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叶立文,1973年10月生于甘肃陇南.1991年考入武汉大学,先后获得史学学士、文学硕士和文学博士学位,2001年留校任教.自2008年起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湖北省文联批评家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青年评论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2011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以思潮史研究的架构切入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对于先锋小说的启蒙叙事和文体转变进行了深入研究,代表作有专著《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二是关注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历史.通过考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介绍、阐释和翻译等传播活动,还原与厘清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合法化进程.代表作有专著《“误读”的方法——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迄今已在《文学评论》、《天津社会科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外国文学研究》、《小说评论》、《文学教育》等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教育部211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主编有《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中国现当代小说名作导读》等书.曾获第五届湖北文艺论文奖二等奖、第六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六届湖北文艺论文奖一等奖、第七届湖北文艺论文二等奖等奖项.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学界有关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便从未停止.尽管当代文学能否成史迄今仍存有争议,但通过对文学现象的删繁就简,当今的文学史家业却已然构筑起了一个相对自足和稳定的文学谱系,并以评论、专著和教材的形式重构了我们关于当代文学的基本知识.然而,经由文学史写作所建立起来的文学谱系,能否恰切反映历史的真实?它是否真如文学史家所言,是“一个连续性的文学链条”?事实上,当我们在今天重新检视中国当代文学史时,就会发现这种“连续性的文学链条”仅仅还原和解释了文学史事实的某个侧面,而潜隐于文学潮流之外的种种边缘话语,却均在当下的文学史叙述中付之阙如.那么,文学史家究竟是基于一种怎样的理论认知建构起了当代文学的文学谱系?
一
在解释当代文学的历史流变时,文学史家通常认为,一种文学潮流的兴起是此前各种文学流派和思潮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潮流之间,始终存有一种或隐或显的连续性线索.基于这一认识,他们确信任何一种文学潮流皆有其谱系学意义上的源头,“从文学到文学”的阐释框架庶足以解答某种文学现象的历史由来.这显然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历史观.本质主义者相信任何事物都具有惟一性的永恒本质,现象本身只不过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入本质的途径,而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惟一本质,则是本质主义者的天然使命.有鉴于此,作为本质主义者的文学史家,在对文学现象的观察中便具有了一种整体性的文学史观,他们对于文学本质（文学规律）的提炼,即表现为对文学史中连续性概念的寻求,其结果便是对纷繁芜杂的文学史现象进行了某种规律性的整合.但问题在于,这种以先验的本质主义思维整合文学现象的做法,却不幸印证了反本质主义者的某种真知灼见,即“小说根据虚构的事实描写真实,历史搜集事实组合虚构”.与小说家对真实的寻求不同,文学史家并不缺乏对各类史料的知识考古,但在总结和提炼规律的过程中,作为本质主义者的文学史家便会暴露出虚构文学谱系的叙述意图.关于这一点,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有具体说明,他认为“历史的首要任务等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订文献,即：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体系、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历史（文学史）写作成为历史学家（文学史家）对文献的“组织”与“分配”.这其中自然有着历史学家（文学史家）作为一个本质主义者所特有的思想迷思,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代文学史写作已在事实上构筑起了一个以文学谱系学为表征的文学史神话.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文学史中的那些连续性概念,“不连续性的概念”反而“在历史学科中占据了显要位置.”恰如某些论者所言,倘若沉迷于以时间为线索的现代性整体叙述中,诸如八十年代文学之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会被简单处理：“在这样的叙述中,汪曾祺的小说常常必须‘单列’；高晓声‘陈奂生系列’之外的小说就不被重视；如果只把韩少功、王安忆、贾平凹的小说归属到‘寻根文学’,他们的非‘寻根’创作也常常被忽略.”类似的不连续性显然会破坏文学史家精心构建的文学谱系.实际上,为了使事件的连续性显现出来,文学史家会主动回避、抑制和消除那些不连续性概念.汪曾祺等小说家在文学史中的暧昧身份,只不过是文学史家对于史料进行“组织”和“分配”的结果.而对文学史家来说,再没有什么比反本质主义者的挑战更加令人痛心的事了：因为反本质主义者对历史边缘性话语（如不连续性概念）的重视,必将摧毁他们构筑起来的文学谱系.而文学谱系学这一“历史形式”,又偏偏在文学史家眼中是“历史”本身的代名词——在本质主义的迷思中,文学史家也许并不关心“史实”这一历史内核,反倒对文学谱系学这一“形式”念念不忘.倘若这一历史形式被抹杀,那么也就意味着一个由文学史家组合而成的知识共同体面临解体,毕竟反本质主义的文学史观,势必会釜底抽薪般地揭示出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某种“虚构”本质.那么,这一知识共同体究竟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它对当代文学史事实进行组合虚构的叙述意图又具有怎样的理论考量?
二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新启蒙运动的逐步兴盛,在当代文学研究界也出现了一个以历史批判为主旨的“启蒙共同体”,其成员关于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大多都倾向于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反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主观的启蒙诉求,八十年代的文学史家在描述当代文学的基本知识时,往往以启蒙主义的激进风格展开论述,隐含其间的知识分子主体性意识,以及学术之外的思想追求,无疑会在涤荡文化专制主义的过程中,模糊、歪曲甚至是篡改了当代文学的知识建构.对他们而言,求善的启蒙诉求似乎远大于求真的知识学原则.为改变这一学风,一些研究者适时提出了“纯文学”的概念.“纯文学”的提出,与学界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有着直接关联.如何将文学从知识的谱系中单列出来,如何在文学史内部寻求当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已经成为了一批学院派文学史家的共同目标.在他们看来,当代文学已经深陷各类知识的包围,只有在与其它知识的不断区分中,只有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分析和建构文学自身的知识谱系,“纯文学”才有可能被表述出来.确切地说,这种理论期待其实已经隐含了八十年代文学史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某种现代性焦虑.在经历了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之后,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界迫切需要一种科学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希望通过本质主义的科学概括,提炼出当代文学的历史规律.倘若真能寻求到这一规律,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就不再是一个从属于政治或历史的文化附属品,它会因为这种内在的规律性特征而独立于其它知识,并且在一种自足的文学谱系中获得当代文学学科的合法性品格.由是观之,不论是“纯文学”概念的提出,还是对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现代性焦虑,均能证明文学史家已经具备了某种相似的文学史观,由此形成的知识共同体,自会在“组织”与“分配”文学史材料的同时,发挥其构筑文学谱系学的叙事意图.
从时间上来看,当代文学界这一知识共同体的形成大致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个知识共同体的哲学基础是本质主义,方法论兼具社会学和文学谱系学,同时也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等同于文学的学科合法性问题.在这一知识共同体中,作为当代文学史写作中最具影响力的几位文学史家,洪子诚、於可训和陈思和诸位先生将其文学史观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书中予以了详尽表述.尽管这些论著对文学史材料的理解、对作家作品的阐释均代表了当前文学史写作的最高成就,但毋庸讳言的是,其文学史观却受到了本质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他们描画的文学谱系中,中国当代文学成为了一条绵延不断的历史河流,即便是某些断裂的文学现象,也能在他们的整体性叙述中寻求到历史源头.文学史家的写作,与其说是为了再现奔腾不息的文学主流,倒不如说是对文学河床的重建.那些边缘性的文学支流,以及诸多不连续性的文学潜流,也只能在他们预设的文学河床中各寻其道.
以八十年代的小说史为例,在这一知识共同体对各类创作现象进行“组合”与“分配”的整体性叙述中,八十年代小说的文学谱系已具有了一种独立于其它知识的现代性品格.伤痕、反思、寻根直至先锋小说的文学谱系,不仅串联起了当代小说的历史主流,而且也在现代性的时间叙事中自成一脉.在这一文学谱系中,伤痕小说的兴起,是新时期初中国作家“”记忆的整体呈现,也是“五四”新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而反思小说的缘起,则是伤痕小说家愤怒情绪的理性升华；至于寻根小说,无疑得益于此前反思小说对文化问题的持续叩询.相较之下,在解释先锋小说这一明显断裂的文学潮流时,文学史家对其历史源头的追溯便显得十分谨慎,但不论是现实主义文学多元论,还是文学现代性的实验论,都不能掩盖这一知识共同体的整体性文学史观.他们确信,正是因为此前小说潮流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反拨,才在文学内部催生了一种非政治化、反理想主义和反英雄主义的现代性文化,而这种现代性文化既促成了先锋小说的出现,也预设了先锋小说的美学风格.就此而言,先锋小说的形成恰是自伤痕小说以来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的结果,这一文学潮流与文学史家“预期的‘世界化文学’的想象是一致的.”基于这一认识,文学史家在讨论先锋小说的现代主义因素时,便格外看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因为只有彰显这一异域文学的影响力,才能充分提炼出八十年代小说致力于追求文学现代性的历史规律,也唯有这一规律,才能构筑起从“伤痕”到“先锋”这一八十年代的文学谱系.
三
但问题在于,文学史家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先锋小说之间影响关系的考察,却因为对“现代性”历史规律的过度耽溺,以及从“文学到文学”的谱系学考量,从而忽略了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播这一文学活动中知识分子的主体性问题.倘若深入追究先锋小说的缘起,就能发现这样一个显在的文学史实：因特定历史环境及自身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制约,当代先锋作家在学习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时并不能直接切入“西方”语境,他们的学习过程,基本上依赖于一批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翻译、阐释和评价.正是这些知识分子通过大量的译介与评述性文本,才将现代主义文学的知识“播撒”至了中国当代文学界.他们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主题范型的阐述,对其历史批判意识的整合,以及艺术形式的归纳,无不建立在自身的主体性意识之上.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惯有的实用理性精神,使他们在讨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在品格时,往往重视其与中国现实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至于现代主义文学所蕴含的普世性存在价值等命题,却未被纳入新时期初这些现代主义文学传播者们的研究视域.这种在实用理性精神指导下的中国式误读,无疑深刻影响了当代先锋作家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认识水平.受此影响,在当代先锋作家笔下,对“”创伤、历史批判及国民性改造等具体中国问题的叙述,远大于对人类普世性价值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规约了先锋作家的形式实验.一个极端的例子,便是《百年孤独》中译本对先锋小说的影响,那段“多年以后等”的翻译方式,因其对时间意识的自由表达而深受先锋作家的青睐,于是相应的句式便频频出现于莫言、李锐以及余华等先锋作家笔下.这说明对于当代先锋作家而言,柳鸣九、袁可嘉、王佐良等外国文学研究专家的影响力丝毫不逊色于萨特、卡夫卡或马尔克斯等外国现代派作家.
然而,在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写作中,上述与知识分子主体性问题相关的研究领域却并未完全进入文学史家的写作范畴.对于他们而言,倘若承认现代主义文学传播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塑形”作用,就等于瓦解了他们业已构筑而成的“从文学到文学”的文学谱系,也会再度使中国当代文学混淆于其它学科.一旦先锋小说的知识来源逾越了“当代文学”这一整体性的文学谱系,那么就会动摇这个知识共同体的权力根基——毕竟过度的跨学科研究,势必会影响当代文学的学科规范性.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论及知识分子的主体性问题时说：“就大陆知识界的状况而言,这几年里有关学科规范化的讨论进展得很快,但是根本性的问题,也就是情报的搬运和情报的处理之间的关系以及主体性的存在方式问题,却没有进入学科规范化讨论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最容易建立的是‘伪规范’.在形式上规范化了,在实际上却不过是某种寄生而已.”尽管沟口雄三的这番言论是针对九十年代中国学界的知识共同体而发,但却同样适用于当代文学的研究界.倘若遗忘文学之外的边缘性话语,以及在“文学活动”中的知识分子主体性问题,那么当代文学界的这个知识共同体就会在追求学科合法性、建构学术规范的过程中遗忘“文学史”自身.说到底,是“文学史”的“史实”,而非“文学谱系学”的“形式”,才真正构成了文学史的主要内容.