钊就是这样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具体而生动地贯彻在对茶叶贸易与蒙藏之关系的论说之中.
“一九○六年,驻藏大臣报告”,驻藏大臣联豫,字建候,满州正黄旗人,曾跟随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等国.光绪三十年三月（1906年4月）派为驻藏帮办,十二月补授驻藏大臣.任期内编练新军,改官制,铸银元,举办汉文藏文传习所、印书局、初级小学、武备学堂、白话报馆等,有利西藏发展.任期至宣统三年十二月（1912年2月）.为清代最后一员驻藏大臣.见民族学院图书馆编《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
尽管这只是李大钊一次演讲时听众的记录稿,但该篇文字整体上思路明晰,论说有据,可以反映出李大钊以事实讲道理的论说风格.他并在最后指出,“今天所讲,不过是一点零星的资料贡献于诸君.”“诸君学习商业,能细心研究,用经济的历史,解释的态度,可以得到圆满的结果,望诸君努力研究.”这正反映出李大钊对在学的青年人寄予的期待和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